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步入新阶段：目标及要求

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需要全方位地提升经济体系的自组织与自适应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转型,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演进,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互促互进,完成经济自我造血机制与自我更新机制。

一、增长更加稳健

进入新阶段,我国应妥善解决好“稳增长”与“提质量”之间的关系,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在土地的投资密度、环境的承载能力趋向饱和,人口、全球化等发展“红利”拉动效应递减,短缺经济之后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和产出下降等一系列压力之下,我国经济势必要更快更好地转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将从高位增长向稳步转型演化,会适当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业化转型、城市化加速、国际化提升上面。经济增长转型是经济自然出清、自我调整的过程,市场、制度的风险逐步暴露和修复,需要保持经济增速处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合理区间,避免过度刺激和过快下滑两种倾向,特别是要防止过度刺激,以免推高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形成泡沫经济。稳定市场预期,防范化解经济下行中显露的各种风险,防止部分热点城市房价反弹,防止资产质量差的融资平台风险进一步增加,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同时,积极推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力度,破除资源优化配置的障碍,实行优胜劣汰、除旧布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开放更加有序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低于潜在增长速度,技术进步带来就业相对减少;资本和劳动间收益差距不断扩大;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带来巨大风险;逆全球化的倾向开始出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待遇”、“大力推动经贸谈判”,清晰昭示了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决心。但是,当前,中美冲突在其他领域展开,未来中国外部环境将更加复杂。我国将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来应对世界结构裂变带来的各种挑战,特别是在中美贸易冲突中,要以自由主义对抗新保护主义、用多边和双边主义对抗孤立主义、用新合作对抗新冷战。同时,将冷静地应对中国出口增速的回落、贸易顺差的下降、人民币汇率承压、国外直接投资的下降、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以及局部外向型产业和区域出现回落等冲击,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的空间布局,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塑造新的对外开放格局。

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再难以沿用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而是应提高“引进来”的水平,遵从“引进”、“学习”、“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线,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利用外资的技术扩散效应、竞争示范效应、人才流动效应等外溢效应,通过更大力度的“走出去”而获利,更加深刻地融入和影响世界经济体系。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我国将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主张,与伙伴国家共同把“蛋糕”做大,积极寻求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避免零和博弈游戏。我国将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调控更加精准

由于导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的原因主要是内在因素所致,因而,对于这种“趋势性”减速,只要是处于合理区间,宏观政策就应保持必要的克制和包容,不实施大面积的“强”经济刺激政策。但是,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原本许多掩藏在高速增长中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例如: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浮出水面,因而,政府会未雨绸缪,进行精准性调控与防范。步入经济新阶段,为了增强市场主体自主权、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的要求,我国政府调控将更加科学与精准,宏观调控的重点将放在“改革”上,例如:中央先后推出一系列简化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的改革措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减少省级审批事项,简化省级审批程序,加大省级对地方和基层的服务力度,赋予地方和基层更多的自主权。同时,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强对政府投资的有效监管,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放宽投资准入,释放民间投资潜力。国家将立志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变以往那种过分强调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最大可能地通过市场导向与价格指针来指挥经济发展。努力营造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高效的市场环境,改善要素的收益率信号,以公平竞争的方式,逼迫企业依赖科技进步与管理变革增强发展潜力,继而,将外在压力转化为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内部动力。

四、创新更加高效(www.xing528.com)

在过去四十年的市场经济中,中国企业经历了“管理与市场”、“资本与规模”两个发展阶段,而当下的核心任务则是围绕“创新与技术”而展开。目前,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已然建立,更多社会主体主动投身创新创业活动,多元竞合、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正在形成。2014年,“双创”的理念(3) 被中央决策层提出,201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万众创新旨在促进社会流动和公平正义,大众创业旨在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中,我国将重点解决原始创新能力不强、高强度的创新投入不够、企业创新主体动力不足、创新型引擎企业缺乏、科技与产业连接不紧密等问题,将科技创新高地建设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新常态中新动能的转换紧密结合起来,明晰任务、审时度势、整合资源,推进科技创新活动的有序化与常态化。鼓励一系列原始创新、源头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加快培育战略性科技力量。探索建立符合创新规律的管理制度,实施政府的事中事后监管以及全过程信用管理,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实施“多规合一”,减少政府对创业创新活动的直接干预,放宽“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市场准入管制,用有效的“管”促进更多的“放”。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统筹决策和联动管理机制,协调政府各部门科技投入专项资金。健全激励有效、惩处有力的科研诚信制度规则,推进科研诚信工作职责清晰、协调有序、监管到位。

五、治理更加科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命题。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国各地区政府单一主体管理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与控制方式也将进行改良与创新,以期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现代化”治理格局。在新形势下,政府将采取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的多元主体治理方式,由过多地依赖强制性的工具转向较多地依靠多种非强制性的手段,通过合同外包、结成公私伙伴关系、第三部门服务供给、政府购买服务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通过简政放权的改革,为市场主体释放更大空间,完善民主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决策机制,通过信息平台等技术手段提高重大决策的公众参与度和透明度。政府合理运用权力、控制责任,识别、使用并优化来自其他私人部门、第三部门和志愿性群体的资源,促成不同主体间的集体行动,推进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利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推进政府部门实现更科学的决策、更高效的管理、更有力的监督、更符合需求的服务、更有预见性的风险防范,为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六、收入更加均衡

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贸易摩擦加剧等因素依然存在,外需拉动力量被减弱,我国经济当务之急是要扩大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持续增收后劲依然不足,特别是新冠疫情过后,消费者信心不够,消费趋于谨慎,影响当期消费数量。为了激活消费,必须发挥“收入政策”对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壮大中等收入阶层,以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分配格局。为此,将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健全企业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中央企业高管限薪,以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一般民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加强法制与廉政建设,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限制不合理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在收入再分配中的杠杆作用,推进阶层之间的转移支付,规范社会捐资捐赠制度。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全力完善文化、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解决全社会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同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将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一起形成政策组合拳,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七、社保更加完善

中国经济从投资导向型向消费驱动型的转变,依赖于在中长期内保持内需的持续增长,而这就必须降低家庭存款储蓄率,提升居民的购买意愿与购买能力。要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应完善经济增长转型时期的社会“减震器”与“安全网”,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按照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保障覆盖范围,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比重,更多向“三农”、教育、卫生、就业、保障性住房等重点领域倾斜。

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社会保障是大型社会福利工程,也是重要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障是有层次的,“底线公平”是基础的层次,是由政府来负责的,基本内容是最低生活保障、公共卫生和大病医疗救助、义务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将持续而稳健地提升社会保障的水平,提高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的规模与等级,积极促进和保障事关国计民生的教科文卫体等社会事业的发展,逐步实现社会公共资源的公平共享。推进保险扩大覆盖面的工作,将工作的重点从规模企业向中小企业转移,采取分片包干、细化目标、定期分析、加强检查的工作方式,并实施延长缴费时间、阶段性降低保险费率等政策措施,突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保障不平衡的瓶颈,提高社保“扩面”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