蚨丰号设立于1902年，1912年设立了第一批外庄，天津的外庄负责买进棉纱，北平、南宫和辛集的外庄主要负责销售货物。这些外庄的经营很好，于是1915年蚨丰又在张家口、库伦（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包头、太谷和洛阳建立了外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蚨丰的第一批外庄都分布在华北地区市场，到1915年左右，蚨丰就发展到西北以及蒙古地区的边境市场。此时蚨丰的职员已达50多人，资本增加到20万元。由于蚨丰经营势头良好，杨木森决定拿出一部分利润在高阳建立一个更大的总部。
1917年蚨丰开设了一家分号：蚨丰染色和轧光厂，作为蚨丰的直属机构。它雇佣了20名工人，外加掌柜和二掌柜各一名。工厂起初负责加工总号撒机子收上来的货物。到20年代中期，轧光和染色都采用了机械化的设备。30年代早期，工厂稳步发展，加工能力从1932年的5万匹增加到1934年的8万匹。抗战前夕，保持在年加工10万匹的水平上，职工达200人。[111]
1918年底，杨木森与几位高级职员的分歧导致他们退出蚨丰，蚨丰进行重组。杨任命自己为总经理，他的三弟杨宝森做助手，并聘请丁云阁做掌柜，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后来丁云阁在蚨丰的发展以及高阳商会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蚨丰号和它的直属工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在增长。20年代末，又在上海、汉口、西安、兰州、平凉和成都设立了外庄。这次打入南方市场是与人造丝和花色织物的流行相一致的。由此，抗日战争前夕的蚨丰已发展为拥有总部和外庄共200名职员、染整工厂200名职员的大商号。
然而，蚨丰并没有满足于完成生产和销售垂直一体化。1925年初，杨木森开始把利润投资于一系列相关的商号，被称作联号。[112] 第一个联号就是设立于1925年的大亨布线庄。杨任命一个独立掌柜指导大亨的业务经营。那么大亨很快复制了蚨丰的垂直一体化过程，建立销售外庄，雇用“织茬子”织户，并于1935年建立自己的加工工厂——大亨工厂，一个拥有60名职工的机械化染色和轧光厂。30年代中期，大亨是高阳的主要商号之一，总号有20名职员，全国各地的外庄有80名职员。
1931年，杨木森拿出1万元给他的大儿子杨明尘，建立了元丰号布线庄。1933年，杨宝森（杨木森的小弟及得力助手）的大儿子在其家乡南边坞村建立了久丰布线庄。久丰不仅经营布线业务，还建立了一个拥有30台提花织机的纺织厂，久丰在保定、高阳、石家庄和汉口都设有外庄。
1933年底，杨木森的两个小儿子用24万元资金建立了大丰号。他们聘请了一个专业的掌柜——吴冠伦。吴冠伦试图垄断高阳的棉纱市场，结果失败了。这次失败加上他试图在高阳开设银号的失败，使大丰号投资者终止了和他的合约，又聘请了一位新掌柜，这个新掌柜以前在蚨丰的分号担任掌柜。在新掌柜持续稳定的经营下，大丰号作为布线庄迅速发展起来，1936年其职员达到64人，年利润上升至20万元。
除了在纺织业务上的投资，杨木森还为其家族成员提供资金在天津建立了蚨荣洋行（1928年成立，1930年终结）。这个洋行归杨木森的二儿子所有，投资为30万元。洋行总部设在法租界，蚨荣洋行以现代企业闻名，它仅雇用大学生做职员，并在纽约、大阪和新加坡设有分支机构，主营棉纱和人造丝、洋杂货的进口以及土货的出口。蚨荣是苏联特定货物的独家代理商，也正因此由于与苏联的业务卷入了1929年张学良与苏联的武装冲突中。由于蚨荣的盈利一直不理想，于是1930年结束了营业，其资金改投于1931年在天津建立的蚨亨银号上。
蚨丰最后一家联号是元丰面粉厂，是1934年作为元丰布线庄的分支机构建立的。老板是杨木森的长孙杨建明，他的父亲杨明尘（元丰布线庄的东家）为其提供了3万元资金。
以上关于杨氏家族企业联号的简单列举，可能使读者以为蚨丰的发展模式与其分家有关。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现象解释起来并不简单。在讨论家族与经营逻辑的关系之前，我们应当注意，这种水平扩张的模式——建立彼此间互相有竞争关系的商号——并不是杨氏家族所特有的。由蚨丰以前的职员合伙建立的汇昌号走了一条与蚨丰相似的发展道路。汇昌建立了两家布线批发联号：汇康号和大同号。汇康号由汇昌号拨付资本4万元于1932年建立。抗日战争前夕，汇康号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中等规模的批发商号，拥有30名职员和6个外庄。大同号与汇康号的规模和经营模式相似。杨木森及其家族所建立的联号与蚨丰老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而汇昌的联号一般把外庄设立在汇昌没有设外庄的城市，它们看起来更具有合作意识。
蚨丰和汇昌的发展模式被所有高阳的大商号模仿着，一旦某家商号达到一定的规模，投资者并不去扩大原商号的经营，而是投资建立相关的联号。没有专门的逻辑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以杨氏企业集团为例，它的一些联号是为其家族成员提供一个独立经营的机会。然而，建立新的商号的时间顺序并不一定与分家的时间相一致。（见图2.2）
让我们首先看一下与该家族分家相关的事实。杨木森的父亲杨帅从于1929年去世，杨木森作为长子继承家族遗产的经营管理。杨木森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慈善事业，包括建造医院和凿井以备旱灾时用，然后他把部分遗产分配给杨家下一代的年轻人，在他的长子杨明尘建立元丰号不久，他的三儿子和四儿子就建立了大丰号，他的侄子建立了久丰号，这些商号大多是在1933年建立的，当时高阳正处于一场较大的萧条之中，这并不是正常建立新商号的好时机。在同一年内由家族不同成员分别建立几家不同的商号的事实说明，杨帅从死后留下的遗产是导致这些投资分配的原动力。
图2.2 杨氏家谱与商号
说明：①杨帅从:庆丰义（保定批发商号）掌柜(www.xing528.com)
②杨木森：蚨丰号的创立者
③杨树森：管理南边坞的家族土地
④杨宝森：1918 年蚨丰的大掌柜，1923 年去世
⑤杨明尘：1933年元丰布线庄的建立者
⑥杨建明：元丰面粉厂的建立者
⑦杨杏村：1928年蚨荣洋行（天津）的建立者
⑧杨君实、杨世芳：1933年大丰号的创立者
⑨杨士良：1933年久丰号的建立者
并不是所有杨家建立的新商号都可以用分家来解释。比如蚨丰的第一家较大的联号——大丰号建立于1925年，当时家族构成并没有变化，投资是以杨木森自己的名义进行的。高阳地区的经营在1924年异常的好，蚨丰报告的盈利达30万元。1924—1925年，不仅蚨丰号，其他的批发商号也都建立了联号。1928年是杨氏家族的另一个丰收年，他们用盈利资金建立了蚨荣洋行，这个洋行的建立同样是与家族的成员分布不相关的。
通常我们认为，一个投资者将资金分散投资于不同的地方是一种降低风险的策略，这个风险规避的解释并不完全符合高阳地区的投资模式。尽管其他商号经营良好时某家商号破产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多数经营失败是发生在普遍的长期萧条期中。如果投资者想要多样化经营以避免损失，他没有必要将资金投入几乎完全相同的行业中。
另外两个因素似乎更有解释力。第一个是关于商号最优规模的计算，中国式的商业经营需要掌柜能时刻掌握经营的每个环节。分号掌柜要每日通过信件或电话向总部汇报经营情况，每周报送一次经营总结和当地的市场情况。总号的职员受到严密监督，掌柜时刻关注着各类账目。大多商业企业的管理更多地依赖于掌柜的德行和能力，而很少依赖于正规的书面制度。虽然一些大的中国企业都有了书面的规章制度，但是高阳的商号却几乎没有。在管理方式依赖于高级职员的日常监督和直接指导的情况下，最佳的商号规模就比一个具有行政组织架构特征的企业相对小一些。高阳的商号几乎没有超过传统的商业经营方式而采用现代经营方式的，汇昌在这方面比其他商号超前一些：汇昌招收的学徒是通过考核录用而不是由熟人推荐的；掌柜每晚指导学生接受正规的训练。商号职员统一穿制服而不是长袍。然而，由于许多掌柜和投资者都是学徒出身，当他们采用一些新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商号时，大多商号的管理仍然保持着历史悠久的方式，这些传统限制了商号的规模。
第二个解释与通过钱庄、银号的融资习惯相关。日本学者根岸佶（关于战前中国商业方面的专家）认为联号更容易获取信用。当银号为某商号提供贷款时，贷款的多少仅间接地与申请贷款的商号的资本相关。贷款的基础是信用，而对信用的评估涉及两个方面：商号资本存量以及贷款者所投资的商号。如果联号中的A商号申请贷款，银号会考虑所有联号的总资产情况确定贷款的额度。如果联号的另一家又去同一银号申请贷款，它们又会重复一次这个评估过程。那么，投资者如果想得到尽可能多的贷款，就可以通过建立一系列的联号来实现，而不是将资金全部注入唯一的一个商号。[113]贷款是商号成功的关键因素，这种考虑在企业家关于拆分资本在同一行业中设立竞争性商号的决策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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