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策略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以中高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全社会都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新常态”也将是中国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样要直面“新常态”带来的新挑战、新变化。总体上说，民营经济的发展将进入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期。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民营经济发展在理论依据、法律保障、政策支持等方面不存在任何障碍，结构调整与优化，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要依靠民营经济；以负面清单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政府管理经济方式方法的变革将使民营经济直接受益；国有经济深化改革也为民营经济参与垄断行业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外资经济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垄断利润减少的条件下可能出现部分退出中国市场、弱化对华产业控制态势，而不断发酵的国外大公司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各种“门”也在事实上颠覆了发达国家企业编撰的神话故事。这无疑都对中国民营经济的成长、壮大有利。中国民营经济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乘势而上，加快发展。政府管理和全社会则要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新常态”下民营经济发展路径应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做出努力。

第一，微观层面，民营企业的发展亟待自我超越。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民营经济发展困境首先源于民营经济自身。为此，一是要不断提高民营企业自身素质和实力，在企业信仰、企业理念、研究开发与技术进步、品牌孵化、精细精准生产服务、产品质量与安全、企业组织管理等方面学习借鉴外资企业先进经验，在“中国制造业2025”“互联网+”战略实施过程中做大做强，在与外资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能够浴火重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赢得全世界尊重的目光。希望寄托于中国民营经济。仔细观察经济生活中民营企业存在并且比较活跃的领域可以发现，许多民营企业的所谓困境实际是“咎由自取”：许多民营企业主素质低下，对持之以恒做好产品和服务，特别是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精力投放明显不足，而对于官商勾结、利用政策谋取暴利却乐此不疲，许多官员腐败案例中都有民营企业的身影；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的家族性特征明显，劳资矛盾尖锐，风险控制能力较弱；由于缺乏企业信仰，一些民营企业的机会主义及短期行为特征明显，仍然是假冒伪劣行为的重灾区，等等。二是民营企业家应该充分认知国情与世情，提升战略思维能力。例如，关于国有经济及国有企业的认知，希望民营经济应该看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标识，国有经济承载全民福祉。在当代的全球博弈中，国有企业说到底是国家企划事业，涉及中国的“身家性命”，国有经济作用空间及其存在的领域几乎是后发国家和若干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共同的情形。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国有经济的全面深化改革，国有经济应该而且必须重塑形象扮演好其应该扮演好的角色，并为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全社会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基于这样的战略思维，民营经济应该在内省的基础上选择与国有经济合作共赢，而不是“嫁祸于人”把“账”算在国有经济的头上。只有这样才能在国有经济、外资经济、民营经济的“三国演义”中自我壮大。目前，按照全面深化改革部署，传统上一直由国有经济控制的自然垄断行业及资源垄断领域将吸引民营经济以包括公私合作（PPP）在内的多种混合所有制形式进入。这对于中国民营经济而言应该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但有的民营企业家在公开场合宣称，“让我参与没兴趣，你得让我控制我才来”。这无意间暴露了民营企业的狭隘和“妄念”。更多的民营企业则表现出恐惧和观望，视之为畏途甚至“陷阱”。犹疑、犹豫中如果外资经济捷足先登，中国民营经济可能会再次丧失一次重要机遇。

第二，在中观即产业层面，民营经济的发展亟待转变发展方式。一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民营企业跟随式的产业结构调整，找准产业发展的定位。例如，利用全球经济调整，民营经济应该以自身的积累，主动参与跨国企业并购，在国内技术相对落后而并购目标企业技术非常先进的领域率先取得突破。而在跨国并购方面，民营经济在境外很少受到相应的限制，完全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控制国外产业方面取得进展。二是在一些新兴的、初始投资不大、能够“弯道超车”的行业，如“互联网+”战略相关领域，民营经济完全可以利用体制机制的优势，加快发展。三是在一些国内人工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提高因而需要逐渐退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民营企业可以逐步把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专司研发与销售环节，加快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四是在已经取得技术领先地位的行业，民营经济应该进一步夯实已有的基础，为可持续发展赢得长期竞争优势做好准备。五是在已经具有某种竞争优势的传统服务业，民营企业应该不断提升业态水准和服务质量，在国内排浪型模仿式消费向个性化、差异化消费浪潮转变的过程中，站稳脚跟，赢得市场。六是在利益空间日益变窄、风险增大的传统领域，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混合多角化，向上游、下游及其他相关领域延伸触角，增强获利能力，防范风险。七是在资源及城市公用事业领域，利用国有经济相邀助力的机会，通过混合所有制形式积极参与其中，分享基础设施发展红利，防止外资先行一步而造成新的被动，等等。另外，在很多领域中民营企业多而不强，过度竞争的状况十分明显。民营企业要善于通过并购重组、行业协调，主动整合供给与需求、产业与市场的关系，规避过度竞争引发的产能过剩弊病。

第三，在宏观层面，民营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政府进一步完善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虽然关于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如“铁门”“弹簧门”“玻璃门”的比喻合适与否仍需讨论，但不得不承认，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方面确有值得反思之处。例如，一些地方为了吸引外资，给予外国投资者各种优惠政策，使其获得民营经济不敢奢望的超国民待遇，这造成内外资竞争从起点开始就是不公平的。某些地方政府的公务人员“无利不起早”“钓鱼执法”，过度监管与行政不作为飘忽不定，对民营经济发展确实造成了损害，也导致许多民营企业主对党和政府形象的评价负面，甚至心生“怨恨”。如果说国有经济是“富国”经济，外资经济是以市场换技术的经济（当然，以市场换技术成功与否仍可进一步讨论），而民营经济是“民生”经济、“富民”经济，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应该像重视国有经济一样重视民营经济，像曾经特别支持外资经济一样更加特别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此，一是针对多而不强这一民营经济发展的软肋，加大对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和财政补贴，进一步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推动民营企业产业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利用税收制度，以贴息、补助等手段，鼓励与支持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二是深化政府自身改革，提高公务员素质，坚决清理和取消对民营企业的不合理收费和诸多限制。三是加强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民营企业信贷考核体系，建立民营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民营企业贷款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制度等等。四是运用宏观调控政策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例如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通过财税、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规范民营企业收入，适当减少民营企业税收负担，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在货币政策方面，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完善融资体制，推动正式融资和非正式融资并举；在收入政策方面应该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建立工资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的收入分配机制；在社会保障方面，要进一步去除保障差异，创建一个平等的就业环境，支持高质量人才流向民营企业。五是在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借助于混合所有制的各种形式吸引民营经济进入某些国有垄断行业，在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增加有效供给的同时，增加民营经济的盈利能力。通过这些努力，应该有利于培育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对民族、国家的忠诚，稳定其对未来的预期，使其立足于中国做好企业、产品和服务，而不是“用脚投票”，在达到一定资产规模以后选择资本逃逸，投资移民海外（目前这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不采取措施任其蔓延，后果严重）。

（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6期；谢地，张旺鉴）

【注释】

[1]曹宗平：《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解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2]时卫干：《外资角色再审视》，《南风窗》2006年第17期。

[3]雷振宁：《2014年汽车销量排行榜独家解读，自主继续没落》，车主之家网2015年1月28日。(www.xing528.com)

[4]黄树东：《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5]刘迎秋、刘霞辉：《中国非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三十年：成就、经验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1期。

[6]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上），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7]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上），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

[8]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下），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页。

[9]谢地：《中国民营企业品牌建设报告（2014）》，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1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182页。

[11]谢地：《中国民营企业品牌建设报告（2014）》，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