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全景宏观和个体微观的国族叙事

（一）“大事不虚”的全景叙事

《觉醒年代》的编剧龙平平是一位有着30多年学术积淀的党史研究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他始终秉持的是“大事不虚”的唯物主义史观，历时六载，数易其稿，最后以剧作建构起从1915年至1921年风云激荡的六年革命历史脉络。《觉醒年代》讲述的这段历史是李鸿章所述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为了觉醒、独立、崛起而遭遇的苦难之深重、牺牲之巨大、过程之曲折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电视剧以北京大学及其相关人物事件作为叙事中心，完成了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三个有着内在关联的主体历史事件的线性叙事和影像书写，并以更为全景宏观的视角去展现“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护法运动、巴黎和会等政治事件和时代概貌，层层铺垫，为电视剧观众展现了一幅积贫积弱的民国图景，清晰勾勒出建党的历史必然性逻辑：正是处在历史的“至暗时刻”，建立一个引导和带动中国民众“觉醒”并奋起反抗的伟大政党，才显得如此迫切而重要。就如陈独秀的慷慨陈词——“这最后的觉悟就是要换脑子，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来塑造新一代青年，来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电视剧也始终围绕着“觉醒”这一主题，展示了特定革命年代里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青年学生的觉醒以及劳动工人的觉醒。电视剧对“觉醒年代”的全景展示并不是轮廓式的笼统概括，而是把这个历史年代的错综复杂的各方政治势力图景掰开了、揉碎了，细致多维地刻画描摹，借此“深度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与思想文化逻辑”^[6]。比如五四运动中的新文化倡导者和守旧派学者两大阵营的冲突以及两个阵营中存在的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理念的差异性，都被一一展现；在巴黎和谈中，国内外多元错杂的政治势力、政界和民间不同的叙事空间体系都得到精准梳理、描绘，使观众能更深入了解“觉醒年代”的时代风貌和历史特征。

在对“觉醒年代”的宏观全景叙述中，电视剧创新性地改变了核心事件的结构策略。关于建党题材的新主流影视剧创作一般更多聚焦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召开这个核心事件，正面描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而《觉醒年代》以90%的篇幅全面展现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两个历史事件，正是因为二者与“中共创建”之间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的必然联系，如编剧龙平平所述，“这两件大事说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缘由和脉络就廓清了，党的成立也就水到渠成了”。《觉醒年代》的创作意图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代背景的全景式铺陈，引导观众探究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原因及其历史必然性。

《觉醒年代》中观层面叙事的基点落在《新青年》杂志及发表在杂志上的一篇篇振聋发聩、思想深刻、包含爱国热情的文章。《新青年》杂志的办刊核心人物都是北京大学师生，《新青年》杂志自然与北京大学有着紧密的关联，刊物里的文章常常被呈现在影像文本中的北大课堂上，《新青年》中激扬的文字、激荡的思想被形象转码为三尺讲台上的妙语连珠、唇枪舌剑，影响了屏幕里的北大青年学子，也极大地鼓舞了屏幕外的当代青年观众，清晰地再现了觉醒年代革命知识分子和新青年们思想碰撞的火花和斗争意识流变的轨迹。

《觉醒年代》通过宏观全景式的叙事架构，史诗般地清晰展现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格局，为电视剧的核心事件和关键情节的展开提供了合理性叙事动力的同时，也成为作品中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等角色的成长和认知转变提供了内在动因。在国家危亡的局势下，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的感召下，创建文化觉醒团体“新民学会”，并逐步开始开展政治活动。他先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等政治活动的影响，由一个改良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李大钊面对当时的政治时局，不再对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在地化抱有幻想，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不惜一切代价死而后已。国家风雨飘摇，匹夫有责，陈独秀一反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满怀热忱地投入建党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中。《觉醒年代》中的这些新青年和爱国志士们，在国家危难之时，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以“觉醒年代”的赤诚点燃了当代青年的初心，吸引了大量“95后”“00后”年轻观众，在当代青年观众群体中引起了强烈集体情感共振，使新主流历史剧不断出圈，打破了传播壁垒，在回归历史的同时，也与当下发生了紧密的互文呼应。(www.xing528.com)

（二）“小事不拘”的个性化描摹

以史料记载为基础，《觉醒年代》采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历史题材创作原则和叙事策略。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对这段特定的历史年代做艺术化重现，在故事主线的人物、事件描述上均以史实依据，但是在情节微观处又不完全写实。通过想象性虚构，对文本细节进行合理化的艺术创作，使剧情鲜活生动、人物立体丰满，实现了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人文精神的妥洽统一，也实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有效提升了作品的观赏性和深刻性。《觉醒年代》中“小事不拘”的素材有些改编自史实，有些来自经典文学作品，有些是创作者基于生活真实性体验或叙事技巧范例的想象性虚构。例如在巴黎和谈段落，当中国使团向英、美、意三国求助遭到拒绝，三国的回复措辞一字不差，这样的戏剧性巧合设置强化了当时令人愤慨的“弱国无外交”的中国外交境况。又如史料记载，辜鸿铭曾经对他的学生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便是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现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在保皇。”而在《觉醒年代》中，这段话被放置在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宴请辜鸿铭的场景中，令他面对这些与建党伟业紧密关联的人物说出，使作品叙事节奏更为紧凑，同时，为了让对白台词更为通俗易懂，还将原话中的“文襄”（张之洞谥号）改为“香帅张之洞”；再如，在《新青年》编辑部门前的泥泞路上，陈独秀对醉酒的胡适说“前路坎坷、小心脚下”，向观众预示了二人的分道扬镳；陈独秀为儿子炒南瓜子，成心炒煳，因为儿子好这口；还有《新青年》的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家，其妻张君曼时常蒸包子，一屉屉包子热腾腾出笼，陈乔年等人狼吞虎咽吃包子的镜头带着扑面而来的“烟火气”促成了建党领袖和革命者“常人化”、立体化塑造等。通过“小事不拘”的艺术虚构及其影像呈现，《觉醒年代》汇集了民国文学大师们、建党领袖人物们等角色的大量生活细节，生动了情节，又鲜活了人物，使人物变得可亲、可信、可敬、可爱，消弭了历史人物与当代观众的距离，尤其受到大量年轻观众的追捧与喜爱，观众不需要仰视这些“历史权威”。

《觉醒年代》中还通过大量的物象语码隐喻彼时国人的生活状态和国家局势。比如开篇就出现了象征被奴役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负重骆驼，被陈延年放生后又爬上陈独秀演讲话筒的蚂蚁则暗示革命知识分子成为迷茫的“新青年”的人生引路人，还有代表井底之蛙的青蛙、被“牵着鼻子”的水牛、在地上挣扎的鲤鱼等，大量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象符号形象化地揭示了中国国民如在水火之中，灾难深重，也生动地表现了“新青年”们所欲涤荡的时局境况和“觉醒”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