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家三堂大院的捐赠者：焦兴兰

焦兴兰（1839—1910），族名兴七，字振甲，渭南县信义乡（今渭南经开区信义办）南焦村人，焦家钱业第二代“管事人”。他参与管理南焦商号近四十年，捐二品衔，曾任湖北试用同知、渭南县帮差局局总。

兴兰生长在焦家“金盛”“恒丰”钱庄鼎盛时期。他是焦相栋的第五个儿子，咸丰六年（1856），过继给焦荣栋。兴兰自幼在焦相栋的教育下，熟读四书五经，同时受焦荣栋、焦耀栋两个伯父的言传身教，略懂经商之道。18 岁过继给荣栋后，开始全面熟悉焦家“金盛号”和“恒丰号”钱业的经营模式和管理制度，形成了厚德、重道、果敢的经营风格。焦家“协和堂”一分为三后，兴兰全面管理“敦厚堂”生意，协管“醇敬堂”“谦益堂”生意，成了焦家三堂的“管事人”。

他首先巩固发展焦荣栋创立的“金盛号”钱庄。每年正月十五和七月二十二的“神仙会”，兴兰都极为重视，提前安排家中的厨师，多做几道菜，山珍海味，家乡特色，应有俱有。他召集回陕轮休的四川“金盛号”各号掌柜及陕西各地分号的掌柜开会，听取各号经营情况的汇报，核算盈利，决定分红，安排人事，调配各号掌柜和店员的替换事宜。在管理四川“金盛号”钱庄上，兴兰依靠店内渭南籍的掌柜和店员，依据四十条号规管理，合理安排各股东的利益分配。焦荣栋古稀之年，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建造南焦村城堡和焦家大院上，钱庄经营管理事务由兴兰主持。在荣栋的支持下，兴兰为“敦厚堂”在新都开了“彩盛裕”钱庄，在潼关开了“彩盛荣”当铺，在西安开了“晋丰泰”当铺、“复顺魁”京货店、“协益公”布店，在孝义镇开了“彩盛圆”当铺、“彩盛成”杂货店、“万源长”布店，在渭南县城开了“晋丰鼎”酱园，在凤翔开了“彩盛甡”水烟厂，在大荔开了“彩盛俊”皮毛加工厂、“彩盛丰”皮货庄，在故市镇开了“福寿荣”钱庄、“同治诚”杂货铺等。同时，兴兰还协助焦耀栋和杜夫人在朝邑开了“敬盛”当铺，在大荔开了“德盛”当铺，在渭南县城开了“醇盛裕”棉花行，在四川崇凝开了“桂春玉”钱庄，共开设百货、杂货、皮货店铺十余处。协助亲生父亲焦相栋在大荔开了“谦太元”钱庄，在故市镇开了“恒丰裕”杂货店，在信义乡开了“益德荣”棉花行，在孝义镇开了“滋厚生”药房，在赤水镇和南焦村开了当铺，还在彭县开了“恒丰诚”杂货店。当时，南焦“三堂”的钱庄、当铺、布店、杂货店、皮货店、药铺开设的地域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在家族史上是没有的。

焦相栋的神道碑

焦相栋神道碑碑文拓片（局部）

同治五年（1866），焦相栋60 岁生日，大儿子焦毓璋刚立战功，在四川新都任知县，二儿子焦联璧在布政司任职，三儿子焦联甲任户部福建司员外郎、候选知府、山西冀宁道台，四儿子焦联奎为孝廉方正、员外郎、刑部主事，五儿子过继给兄长焦荣栋，捐二品衔、任湖北试用同知、渭南县帮差局局总。兄弟5 人在京为父亲相栋举办了寿宴，当朝军机大臣（宰相）周祖培、瑞常，湖广总督张之洞、户部尚书阎敬铭等到场祝贺。光绪四年（1878），父亲焦相栋去世，神道碑由长安人、刑部尚书、漕运总督薛允升撰文，翰林院检讨、武英殿总撰黄自元书写。

光绪三年（1877）、光绪九年（1883），焦荣栋、焦耀栋相继去世。兴兰作为“协和堂”三堂首堂的“当家人”，管理着“三堂”生意和家族内部事务。此时，兴兰还任渭南县帮差局局总，村内的大小事务由他裁断，成了南焦村的“寨主”，南焦“三堂”对外的公益捐资，皆由他裁决。他的几个兄长，均在京城或外地做官当差，家族中事一概不管。

重修渭南湭河石桥，兴兰捐银5000 两作为桥工费。光绪十三年（1887），兴兰主持并捐银在西安举院巷修建渭南新馆；捐150 亩地，在南焦村兴办平民义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渭南知县樊增祥卸任赴京觐见，兴兰以“恒丰号”资东和县帮差局局总身份，资银3000 两，作为路途所用。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西安路过渭南，兴兰以“协和堂”名义捐银50000 两，以“恒丰号”捐粮200 石，以“协和堂”捐粮5000 石。华山三元洞及下院修建，南焦村修建关帝庙、清澈庵，全是兴兰出面以焦家三堂名义捐钱。村子城堡、道路的维修，也是兴兰以焦家三堂名义出钱解决。

库存银子

南焦村民国末年共88 户，焦姓有55 户，其余33 户除两户是逃难落脚南焦外，其他皆是为南焦“三堂”扛长工、做短工的外姓人迁入该村的。兴兰喜欢看戏，捧红了“一杆旗”戏班。光绪二十七年（1901），渭南县城的杜升在大荔县碗碗腔戏班学戏出师，领起一个戏班，来到南焦村演戏。当时是冬闲季节，戏班以不同剧目，一晚接一晚唱，看戏的人络绎不绝，戏班越唱越红，便留下成了焦家的戏班。戏班像“一杆旗”，吸引着周围数十里的观众。久而久之，大家不说戏班子，而是说“一杆旗”。后来，焦家“一杆旗”戏班唱到了板桥常家、蒲城惠家、临潼李虎臣家，红遍了关中东府。

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月，焦兴兰过七十大寿，当时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国丧期间，朝廷诏令停办一切娱乐活动。兴兰觉得人生七十大寿只有一次，照常大摆筵席，唱戏庆贺。当时渭南知县张世英去交斜办案子，晚上返回渭南路过南焦村，远远听到锣鼓声，派人打探，说是焦兴兰过七十大寿，西安府、同州府都来人祝贺，湖北省也送了贺礼，便不再过问，绕道巴邑和上涨渡回县署。

宣统二年（1910）秋，焦兴兰去世，焦家以二品封衔，举行了排场的葬礼。进礼的有亲王贝勒、朝廷大员、总督、巡抚、知州、知县等，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也发来祭文。殡葬仪式进行了半个多月，五台大戏、十二台皮影戏日夜不停演出，几十号乐人奏乐，和尚在灵柩前诵读经文。修造的陵墓也很豪华，青砖青石上镌刻着精美花草树木图案，还临时修建了一条一丈五尺宽的送葬路，足见之奢华程度。

焦家钱业自焦兴兰以后，传至第三代，由焦永祯（1875—1940）管理，永祯是焦兴兰的二儿子。其兄长焦玉阶在户部任职，玉阶的儿子焦殿昭娶了蒲城县王鼎的玄孙女为妻。其兄弟永八过继给了焦耀栋的儿子，继承“恒丰号”钱庄的事业。永祯小时候在渭南景贤书院读书，考中了秀才。在关中书院读书时与于右任交好。光绪三十二年（1906），永祯担任四川省交审局委员、新都知县。他赴任后，接手处理农户和船户的斗殴积案，弄清了多数闹事皆由船家引起的实情，便以新都县署名义颁布《渡船新律令》，运用县署烧制的官瓦，置于渡船四角或两头，以官瓦破碎情况对船家做处罚，确定渡船能否继续营运。律令实施后，码头渡口太平了很多，偶然也有争吵，但经调解很快能够平息。律令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国时期。(www.xing528.com)

宣统三年（1911），爆发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永祯在西安西大街桥梓口家里居住，兼管生意。民国六年（1917），由于家中人口增加，焦永祯便在碑林旁的兴隆巷，购置了一座寓所，将桥梓口的院子给了兄长焦玉阶的两个儿子居住，此后在西安东木头市和东关又买了两院房产。

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新都县内土匪抢劫了“金盛员”和“恒丰顺”钱庄。民国五年（1916）三月十六日晚，土匪窜入新都县城，烧公署、放狱囚、掠商号，“金盛员”和“恒丰顺”再此遭受劫难。此后，用了五六年才恢复起来。民国十二年（1923），新都城内钱号有十六家。从民国十年到民国十五年（1921—1926），四川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战争不断。当地流传“城内苦，载团之酬响；城外苦，军队之凶横”。军阀邓锡侯还设立了“华庆”钱庄，以钱庄对钱庄名义借钱，从成都“金盛元”借走50000 元。民国十五年（1926），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从成都“金盛元”借走3000 元。民国九年（1920），川军第三师一个团驻防彭县，发生哗变，抢劫商号，烧毁民房和陕西会馆。民国十三年（1924），彭县陕西钱业商会，抵制县政府非法摊派，与县政府官司打到北京，花费十余万元。民国十五年（1926），成都经新繁至彭县公路修通，陕西人的钱庄、当铺，又增加到十几家，其中金盛号、恒丰荣、义兴惠、永丰元等规模最大。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相继成立，国民政府不断运用现代金融经营管理，逐步取代旧的钱业经营模式，陕商的钱庄业，无法与之抗衡，举步维艰。

此时四川军阀在各自控制区内，大肆铸造低成色银圆，换取市场流通银圆。成都平原各县发行的银圆有25 种，致使银圆贬值，各个钱庄受到冲击。渭南钱庄只得改变经营方向，开始大量囤积土地，保全资产，焦家钱庄存贷逐步陷于停顿。

会馆，是明清时期陕西同乡商人聚会议事、调节纷争的场所，也是一个经营实体。陕商在四川拥有会馆、庄号、店铺几千间。民国三十年（1941），在成都的陕西会馆名下，有街坊40 多处，土地300 多亩。这些资产经营，都在会馆董事会安排下统一管理，参与捐赠地方公益，承担成都三秦中学的费用。在彭县陕西会馆名下，有街坊五十多处，土地四百多亩。这些资产，由各大庄号轮流管理，所得盈利，一部分用于乡党困难救济，一部分管理乡党死后安息的义园，一部分用于彭县南街三秦小学的公益事业花费。民国三十一年（1942），国民政府对全国私有金融机构进行登记，在成都的“金盛元”是四大钱业公会的常任委员，当时进行了登记，几年后宣布破产。焦家在四川的钱业生意，主要转由各个商号经营土地租赁，靠收取地租维系。

当时流通的四川银币

民国纸币

民国时期的陕西，也遭遇着与四川相同的境遇。民国七年至民国十年（1918—1921），北洋政府皖系陈树藩驻防陕西，在渭北搜刮商户银钱，焦家钱庄予以出资。陕西“靖国军”驻扎渭南时，所需军粮，给焦家也有摊派。民国十三年（1924），驻防大荔的麻振武投靠刘镇华，趁陕西“国民军”东出潼关与刘镇华作战的空虚，派兵西进，攻占渭北一带，在南焦村设立了“渭中县署”，署堂就设在焦联甲院里。此时，焦家全家人已逃往西安。焦家“三堂”的财物，被军阀抢劫运往河南。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镇嵩军”围困西安城，渭南成了“镇嵩军”的后方，各个粮号历年囤积的粮食300 多万斤全部被征用，每月还派征现款50 万元。其间，“恒丰号”“金盛号”在陕西的经营受到重创，一些小的货栈、当铺、粮行，十有八九关门倒闭。民国十八年（1929），关中大旱，地方政府给焦家“三堂”派了10 万元的公债，此时焦家已无能力购买。

民国二十六年（1937），焦永祯举家从西安返回南焦村，意图中兴焦家钱业。他把“恒丰号”交由蒲城人张新哉管理，自己管理“金盛号”。民国二十九年（1940），焦永祯去世，焦家在四川的钱业生意，放任各号掌柜经营，分红逐年减少。在西安和渭南各地的当铺、杂货店、皮货店、药铺等生意也经营艰难。

民国三十四年（1945），焦家首堂“敦厚堂”分家，西安各处的房产卖了一百三十万元，弟兄四人每人分三四十万元。民国三十七年（1948），在四川经营焦家生意的掌柜们，几年来消息越来越少，年末送东家的利润几乎停止。焦家派出焦平甫和焦殿錞前去咨询，掌柜们对东家虽然热情款待，但兵荒马乱，入不敷出，已无力回天。二人便卖了几十亩地准备回陕，却因川陕道路时通时断，直到1950年春节前才回到渭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焦家各地的钱庄和商铺，陆续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恒丰”在新都的店铺变为新都县百货公司；“金盛”在彭县的店铺也变为彭县的百货公司，因其建筑精美，四合院富有特色，后来成了当地的博物馆。

成都陕西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