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方式：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探析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高度概括评价了马克思毕生的理论功绩。他说：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遮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的理论发现，即“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构成基础这一“简单事实”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本身都同“生产方式”直接相关。其中，第二个伟大发现直接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同样，第一个伟大发现也和“生产方式”概念脱不了干系。回顾马克思的理论发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确立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生产构成基础这一“简单事实”在历史和逻辑上却并不那么简单，甚至于“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遮盖着”。在这一“简单事实”背后是理论方法的根本性变革：从生产出发，也就是在理论出发点上反对任何僵化固定抽象概念，而必须从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现实本身出发，也就是从一定的生产方式出发。

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和“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论关系给出一个更加深入的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然是生产方式概念所代表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下社会现实批判中的运用，但二者又不是一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规律—运用”的关系，而是一种深刻的理论推进关系。这是因为：其一，生产方式概念无法被完全对象化，这个概念并不能以严格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方式加以限定，而必须在相关的一系列范畴体系的运动中作为中介性的核心环节凸显出来；其二，生产方式的这一特点正是由它面对的对象自身的不断流动性特质所决定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面对的那种人类历史发展特定阶段上构成的构境式存在决定了生产方式概念本身是无法通过基于哲学唯物主义的直观方式把捉的；其三，生产方式概念是一个自批判性范畴，它的基本原则的完成的内在逻辑结果就是这一概念所力图把捉的历史—社会对象的自我消解，这是工业现代性的本真存在和马克思得以超越古典理论及其现代拜物教形态的根本所在。

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有关“生产方式”概念的讨论，就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本身而言，存在三种理解：一是技术层面上的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形式也就是技术生产方式，二是生产的社会组织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方式，三是作为总体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围绕这三种理解曾经发生过多次争论，但迄今为止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这是因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本来就是一种无法被“对象化”（或“物化”）的特殊概念。这一概念本身所指涉的并不是某种可以摆在那里为我们所反映的物，甚或是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的凝结；这一概念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批判性的理论方法或分析路径，是建基于现代性基础上的、生活在这种历史性的社会形态中的个人把握、理解自身存在的一种可能性路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方式”概念所具有的上述三种不同含义都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理论价值，并且合起来构成了这一概念自身发挥作用的特定方式——从生产即一定的生产方式出发说明人类历史—社会的存在基础和社会—历史运转的主导逻辑。反过来说，在工业现代性基础上，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本质及其在现象层面上的呈现方式，只有通过生产方式的自我展开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这里所说的“科学”，并不是在一般唯物主义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完全对应，而是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社会本质的历史绽放。

一定的“生产方式”的本质就在于那种特定的分析路径，也就是从生产出发，说明社会总体存在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一种一般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反映论观点，而是从一定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说明这种物质生产实践本身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一定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实际上是一种方便说法，在这一定的物质生产实践背后就已经同时指涉了一定的生产方式这一社会历史总体。换言之，“生产方式”的分析路径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总体自我展开的方法。哲学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在这里注定是不能出场的，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在这里都是不存在的。从一定的个人出发，就是从一定的主客体作用的生产实践出发，也就是从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自我运动出发。

因此，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这种理论方法本身首先不能离开客观的历史社会现实。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但并不是一个无需强调的前提。外在于人的历史社会现实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并不先天就是客观的，这从本质上说依赖于特定的概念框架和分析路径。换言之，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特殊意义，并不是基于这个概念所反映的特定对象——这种说法一不小心会很容易同意识形态的观点相混淆；相反，这种特殊意义就在于这一概念的存在本身，也就是它所指涉的那种对于社会历史现实的分析路径和“述行”方式。——结合前面的分析可知，这种路径本身又是一种批判性的方法。

现在，是从“生产方式”概念的自我展开出发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中诸范畴进行一个总括的时候了。

从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基础说明的一般性路径分析的意义上来看，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是借由以下一些主要范畴展开的。这些范畴包括：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对抗、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等。此外，还有一些范畴，在前马克思的思想史线索中已经普遍存在，但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分析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分工、需要、所有制形式、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等。在这种“生产方式”概念的视域中，理论和现实的出发点都是生产。这种生产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劳动主体作用于客体的物质变换活动，本身包含着特定的历史—社会规定性。也就是说，这种生产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就是同一定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从生产出发的本真含义并不是从一个抽象的概念或口号出发，而是从以一定方式进行着的生产活动出发。这个出发点的确定是本身包含着具体的历史规定性在内的。对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分析，首先是通过相互关联的一对范畴得以展开的。这对范畴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其中生产力是生产方式分析中更为根本，或者说更加起着制约作用的因素，同时也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中能动的因素——当然，这种能动的属性从本质上说是由作为“赋形”活动的人的劳动所赋予的，并且是在同生产关系相对应、参照的意义上才真正凸显出来的。

生产力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中形成的客观功能结构。生产力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总是在前一代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也是一种功能结构，它虽然可以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却从根本上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一种结构关系。

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在抽象的直观意义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无法截然分割开来的，且往往形成一种“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式的荒谬推论。回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分析，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相对的范畴，并且是作为从基础向上层建筑过渡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在“生产关系”所具有的两重不同含义上，即技术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总体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也与既有“生产方式”讨论中存在的技术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的讨论内在一致。

一定的生产方式总是一种对抗性的存在。这是由生产方式概念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并且首先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从根本上说，一定的生产方式存在的质的规定性就是由这种对抗的性质所决定的，这种对抗并不是简单的社会个体存在意义上的斗争和冲突，而是社会运动本身所展现出来的结构性矛盾。一定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包含对抗性在内的“有限性”存在，正是这种内在的对抗性导致了不同生产方式的替代和跃迁，并由此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真实进展。生产方式概念的扬弃依赖于它所指涉的那种人类历史—社会存在方式的消解，这也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来临。

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讨论在“生产方式”概念奠定的分析路径中担负着从直接的生产方式向作为总体的“社会形态”分析过渡的理论意义。这也就是从所谓的社会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逻辑展开过程。显然，这是一种理论逻辑的展开和上升，而不是简单的推广与应用。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的讨论相似，基础和上层建筑本无二致。如果硬是要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中抽象地划分出哪些是基础，哪些是上层建筑，这必然是一种失败的尝试——19世纪下半叶以来对马克思理论的庸俗化阐释以及建立在这种阐释基础上的那些对马克思理论的攻讦，已经证明了这种形而上学讨论的非法性。

一定的社会和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一定的“生产方式”分析的最终目标。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社会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实际上也就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展现。而“社会形态”要相对复杂，这个概念是在马克思遭遇到复杂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上层建筑作用的复杂机制时提出的一个更加完备的概念——“形态”同“方式”一样，标志着特定对象存在的自我规定性。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探索历程中，“社会形态”概念的出现甚至可以看作是“生产方式”分析进一步推进，即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关键一环。

在“生产方式”的上述分析路径展开中，还有一些范畴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随着马克思分析的推进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分工和所有制就是这样一对范畴。在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和所有制已经出现，并且成为劳动价值论确立和“生产一般”凸显为人类社会—历史基础性范畴的重要逻辑过渡。在马克思确立“生产方式”概念的过程中，这两个概念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成为历史—社会总体说明的一般性框架的重要构件。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分工和所有制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结果。这就提示我们，对于财产关系的分析并不能仅仅局限于法权关系的狭窄范围之内，还必须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去，在一个更深的理论层面上加以说明——这也是马克思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中区分占有和所有的本意。

与分工和所有制范畴相关的是需要范畴。需要是同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的人的直接存在直接相关的一个范畴，并且也是作为生产过程的分工的产物和生产得以继续下去即再生产发生的重要环节。同时，需要也是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形成并构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以及一定的社会形态的过渡性环节。此外，一个重要但却往往被忽视了的文本事件也表明了它同“生产方式”概念之间的重要勾连：马克思最初使用“生产方式”的说法，就是在与需要相同的含义上进行的。

上述范畴虽然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但却在“生产方式”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各自的作用。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这些范畴仍然存在，只不过已经是在新的岗位上以新的方式发挥作用了。这也就提示我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展开中，面对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形态，除了要认真审视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在内的上述范畴外，还必须结合那些可以更为直接有效地批判当下社会—历史存在的范畴，建构一个更加精致的批判性理论路径。

在这个意义上，商品、价值、使用价值、劳动、劳动力、货币、资本、剩余价值，以及这些范畴所内在包含着的一系列范畴，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与胚胎发育的自然过程相类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沿着上述范畴构成的理论路径从由这种一定的生产方式构成的社会形态的细胞形态中自我展开的。对于这一逻辑上升过程，《资本论》本身已经提供了精到的阐述，这一点在本书中也已经有所详述，在这里恕不赘述。笔者仅就其中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理论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这就是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系，显然，这又不能绕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论关系这样一个老问题。

纵观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历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是一个相当晚后的发明。如前所述，只是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才把“生产方式”同“资本”作了一个直接的链接，开始使用“资本的”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样的说法；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是在马克思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充分意识到资本一般和个别资本运动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之后，才获得了充分的使用；在此基础上，《资本论》第一卷也才明确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固定下来。

与此相关，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焦点问题：如何理解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和60年代的马克思之间的理论关系。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共通和差异。这个问题又随着马克思理论的再阐释和文献研究的发展越发扑朔迷离。(www.xing528.com)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阶段，如何看待《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之间的差别就已经成为一个理论话题。这主要是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所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转变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形成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并通过阶级斗争实现共产主义的观点，在第二国际的很多理论家看来，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沉思”。《资本论》有关“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倒可以为工人政党参与议会斗争，通过发展生产实现渐进改良提供基础。

后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第二国际左派理论家的批评。但是，对于这“两个马克思”关系的判断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占据主流的实证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后来形成的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解中，为了解决这个困扰，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的理论范式——这种范式的最初形成可以追溯到狄慈根、普列汉诺夫那里：为了同新康德主义相对抗，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之上添加了一种哲学基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最初缘起。历史唯物主义被看作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中的推广和运用。按照上述观点，青年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第一次转变就获得了特殊重要的理论意义。

但是这种观点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却又遭到了新的质疑，这就是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或者说就是青年马克思问题的出现。20世纪30年代以降的三四十年中，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要么被拉作同强调阶级斗争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相对的思想大旗，要么被用来作为重解《资本论》特别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理论垫脚石。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1965）的出版有效地遏制了这种理论躁动，并且成功地说明了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意识形态与《资本论》的科学的问题式断裂。然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成功地解决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的差别，却没有对我们提到的上述焦点问题作出回应。对《资本论》及其手稿方法论的强调，随之带来了一个反讽式的后果——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方法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所取代，这恰恰为后马克思思潮总体上否定马克思打开了缺口。

因此，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位置，特别是这个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般方法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仍然是“生产方式”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笔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一般方法即“生产方式”概念在分析当下社会—历史运转的主导逻辑中的产物。但这不仅仅是一种推广和运用，而就是“生产方式”基本分析路径的推进，抑或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形成就是“生产方式”概念的存在方式。

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所代表的那种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所持有的特定分析方法。在笔者看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相似，都是马克思对自己所面对的特定社会—历史运转的主导逻辑的判定。这种分析方法坚持了“生产方式”的一般分析路径，在基本的理论逻辑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方法，但是在很多具体分析上却带有自身的理论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首先来源于这一概念所面对的对象本身的历史特征，也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在现实层面上的具体展现，如不加限制的竞争、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等。这些社会现实都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在特定阶段上所直接展现出来的社会现实——当然，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这些特点要么被掩盖，要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一点已经由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本身所证明，因此，我们也不应该在这一点上过分苛求马克思。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所固有的不足，也反映了马克思自身理论逻辑上的欠缺。简言之，就是马克思虽然已经站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所提供的科学立场之上，但却对从这一立场上升到对社会现实的全面批判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运转过程中，本质和现象之间是一个经过多重中介的复杂再现过程，也正如马克思自己后来看到的那样，很多情况下现象往往并不直接表现本质，而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颠倒地再现本质。但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中，生产过程与分配和交换过程的联结过于直白，生产过程与阶级斗争的关联稍显简单。这样，虽然在总体上仍然坚持了“生产方式”概念的一般说明路径，但在具体的展开和革命策略的提供上，往往产生不同理论话语龃龉的情况。

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进展，主要是依托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推进得以进行的。马克思从1844年开始就打算全面批判“国民经济学”，但只是到了60年代才真正完成这个任务，并实现了对现实社会—历史运转逻辑的科学批判。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说明社会—历史的运动，这不是什么经济主义的还原论观点，而就是社会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客观理论事实。

在19世纪70年代现代西方经济学发端之前，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一种社会哲学或者社会理论。纵然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学问”，但在其理论观点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哲学意蕴。结合马克思的理论发展来看，正是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他才真正走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讨论中原地打转的圈圈，有可能真正深入到市民社会中去找寻历史的秘密。可以说，《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理论标志：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讨论，而是深刻且全面的涉及对整个工业现代性基础上的人类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趋势的说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这一说明得以展开的科学路径，并且是能够真正穿透资产阶级拜物教的迷雾、把捉到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特定历史性存在的概念工具。沿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所包含着的诸多理论范畴所构成的分析路径，现实社会—历史运转的主导逻辑才能够真实地展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真实的社会—历史存在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中才能够显现出来。正如前文所一再强调的那样，这种显现不是一种基于一般唯物主义的反射式观照，而就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中介着的不同范畴的结合所揭示出来的真实的社会历史运动。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在一个更深的理论层次上理解马克思对于自己方法同黑格尔辨证方法间差别的强调。他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存在先于思维，这一哲学基本问题是马克思理论探索的前提。当马克思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来显现现实社会历史的运动时，深刻地坚持了这种哲学唯物主义的前提，在不同范畴的演进中“反映”了这种运动本身；这种“反映”仅仅是一种方便说法，因为这些范畴本身都是抽象力的产物，是无法直观映射的物性存在。但是在社会历史批判中真正坚持这一前提却不是一般唯物主义所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以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将历史发展的科学基础展现出来的同时却又为了自身的永恒存在而背离了这一原则，把自身存在的物质前提消弭到自己的运动之中——这是黑格尔哲学最大的秘密所在。

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特征就深刻地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运动之上。这种运动又有自身的边界，这一方面是任何“生产方式”都不能超越的自然界限，另一方面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其对抗性特质。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也就是它的批判性革命属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一种依托于某个外在抽象标尺的“是”与“应该”的对立，而是一种植根于现实社会—历史运转的“是”与“是”的内在矛盾。因此，作为现实扬弃的“共产主义”就不是什么“应有”的目的，而就是一种从现实出发的“能有”。

话又说回来，无论是作为马克思批判对象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力图重新发现的“青年马克思”，是以本真的“交往”取代物化的“生产”的现代资产阶级价值，还是用“非功利性”交往超越“效用系统”，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派生物——参照“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科学成果，倒真是一种理论上的排泄物。他们所设定的批判标尺，本身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拜物教的表现或是浪漫主义对立物而存在的，从这些价值悬设出发注定就像《后西游记》中孙小圣跳“造化圈”的遭遇一样，每跳出一个就立马又陷入一个新的造化圈之中。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生产方式”概念在分析当下社会—历史运转的主导逻辑层面上的推进。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是“生产方式”概念自身的存在方式。这就是说，“生产方式”概念作为历史—社会一般性分析路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必须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运转主导逻辑的分析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都无法以“种加属差”的方式从“生产方式”概念中推论出来，相反，“生产方式”概念本身就存在于这种理论分析之中。

有所不同的是：“生产方式”概念可以看作是一种元理论方法，这个概念为分析人类历史—社会的存在提供了一般性的理论路径。这个理论路径是从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客观基础出发的，但同时这种基础的历史凸显本身已经包含着当下社会—历史主导逻辑的批判性说明。这就是说，“生产方式”概念的形成并承担起分析历史—社会变迁的理论使命本身是工业现代性发展的产物。从以一定方式进行的生产出发说明历史和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理论。这丝毫没有什么值得羞愧和掩藏的，但这是一种工业现代性基础上的科学理论，本身包含着对这种历史有限性存在的内在批判。只不过在“生产方式”概念所提供的一般性路径说明中，这种批判性维度是同对于一定生产方式的自我展开（也就是社会—历史的自我运转）内在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我们一再强调，“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分析的总体逻辑没有错，问题是这一概念所指涉的那种理论框架在现实社会—历史运转逻辑的具体指认上仍存在不足——这种不足首先是由社会—历史自我展开的阶段性特征决定的。甚至可以说，“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所提供的对当下社会—历史运转逻辑的说明，仍然没有全面超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19世纪50年代之前的马克思虽然已经看到了这种理论的历史局限性，但却没有能力从彻底的本质到现象转换的意义上对政治经济学所展现出来的社会—历史范畴进行批判。

上述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中得到了有效的调整和完善。在这里，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一般基础在一个更高的理论地平上得到了坚持——这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科学的逻辑前提和保证；社会—历史运转的主导逻辑也得到了更为精致的说明。这种精致表现为内在一致的两个方面：一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范畴演变中真实再现了真实的社会—历史运动，二是对这些相互联系的不同范畴的分析的推进，也就是说，在上述总体逻辑推进中，每一个范畴都是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环节而出现，在这个环节上又内在地蕴含着总体的展开。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马克思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运动的深入而全面的批判性说明，这种说明建立在对工业现代性的理论产物——政治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的充分把握的基础之上，并且实现了对这种“古典理论”的根本超越。这就再次确证了我们之前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是“生产方式”概念的完成和存在方式本身。

既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古典理论”的根本超越，那就意味着这种批判性方法同样超越了那些基于古典理论基本原则或是其拜物教变形的理论形态。换言之，只要工业现代性的历史现实及其理论逻辑仍然在发挥作用——不管是以直接的方式还是以潜在的改头换面的方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就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具体说来，按照马克思自己的理解，工业资本主义现实的直接理论反映是在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德国人那里完成的。英国人是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德国人是黑格尔，“把帽子变成了观念”。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也正是在同以二人为理论定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竞争的意义上进行的。显然，马克思坚持了“古典理论”所提供的科学理论基础，并将这种理论基础自觉地贯彻到底，从而得以从根本上超越这种古典理论。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已经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基础被推向了理论的前台。这一历史的凸显背后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特质，从生产出发为透视这种特质奠定了基础。但是政治经济学在逻辑的自我布展中却为了掩盖自身存在的历史性本质，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不得不背离了上述科学原则，在生产之外引入其他的范畴来说明自身的运动。例如，在说明价值形成的过程中，把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拜物教层面上的产物的工资、利润和地租因果颠倒地混同于价值生产的源泉，这样就偷偷地把土地和资本的物性载体当作价值形成的自然源泉塞进生产过程中来，进而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永恒性辩护。马克思一以贯之地坚持了“生产方式”分析的科学路径，并且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我掩饰中发现了那根“弼马温的尾巴”。当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说明资本剥削的秘密的时候，也就从根本上指认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凸显出来的生产决定社会—历史存在的自我边界——马克思强调的“从劳动中解放”就是在这个含义上说的。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秘密被以观念运动的方式掩盖或是深层再现着。黑格尔已经看到了政治经济学发展所代表着的现代市民社会运动所产生的内在分裂，但他试图以唯心主义（观念论）的方式将这种分裂弥合起来。这种唯心主义也有其深刻的现实社会经济基础，这就是普鲁士落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建立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的国家——在这里，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意识形态同落后的封建地产制度发生了奇妙的理论混响。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不仅是从一般唯物主义的意义上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且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否定了黑格尔的思辨体系。“黑格尔是站在古典经济学的立场上的”，但他更进一步要用绝对精神这只“看得见的手”取代斯密的市场体系中的“看不见的手”。这样，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成为绝对精神自我布展的逻辑展开。在这个逻辑大全中，作为资产阶级拜物教意识形态的财产权、自我意识、市民社会等范畴就被当作一种“历史的非历史”塞了进来。而马克思真正从一定方式进行着的生产出发，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找到了这种生产方式自我矛盾展开上升的道路，才从根本上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不再是绝对观念从某一非历史抽象出发的自我确证，而是从历史的具体抽象出发展开的自我批判。

“生产方式”概念所标志着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超越了古典理论，这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理论产物。同时，这一概念并不是某种抽象的理论教条或框架，而是一种随着社会历史的展开而自我丰富着的理论方法和批判路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工业现代性的存在方式本身，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之中，现代工业社会的真实历史存在才得以科学地展现出来。

除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古典哲学及政治经济学，工业现代性还有可能在其他社会历史理论中得到再现——尽管可能是以庸俗的方式。马克思仍然在世时，他就已经不得不开始面对各种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攻讦，如庸俗经济学、经济唯物主义、伦理社会主义等观点。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随着资本主义现实的变化，“生产方式”概念又遭到了多次非议和挑战：有的观点从技术导致奴役的角度否定“生产方式”概念批判的可能性（晚期海德格尔、阿伦特、马尔库塞），有的观点从交往实践的角度取代生产劳动的基础性地位，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霍耐特、吉登斯），还有的观点从一个彻底否定现代文明的意义上强调非功利性共同体（以原始社会为理想模型）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展开（鲍德里亚、萨林斯、德勒兹），还有的观点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技术经济为依托强调信息方式对生产方式的取代或是因知识产权出现所导致的社会形态变迁（波斯特、拉什、卡斯特、齐泽克、奈格里和哈特等）。

在笔者看来，只要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仍然发生着“死劳动”（资本）对“活劳动”的统治和奴役，那么“生产方式”概念所标志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就依然有效。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也已经表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并不是简单地扛大旗或是喊口号，而必须真正深入到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去，在发展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从对“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解出发，首先回顾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相关的基本范畴；进而尝试探索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相关，但又在既有研究中长期被遮蔽的那些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当代西方激进哲学话语中出现的有关“生产方式”概念的“利用”和“滥用”，给出批判性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