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蓝图，要想实现它就要大胆地投资未来。香港的投资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投资组成。香港的私人投资、社会投资占比低于政府投资，因此民间投资对产业的拉动力量偏小。换句话说，在香港，政府每投1元钱，民间则只投0.8元钱。这说明鼓励创投和科研的信号或信息仍未传递出去，也未获得社会和市场的广泛认同。在新加坡，政府每投1元钱，民间就会投1.4元钱。在深圳，政府每投1元钱，民间就会投6.7元钱。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香港必须在这方面做出改变。
二是风险投资。深圳的风险投资超过新加坡，更远胜香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新加坡和深圳政府即使面对赤字也坚持投资科学和技术相关产业。而香港政府在每年有大量盈余的情况下，对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投资却明显不足。香港社会必须思考，政府的财政盈余是应该全民分红，还是投资未来的科技。
三是产业比例。香港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问题主要是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香港的研发投入总量只占GDP总量的0.7％，而新加坡的占比是2.1％，深圳的占比是3.5％～4％。在香港0.7％的研发投入中，有45％是社会投入，所以政府的研发投入只占GDP总量的0.385％。与香港相比，新加坡政府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0.84％，是香港的2.2倍。深圳政府的研发投入占比也比香港高，是香港的1.2倍，从整体上对科创产业形成了巨大的拉动力。
未来10年，香港政府应该带头增加研发投入。如果把政府投入从0.385％增加一倍，就会达到0.77％。政府投入的力度增加将给民间投资更多信心，可能拉动民间投入增加10％，达到55％。这样一来，预计在2022年，香港社会的研发总投入就可能会达到1.71％。在那以后，只要政府投入保持这个水平不变，民间投入也会稳中有升。
香港政府在科研投入上应该主动发挥带头的作用。深圳早期的政府财政并不充裕，GDP也低于香港，然而深圳政府敢于大量投资，把研发项目放在企业里。现在企业发展壮大后，对整个产业产生了强大的拉动力。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政府先行。为达到这个目标，政府每年在科研方面的投入要达到约100亿元，5年的时间需要投入大约500亿元，以激发民间投入的拉动力。到2027年，预计香港的研发投入将达到3.85％，可以跟深圳一较高下了。可以预计，香港科技创新产业在未来10年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年攀升，成为最重要的引擎。
今后，香港要利用增加的投资四两拨千斤，配以积极的政策，建立健全的智能时代新型产学研体系，为科技创新产业快速、健康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还要把以前没有疏导好的东西重新系统地梳理好。在资本的支持下，香港要着力发展研、学、产。
（一）新型研发机制
在“研”方面，香港已有一定的基础。如果没有基础，即使投入再多的钱，也无法把研究和产业带动起来。所以，香港的情况是有资源，甚至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资源不够，成果也比较单薄。
香港的几所高校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方面，都有非常优秀的教授，在这些领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香港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著名学者包括：香港科技大学的杨强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汤晓鸥教授、黄锦辉教授，香港大学的李安国教授、俞益州教授，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的杨美基博士等。香港在机器人领域的著名学者包括：香港科技大学的李泽湘教授、王煜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刘云辉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的孙东教授和李有福教授，以及香港大学的田之楠教授等。
这些教授建立了有一定影响力的实验室，其中有些实验室还是与企业联合建立的。比如，微信-香港科技大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香港科大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香港科大大数据生物智能实验室、香港科大机器人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天石机器人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机器人与自动化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高端机器人实验室等。
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实验室虽然在国际学术领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普遍存在规模偏小、政府资助不稳定、产业转化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香港建立健全智能时代研发体系的基石。凭借他们多年的研究基础、国际声望和人脉关系，可以协助香港利用这些资源，建立世界领先的新型研发机构。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吸引国际和国内著名科技公司来香港建立研发中心以及面向中国（或国际）市场的运营总部，同时鼓励和支持香港高校与国际和内地科技公司建立联合研究中心。这不但有利于提升香港的整体研发水平，促进本地大学和教育的发展，也有利于吸引更多年轻人把科技创新作为他们未来的职业。这些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无论以哪种形式落地，都会对本地经济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以色列和美国的匹兹堡就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
高科技企业在海外设立研究机构的现象十分普遍，国内的科技公司也会在印度、新加坡等建立研发中心。目前美国、欧洲的科技企业依然把新加坡视为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的首选之地，而对于进驻香港的意愿并不大。比如发明旋风分离式吸尘器的戴森（Dyson）公司曾积极探索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的可能性，但香港科技园提供的优惠条件不足，未能成功吸引其进驻。因此，要引进国外企业在香港设立研发机构，香港必须主动为它们解决问题，提供更多优惠与支持。
第二，鼓励香港的高校与高科技公司共同建立研发中心。比如香港科大的杨强教授和腾讯公司共同成立了微信-香港科技大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还有与华为合作建立的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但这些实验室的规模小，且数量不足。因此香港需要设立新型研发机构，不但要着重技术的研发，更重要的是研究如何把技术转移到产业应用上，解决技术的研发和转化的问题。
利用香港高校，每年可引进10～20个优秀创新团队。深圳通过“孔雀计划”帮助了很多广东、深圳的创新团队，在最近几年切实对科技产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搞创新产业，不能单枪匹马，需要多方合作，共同努力，相互扶持。香港可以通过本地的高校，每年发掘和引进10～20个创新团队。每个团队每年资助5000万元，总数大概为10亿元。这是有效利用100亿元创新科技研发投入的一个方法。
（二）健全适合智能时代的教育体系
教育是另一个需要引起香港社会重视的问题。进入智能时代，整个教育体系的知识结构也需要更新，因为香港迫切需要人工智能和相关领域的人才。美国需要培养100万名人工智能工程师，NVIDIA需要培养10万名深度学习工程师。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工程师成为现在市场上最稀缺的人才，高科技公司只能自行培养这些工程师，从市场上发掘到的并不多，所以迫切需要靠高等教育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香港有多所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然而这些学校的高排名和发表的论文却少有能转化成生产力的。因此不管一所大学的国际排名有多高，如果其研究成果无法应用于工业产业，且无法对香港的GDP做出贡献，这种排名就只是一个虚名。在智能时代，香港现有的学校机制显得有所不足，无法满足需要。大学依然以单科专业培养作为主要的教学模式，教授搞研发都以论文专利作为最终目标，造成很多专利只停留在学术的层面上，无法发挥它们的价值。(www.xing528.com)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的同学保罗·雅各布斯，现在是高通的主席。高通之前靠单一的芯片销售发展得一帆风顺，然而苹果公司的突然崛起颠覆了整个行业，也影响到了高通的产业地位。雅各布斯仔细研究了苹果公司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下，即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也未必能满足未来产业的需求。他认为，未来的企业领导者必须学会如何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工作，如何快速完成从设计到制造的迭代，如何融合艺术与工程，如何面对全球快速多变的市场。因此他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捐了一笔钱，建立了雅各布斯设计创新所，致力于鼓励和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组建跨学科团队，利用跨学科知识找到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然后把技术方案商业化。
美国波士顿附近的富兰克林欧林工程学院、斯坦福大学的D设计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系统设计系以及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都是针对目前工程教育的弊端以及未来社会对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所做的大胆改革尝试。
要通过一系列的新课程，让学生学会如何去观察和发现问题，用基于项目、动手实践和多学科团队的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再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去改变未来。
这些新的思维模式和课程应尽早进入我们的教育体系。为满足智能时代下的人才需要，香港的教育需要以问题为导向，鼓励多学科融合，基于项目学习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与品位的新人才。具体建议有两个：
第一，增设一所或多所以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教育和创新精神培养为主的中学。很多根本问题可以从中学时期就开始解决。香港社会多年来投机炒卖、分数至上等思想根深蒂固，要改变现状，就需要在中学建立STEAM教育体系，结合科学、技术、工程、艺术，以及数学的跨学科教学方法，通过相关课程，将五大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消除不同学科间的壁垒。让学生在不同的环境及项目活动中，以多元化的知识来源解决问题，同时让学生在数学逻辑的基础之上，动手建构工程与呈现艺术美学，学习科学和技术的内涵。
第二，增设一所以科创教育为主、服务大湾区的新型私立大学。选址可考虑位于港深交界处正在规划中的河套科技园，它不只为大湾区的科创产业发展提供支撑，还将推动港深两地乃至整个大湾区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当年设立香港科技大学以推动香港的大学研究一样，新设立的大学将不只推动科技的研发，更将推动科技到产业的转化。这将是一个改变香港、改变深圳的举措，希望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三）生态体系建设
香港高校近十几年来孵化了一批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领域的知名企业，包括从香港科大自动化技术中心走出来的固高、大疆、李群自动化、云洲和逸动科技，从香港科大微电子专业出来的广东晶科电子、计算机系杨强教授和学生创办的第四范式、计算机系张黔教授创办的新元素医疗，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汤晓鸥教授创办的商汤科技，香港中文大学卢煜明教授创办的思为诺等。
这些公司起源于香港高校，落地或发展壮大则在深圳或大湾区的其他城市，是典型的大湾区科技公司。它们探索和整合了大湾区的优势资源，并证明了大湾区所具备的巨大竞争优势。外人把大湾区称作“制造者之都”，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推动创业者从提出设想到产品面世的速度比硅谷还要快5～10倍，成本则是硅谷的1/5或更少。
要想让更多的科创公司在香港落地并发展起来，香港必须不断改善科创企业发展的生态体系。目前阻碍香港初创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高昂房价导致创业成本为全球第二高；香港政府制定的一些旨在帮助初创企业的政策，由于手续烦琐和操作不到位，不能落实或效果不佳，比如创新及科技基金（ITF）提供给初创企业的科技资助项目、移民局的专才和优才引进政策。很多初创公司因为手续太麻烦而不愿去申请，最终去了深圳或内地其他城市，这不得不说是香港的损失。
关于如何建设科创生态系统，创科香港基金会发表的白皮书里有一些具体建议。
一是降低创业成本。目前香港的创业成本为全球第二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房地产。庆幸的是部分房地产公司愿意提供一些创业场所，以降低年轻人的创业成本。
二是优化政府的专项计划，比如优秀人才入境计划。香港虽然提供了优才、专才引进的利好政策，但很多创业团队都因为办理手续过于烦琐而不愿意去申请。香港应该思考如何简化手续、提高效率，让这些专项计划发挥最大的作用。
三是克服房地产思维和公务员思维。香港要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就必须打破很多以前的条条框框，建立起一些适合科技创新的支撑体系。如何积极主动地转化产业，解决科技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所碰到的问题，并制定有效的措施去帮助它们，是政府主管部门需要思考的问题。只有克服这两种思维，才能发展科创产业。
长期以来香港市民总想着炒楼赚钱，通过房地产快速致富，而忽视了实业对经济的支持。如果这个地产思维不改变，将很难改变香港社会对科技创新的态度。
旧金山湾区的核心是硅谷，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则是香港、深圳和东莞。香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不仅能推动香港的发展，也可以引领整个大湾区的发展。
智能技术和粤港澳大湾区将为香港经济和科创产业的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个机会稍纵即逝，香港要勇于创新、大胆布局，以前所未有的措施和力度推动香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实现香港创新科技的突破。
香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也是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有力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世界新硅谷的领头羊，是国家伟大复兴最重要的一个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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