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新需求

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不仅需要防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与矛盾,而且还要积极寻求与“新阶段”相得益彰的发展路径与发展措施,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管理方式的变革,努力提高发展的内生凝聚力、外向辐射力、文化引领力、管理组织力,推动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添动能,让经济“肌体”更具韧性,让内生循环更加顺畅,以打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升级版。

一、资源使用效率需要提高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矛盾是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不平衡,绿色经济发展不充分,一次能源资源匮乏,需求量大,自给率低,经济快速增长给资源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环境污染事件频繁出现,生态资源约束日趋紧张。为了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我国必须平衡好生产、生活、生态的关系,只有“三生”和谐、“三生”兼顾,才能得到永续的发展空间。

1.优化资源利用结构

近年来,全球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我国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主要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来推动发展的方式已不可持续。因而,在新发展阶段,资源利用的种类与方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必须告别以往以大规模地消耗原材料、能源、资金和人的体力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转而将智力资源、有效信息、制度体系作为资源结构中最有生命力的组分,将发展的重点放在挖掘无形资本和可增值资本上,实现资源结构的柔化、优化、无形化。按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注重技术进步、自主创新、品牌建设、智力资源等高级要素的投入,通过创新要素聚集产生的交互效应和规模效应,提升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2.摒弃“三高”模式

在优化资源结构的同时,我国需要从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废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将处于不同层面的生产和消费纳入有机的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中。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加快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以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中资源使用量和环境影响度的最小化为目标,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实际操作原则,淘汰和关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企业,利用清洁生产技术来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的高新技术产业。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线性技术范式基础上,增加反馈机制,对废旧产品进行全面回收、重复利用或集中无害处理。推进新一轮信息经济在产业中的渗透与融合,为优化供应链、降低流通成本、满足个性需求构造新发展平台。

二、产业结构需要升级换代

世界发展进程显示:在贫困阶段,产业结构以农业经济为主,国民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一产业推动;在温饱阶段,产业结构以工农业经济为主,国民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一、二产业推动;在小康阶段,产业结构以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为主,国民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二、三产业推动;在全面小康与现代化阶段,国民经济增长依靠第三、二产业共同推动,产业结构以服务经济为主。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高端化水平还不够,高新技术产业在规模以上产业中的比重还有待提升,为此,需要以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为突破口,推动产业向劳动生产率水平更高的行业集中,构建以高效农业为基础、先进制造业为主导、新兴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1.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农业现代化就是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农业转化为以先进生产资料、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方法为基础的现代农业,其主要特征为:机械化、科学化、水利化和电气化。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我国需要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发展优质粮油、设施园艺、规模畜禽,推进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高质量的“设施农业”建设,提高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重点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有条件的地区可建设农产品示范基地。鼓励农业合作组织与市场机制建设,通过创新农户与涉农企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方式,实现产销一体化,使农民在加工、流通等增值环节获得更多收益。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加强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施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工程。

2.创新发展先进制造业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是一个现代化大国必不可少的。目前,我国制造业总体上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性和可控性不高,高品质、个性化、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供给相对不足。为了改变高质量实体经济供给不充分的问题,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竞争力强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拓展产业的广度和深度。以产业园区为载体,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加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开发。以信息化与制造业的融合及跨界协同创新作为重点,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应用和模式创新为动力,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与传统产业结合,积极发展智能制造,以打造新经济基础。

3.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

在本世纪初,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这两项指标,在世界发达国家为70%左右,在中等发达国家为50%—60%,在发展中国家为45%左右。这说明:发达国家“已然形成”、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形成”、发展中国家“正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从历史经验看,在经济发展“减速增质”时期,产业升级主要由两轮驱动,一是制造业向高端化发展,二是服务业向高质量优化。为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发展现代服务业,利用现代服务业高附加值、高科技性、强渗透性的经济特质以及改善民生、拉动内需、丰富文化的社会功能,优化整体的产业结构。按照市场前景好、增长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标准,遴选重点发展的服务业,如:金融、现代物流、科技服务、软件和信息服务、服务外包、商务服务、文化创意、商贸流通、旅游、家庭服务等。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着力改善对“三农”、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构建以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特许经营和电子商务为特征的现代流通业;汇聚“产、学、研”各方资源,推进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科技服务平台建设;拓展法律、投资与资产管理、咨询调查等中介服务。利用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生产出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

三、发展品质需要大幅提升

“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以质取胜、追求卓越的发展观,蕴含着“以人为本”、“均衡有序”、“集约高效”、“创新驱动”、“绿色持续”的发展特征,因而,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高水平的科技、优化的经济结构、科学的发展方式、现代化的管理、合理的制度和政策,根本在于创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将资源开发优势、产业规模优势、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品质优势,强身健体,推进发展从单纯追求速度向速度与质量并重演化。

1.完善城市服务功能

我国拥有六百多座城市,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发展不仅是要建造硬件环境,更重要的是要完善功能服务。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城市需要努力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内外辐射能力、人才汇聚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顺应小城镇、中心城市、大都市、都市圈梯次发展的趋势,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承载能力,充分发挥其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和引领作用。我国大城市,人文社会资源丰富,应积极发展信息技术服务、科技咨询服务、金融服务、文化产业等知识型服务业,强化金融、贸易、科技、信息、文化中心的作用,增强对周边腹地的辐射能力。中小城市应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物流业、旅游业等自然资源依赖型的服务业,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与产业特色,提高市场占有率。小城镇应积极发展流通性服务业,充当城乡对接的桥梁,形成以城区为龙头、乡镇为骨干、村落为基础的完整的流通体系。

2.实施有序对外开放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对外开放的“后发优势”已显著减弱,技术进步与分工的挤出效应以及获得全球信赖与学习效应,都要求中国不再是被动接受全球治理规则,而是有序地向外施展经济的扩张与渗透,抵御逆全球化的逆流,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注入正能量。中国需要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机制,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国家发展转型、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已有的市场需求份额巨大、投资环境改善、劳动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之上,继续通过收购兼并、风险投资、股权转让等多种方式,引导外资投向高层次、知识型的产业项目,形成外资的技术扩散效应、竞争示范效应、人才流动效应等外溢效应。“引进来”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去”,我国必须深入学习国际上的先进技术、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沿着“引进”、“学习”、“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轨迹提高国际竞争力。

3.优化政府管理职能

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的管理方式由以前的直接使用行政命令式干预,转变到行政、法律、科技、民主、教育相结合;由过去的组织推动转变为政策引导、典型示范、优质服务。着力打造“法治政府”、“阳光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形成行为规范、运转严谨、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把工作重点放在制定公共政策、完善公共服务、强化市场监管、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上来。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提升预算的全面性、规范性和透明度,拓展预算公开的范围和内容;健全科学的管理绩效评价制度,强化绩效管理责任,建立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激励约束机制;继续聚焦服务实体经济,通过金融链、价值链、利益链、科技链、人才链的有机耦合,构建覆盖产业全链条的管理服务体系。

4.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目前,新一轮创新正处于知识经济的培育期、工业4.0的加速期、新型技术的发展期、智能技术的突破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攻坚期。基于创新创业进入新时代的多元竞合、开放协同的现实要求,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结构合理、类型多样、机制灵活、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体系。改善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确保财政性科技投入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加强科技人才的供需对接,建设产学研合作的科技交流与信息服务平台。建立规范的人才资格认证与人力资源流动机制,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与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推动学术界与产业界的科技人才互动。

四、民生福祉需要显著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但是,社会事业相对滞后,社会民生领域发展不充分,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上面临不少难题。针对这些矛盾和利益诉求,新阶段的高质量发展,须在生产与生态、发展与保障、城市与农村、财富与共享、执政与民生等方面寻求平衡,以民生热点问题为突破口,改善居民的生活生计,让居民切切实实感受到幸福与美满。

1.完善收入分配制度(www.xing528.com)

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势必会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而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也是关乎人民群众福祉的问题。在宏观层面,需要推动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收入转移,逐步改变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倾向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占比不高的局面。在经济运行中,要切实防止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经营所造成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着重考虑如何完善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在微观层面,收入分配格局应向中等收入层转移。鼓励收入分配向技术、管理、知识、资本等方向倾斜。严厉打击非法获利者,加强对高收入层的监督,以保证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利用税收体系、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手段调节再次分配,加大政府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在税收征管上,应将高收入阶层作为征收重点人群,将税收的重点种类放在财产税、高消费税上。完善公共财政和社会救济制度,形成规范的社会捐资捐赠制度,把富裕阶层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贫困人口手中,以实现阶层之间的转移支付。

2.解决交通出行难题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长,城市交通的压力不断增强。解决百姓出行难、缓解交通拥堵已然成为居民广泛关注的问题。居民出行的便捷程度取决于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交通的发展。为此,必须构建一个集约生态、外畅内达、多样选择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推进城乡一体化交通与区域外交通的衔接,形成以高速公路、城际高铁、公交路线为支撑的大交通格局。目前,需要细化交通运输局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理顺交通管理职能,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的成果,推进公交优先智能化、停车诱导智能化、道路组织职能化,提高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利用空港、海港、铁路和高速公路等交通枢纽功能,降低物流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分工协作、便捷高效、安全有序、衔接顺畅的现代运输体系。

3.推进公共卫生事业

目前,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还不充分,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均衡;医疗保障制度因户籍、身份而不同;政府在卫生费用分担机制中的作用有限。为此,应构建“政府规制+市场调节”双轨制的模式,一方面强化政府职能,另一方面坚持市场配置。完善政府医疗卫生事业管理的责任机制;调整观念,明确目标,制定规划;完善医疗卫生立法,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同时,通过建立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来实现市场调节机制对卫生资源的有效配置。

4.实现“老有所依”

据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17%,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因而,老有所养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我国需要全面、科学、高效地推进老龄工作,加强机构养老设施建设,增加老年爱心护理工程,发展现代养老服务业。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居家养老服务水平。办好社区的老年学堂,提高老年人的综合素质,增加老年人的生活兴趣。创新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工作机制和管理体制,不断提升社会化管理服务水平。

五、区域关系需要协调共赢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空间治理,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陆海统筹整体优化,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区域经济布局。与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前的倾斜性区域政策不同,现今的区域政策不只局限在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等方面,而是更加注重区域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更注重区域之间的关联和功能的提升,政策供给体现了从倾斜型向功能型的转变。

1.优化区域空间布局

党的十九大在“3+4”的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为引领,统筹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板块联动发展)的基础上,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正式提升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之后,中央决策层又陆续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诸多区域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区域发展差距趋于缩小,2018年,全国各省(区、市)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异系数为0.439,而1952年为0.581,2000年为0.686,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一个发展要素有序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区域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将建立更加有效的协同机制与融合机制,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推动从由单纯的线性协作向全方位、多层次、交互式、宽领域的深度合作转变。同时,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通过互通有无、协作分工、优势互补来提升区域发展的绩效,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全方位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与整体性。

2.推进城乡产业融合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无法离开农村的繁荣而孤立存在。因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构建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城乡关系。在时间序列上,城市是工业化的先行者,城市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农村提高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水平。在理论上,由于房地产价格、劳动力价格、生态环境污染的原因,城市具有向外扩散的动机。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推动城市资金与技术向农村扩散,投入到农村的种植业、养殖业经营、农产品加工、销售经营以及农村社会化服务事业等领域,促进城乡的经济互动。为了保障生产要素城乡流动的有效性,在制度上,不仅要彻底推倒设置在城乡之间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削平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进入的门槛,而且要进一步优化农村的投资环境,给予农村投资更多的优惠,在城乡融合中释放出区域整体发展的活力。

3.推进城乡平等就业

目前,在我国很多城市,外来进城人口被称之为“新市民”,这是一个极具人文关怀的称谓,它需要城市的各级管理部门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城乡人口,特别是营造平等的就业环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将农民就业纳入整个社会就业体系,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引导农民有序流动就业,鼓励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多渠道扩大城乡就业。制定合理的人口流动管理和服务计划,及时就劳动力需求提供科学的估计和预测。健全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做好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增强其外出适应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4.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协调区域关系,必须缩小地区发展的落差,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则是其中最为有效的手段。进入新发展阶段,各地区需要进一步完善城乡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制度。由于地区之间的财力不平衡,国家层面上可以选择以均衡收支差异为主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体系,以减弱公共服务与地方财政的依附关系。地方财政应综合考虑各下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财政收入的不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实际困难等,对难以达到“底线”地区实行补差,弥补其收支缺口。更好地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两个作用”、外部帮扶和激发内力“两个积极性”,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发达地区要采取对口支援、社会捐助等方式帮扶欠发达地区,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空间格局。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重点》中国发展出版社,2019年:24—29页。

[2]朱克力:《趋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101—103页。

[3]何传启:《中国现代化报告—城市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45页。

[4]方维慰:“多维度多层次推动城市发展创新”,《光明日报:理论版》2013年4月13日。

[5]本书编写组:《新常态新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10页。

(1)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含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是: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3)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李克强总理于2014年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时提出的,希望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势态,希望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