王耀成
初闻“宁波帮是‘中国的犹太商’”这句赞誉，虽则以喜，但不知语出何典，翻了很多书，终于不知其所。失望之余，以为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无实据的。犹太人以善于经商闻名世界，从《圣经》到许多商业经典都记述着这个奇异民族的经商典范。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恐怕还是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的那个犹太商人。
《威尼斯商人》的剧情围绕着这样一个故事展开：犹太商人夏洛克借给了安东尼奥3000块钱，并且约定：如果到期不还，则割取对方胸脯上的一磅肉。果然，安东尼奥不能按时还钱，朋友们想了种种办法与夏洛克调解不成，最后对簿公堂，夏洛克坚持非要割取那一磅白肉不可。莎士比亚以其丰富生动的情节和精妙的戏剧语言，塑造了一个高利贷者的不朽典型。剧中的夏洛克虽然是一个反面人物，但是已经惟妙惟肖地展示了犹太人的精明和智慧。当然，夏洛克并不能作为犹太商人的代表，因为，世界上的犹太人和犹太商实在是很优秀的。
其实就经商而言，同样优秀的还有中国人，梁启超就这么认为。梁曾经为李鸿章写过一个传记，题为《李文忠公事略》。李鸿章一生办过的大事可谓不少，择其要者有三：一曰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二曰办外交，三日办商务。其他不论，梁启超说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原因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官督商办”。
在梁启超看来，商旅之事“官督”和官办都是弄不好的，应该放手让民间自由发展。梁启超的说法不无道理。官有官责，商有商道，官只要管好你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情就可以了。用现在的话说，“领导就是服务”，你只要做好你的服务。“在商言商”，商旅之事就让商人自己按照商道规律去办好了，何必要你管得那么宽？何况你又管不好。在中国的文字里，“官”字多义，既指官员、官方，也指公家的、公共的。许多事情，凡一沾上“官”字便弄不好，或者效率低下，或者百弊丛生。记得我们乡间有一句俗话：“吃官饭，打官鼓，官鼓破了无人补。”——老百姓真是伟大，一句话说尽了一个“官”字的弊端。
梁启超接着上面的话说：“中国人实在最长于商业，如有天授，只要国家制定法律，开通道路，保护利权，国富可立而待之。”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这后一层意思，已经为我们改革开放短短的历史所证明：只要国家门户开放，只要国家为老百姓“保驾护航”，的确“国富可立而待之”。这前一层意思，梁启超说中国人经商“如有天授”，可谓一语中的。梁启超的观点，得到了美国一位市场学家的认同，他认为世界上有两大“优商民族”——除了犹太商以外，还有华商。不过，他也指出了这两大优商民族的差异之处。他说：如果一个犹太人开了一家餐馆，另一个犹太人肯定不会再开，他会紧挨着餐馆开一个停车场或修车场，与餐馆配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这叫“求异经营”。而华人则不然，若一个中国人在街上开了家洗衣店，另一个中国人会紧挨着也开一个，于是乎一夜之间开成了“洗衣一条街”，这叫“求同经营”，或者叫“规模效应”。求同也好，求异也罢，结果是中国人和犹太人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但是，上面举的例子，只是说明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是“优商民族”，并不能作为“宁波帮是‘中国的犹太商’”的根据。直到1995年我们发起成立了“海外宁波人研究会”，我的朋友、时任宁波市教委办公室主任的孔玮玮送给我两册沙香莲女士主编的《中国民族性》，在那发黄的纸页里，我们终于喜出望外地找到了直接把宁波人和犹太人相提并论的例证。
19世纪，德国有个地质学家名叫利希霍芬（F·F·Richthofen），他于1861年首次来华，1868-1872年再度来华。后来得到上海英国商会赞助，在中国内地作了7次考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在中国旅行，最早涉足也是接触最多的地区是中国东南部。利希霍芬得出结论说：“正如中国人是好劳力一样，中国人作为商人也有出色的才干……利欲之念是中国人普遍属性，‘买卖’是他们生活的最大乐趣。”
而且，他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在讲到浙江人时这样写道：
“浙江省人，由杂种多样的人组成……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宁波人。宁波人在勤奋、奋斗努力、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
“宁波人是浙江人中的特殊分子，宁波人在上海的势力很大，船夫、水手的大部分都是宁波苦力，宁波出身的男佣正驱逐着广东出生的。然而势力更大的是买卖人，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广东商人作为大商人，要求和欧洲人一样的价格，而宁波商人则更看重小的、零碎的利润。宁波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宁波北部的慈溪人。”(www.xing528.com)
原来这就是宁波人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的由来！我于是非常得意地把这段话引在了《赵安中传》的卷首。《赵传》印行了4万1千册，利希霍芬的这段经典名言（起码对宁波来说是如此）也就广为流传，且被许多研究者转引，但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出处。
至于这个德国地质学家说得对不对，我想130多年来的“宁波帮”的表现已经足够证明。不过，我想宁波不过，一路研究下去，我又有了新的发现。1890年在上海出版的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所著《中国人的性格》，在第17章“能忍且韧”中这样写道：
“谈到已故的格兰特将军，他在环球旅行回来时，有人问他，他所见到的事情中，最出乎意料的是什么，他立即回答说，他所看到的最奇怪的事是一个中国小商贩凭着自己强劲的竞争力战败了一个犹太人。”
格兰特将军是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的著名统帅，他率领北军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转败为胜，赢得了这场解放黑奴和挽救国家于分裂边缘的战争的最后胜利，其后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在史密斯所说的那次“环球旅行”中，格兰特于1879年访问日本时顺路也到过中国，李鸿章热请款待了他，目的是想请他说服日本人在中日琉球争端上做些让步。
这个美国总统到达日本后是如何“为中国人说话”的没有记载，被历史记载下来的倒是他从日本给李鸿章写来了一封信，信中除对日本惊人的新气象大加渲染，且预言此时中日之差距将使“日本以一万劲旅”“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为此，美国总统力劝清国总理李鸿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具体的办法就是“取用西法，广行通商”，如是，则“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自然，李鸿章没有也不可能照美国总统开的药方去做，而在其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果然惨败，不幸被格兰特言中。中国既有如此“优商民族”
而不能主动与各国“广行通商”，从中取利，岂不令人感慨唏嘘？
——对不起，有些扯远了，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吧。可爱的史密斯先生在引用了格兰特的话后，就此议论道：“这件事的确意义重大。犹太人的品格至今已为人熟知，他们卓有成就，令人惊叹，但犹太人毕竟只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而中国人则在世界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那个被中国人战败的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没有本质的不同，而那个成功的中国人与其他数百万的中国人肯也无本质的差别。因此，若其他中国人会与犹太人竞争，除了竞争者的身份不同外，竞争的结果也许没什么两样”
这后一句话特别值得玩味。什么意思呢？史密斯先生的言外之意是说：
如果一个宁波人有机会与犹太人竞争，照样也是可以把犹太人打败的！
顺便说一句：亚瑟亨史密斯所著《中国人的性格》向为中外学者所注目，也特别为鲁迅所看重。而我们现在要感谢史密斯先生的是：他给了宁波人一次打败犹太人的机会。虽则，只是一次虚拟的“商战”，只是鲁迅先生的“精神胜利法”之属。
（本文作者系宁波市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宁波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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