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方式概念：呼之欲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研究政治经济学。在此过程中，他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为框架，形成了一种针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性分析。这就是所谓的异化劳动理论。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在建构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的解体。这一方面是由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逻辑自身的非历史本质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在马克思推进并完成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主谓颠倒”的过程中，已经涉及了事关现代社会历史本质更为根本的问题，如从物质利益出发的私有财产问题，作为客观精神化身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有关动产和不动产的分析等。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正是在异化劳动解体的过程中，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也以不同的形式做好了理论的准备。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论述“需要”的过程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生产方式”的术语；二是在对“生产力”问题的回应中，马克思已经触及了生产方式概念的基本形廓；三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过程中，作为新的哲学出发点的“实践”概念的制订也为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打开了逻辑入口。也正是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呼之欲出了。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笔记本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笔记本。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一笔记本中，马克思专门论述了“共产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问题；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要的是，在第三笔记本的写作进程中，特别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长文的写作中，折射出了马克思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自我消解。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正是夹杂在这一部分写作中的，作为论述“共产主义”的第（7）个要点的开头，马克思第一次专门提到了“生产方式”这个术语。在[私有财产和需要]的开头部分，马克思这样写道：

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含义。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了“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也就是“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如果说“生产方式”和“生产对象”并列在一起使用，并且用来指涉一种新的“人的需要”，那么，为什么会发生用“生产方式”来指代“人的需要”？这样一种指代背后又具有怎样深刻的理论含义呢？简单说来，这一文本现象出现的理论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用“生产方式”来指代“人的需要”，本身是结合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对“需要”概念的进一步深化，在此过程中涉及对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直接证伪，即抽象的“感性对象性存在”的现实否定。另一方面，同样是基于上述研究，从“人的需要”出发引出“生产方式”概念，也表明了马克思自身在现代社会历史规律问题理解上的推进，不再满足于私有财产的批判性说明，而是开始将理论的视角推进到物质生产过程之中。联想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的相关表述：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这一指代的意义弥足珍贵。因为这一“生产方式”术语的使用尽管带有受当时其他理论家如舒尔茨等人影响的痕迹，却直接体现了马克思理论变化的趋势。

其实，“需要”本身在马克思之前的现代思想史语境中已经显现出自身独特的理论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内部关于“需要”的分析自不待言。仅就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解而言，我们就可以发现“需要”范畴的重要理论价值。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论述“市民社会”时所涉及的第一个环节就是“需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市民社会”就是“需要的体系”的展开。紧接着，黑格尔在论述“市民社会”时，作为“需要及其满足的方式”的就是“劳动的方式”。

回顾上文对黑格尔哲学中“劳动概念”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对“需要的体系”的说明中，黑格尔才发现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即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劳动过程中，一方面产生了个体自身需要的满足，另一方面也产生出超越个体需要本身的普遍性（财富）。

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上述依赖性的相互关系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这是一种辩证运动。其结果，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正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在一切人相互依赖全面交织中所包含的必然性，现在对每个人来说，就是普遍而持久的财富。

或者说，正是借由“需要”的分析，黑格尔才引出了“劳动”和“交往”的范畴。而正是在客观精神的自我运动中，这种“需要”被扬弃为普遍性自身的一个环节。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通过“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绝对精神虽然可以对象化、异化，但绝对精神不需要现实的“需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抓住了黑格尔的小辫子，认为黑格尔不过是一种思辨的、泛逻辑的神秘主义，或者说是一种精致的神正论。真正哲学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感性的人。感性的人的本质特征又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只不过在费尔巴哈那里，这种对象性具有自然主义或是“唯物主义”的特征。

当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推进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得出异化劳动概念时，他所设定的哲学出发点也是“感性的对象性存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这个活动是有现实对象的，是“受动”的。因此，他在论述“共产主义”的第（5）个要点里，专门论述了异化的扬弃和人的感觉的丰富性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因受费尔巴哈影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导性的逻辑范式是一种以现实对象存在为前提的“人本主义”，即有感性需要的“人类”。然而，这种感性的“需要”，尽管强调了其不同于黑格尔自我意识外化的现实性，但它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也就是说，这种感性的“需要”本身仍然是一种理论的悬设，缺乏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作为支撑。反倒是在[私有财产和需要]这一部分的讨论中，马克思本来打算站在“共产主义”或者说“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或者说“新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批判国民经济学所反映的异化现实，但在具体的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却遭遇到了自身的理论困境。

这个困境就是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部争论中，发现了“需要”本身同国民经济学逻辑进程，或者说现代市民社会与工业发展阶段的内在关联。这一争论就是以罗德戴尔、马尔萨斯为一方，以萨伊、李嘉图为另一方的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本质不过是：

已弄清了财富本质的国民经济学同还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反工业的回忆的国民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但是，双方都不善于把争论的对象用简单的词句表达出来，因而双方相持不下。

在这个意义上，既然“需要”是奢侈还是节俭的问题，不是一个抽象的人的本质问题，而是在现代市民社会的发育过程中对于工业的不同理解问题，那么问题就很清楚了，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也就不是一个抽象的非历史的本质。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在国民经济学的现实中的表现——劳动，就不是一个能够脱离私有财产的关系而单独加以讨论的话题。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劳动的方式本身也同私有财产的形式，即需要的体系内在关联在一起。换言之，在马克思这时看来，“需要”不仅是“人”的“感觉”，而且与“生产方式”和“生产对象”有关。在“国民经济学”的范围内，也就是“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需要”丧失了“人”的本质的属性，反倒成为一种由“财富”的积累所决定的追逐“货币”的行动。而“国民经济学”眼中的“财富”一方面具有拜物教式的外观——“货币”，另一方面本质上是“一切私有财产向工业资本的转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上文已经论证的问题：“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上”，黑格尔辩证法“在异化的规定内包含积极的环节”，即以思辨的形式存在的一定的历史过程性维度。而这也是马克思自身既有方法的短板。

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加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二笔记本和第三笔记本的前半部分乃至《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中马克思已经隐约触及的历史性维度，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的困境越发明显。这包括：在“政治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的差异中以现实的方式存在着的德国和英法的历史性差异，在以重农学派为基础的作为伦理国家基础的私有财产和斯密那里作为市民社会基础的私有财产之间的历史间距，在“动产”对“不动产”的胜利中所“打开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书”，等等。

可以说，尽管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最后还尝试在“绝对知识”章对“自然”的讨论中发现并确证费尔巴哈，但一个新的理论目标已经逐渐浮现出来：对以现代“私有财产”为基础的“抽象”的“异化”力量的内在矛盾的揭示。“工业资本”何以使“劳动”成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而又使“需要”基础上有“意志”的“人格”在“异化的规定内”以“拥有”代替了“存在”？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仅仅设定一个“感性的对象性存在”，或者说“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不够的，必须将研究的焦点推进到“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展开方式上，特别是现实的生产对象和生产工具，或者说，生产方式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私有财产和需要]部分对“生产方式”范畴的又一次使用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他说：

人类劳动的最粗陋方式（工具）又重新出现了：例如，罗马奴隶的踏车又成了许多英国工人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

根据前文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生产方式概念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意义就在于，为他阐明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历史运动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在生产方式概念确立之前，“私有财产”、“市民社会”（需要的体系）、“绝对精神”都可以看作是与之相类似的框架。在青年马克思的探索历程中，已经在“新的需要”的产生和“劳动方式”的意义上，提到了“生产方式”这个术语。但是正如我们上文所看到的，这一术语的出现，其首要意义在于证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导性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而非直接面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构成方式。有趣的是，恰恰是在马克思完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另外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既有概念承担起引出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论重任。这个概念就是“生产力”。

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谈到“生产力”概念，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传统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所定义的“三要素说”，即“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实现这物质资料生产的人，——这些要素结合起来，便构成为社会的生产力”。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部，以要素说为基础，结合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又形成了对于生产力的新的理解，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不同争论。这些讨论对于我们今天深化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毋庸置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回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去，我们可以发现：“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具有特定的思想史语境，也具有特定的理论内涵，对于生产方式概念的最终成型具有直接的理论效应。

自1843年下半年马克思最初接触政治经济学开始，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到1845年底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所接触到的，或者说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有所影响的“生产力”概念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及其在法国的宣传者萨伊著作中出现的“生产力”概念，即“劳动生产力”概念；二是在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那里的“国家生产力”概念，以及上文提到的舒尔茨《生产运动》中在相近的意义上所使用的“生产力”概念；三是在马克思1844年前后的“同路人”赫斯著作中在“共同活动”（联系）意义上使用的“生产力”概念。从根本上说，在上述三种“生产力”概念中，斯密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力”是最为基础的含义，后两者分别是在不同语境中对斯密“生产力”概念的再现或转型。

对于第一种“生产力”概念，即斯密的“劳动生产力”，很多研究者往往着眼于从斯密的劳动分工出发，说明这一概念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并且强调斯密社会分工意义上“劳动生产力”所具有的社会历史维度。然而，庞巴维克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尽管庞巴维克是马克思主义的尖锐批评者，并且从根本上否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质，但是他在自己研究经济学说史的专著《资本与利息》中对“生产力”概念所做的分析却是具有重大启发意义的。他的核心观点是将“生产力”概念置于资本的利息这一维度下展开分析。回到斯密的《国富论》中隐含的逻辑前提，我们可以发现：斯密所讨论的劳动分工尽管具有了自然法的外观，但是这一分析本身是服务于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增加的。而实际上根据英国左翼经济学家米克的分析，财富的积累不过是18世纪下半叶正在成为新的历史常态的资本增殖的庸俗表象罢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确立的最后一步也正是依赖于财富积累的说明。

也就是说，斯密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力”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个体劳动的生产力，而是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或者说资本生产力的表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和斯密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他们都默认了“私有财产”这样一个自然前提，并将“市民社会”看作是一个通过“需要的体系”实现个体劳动共同作用的场所。只不过，尽管接受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但面对相对落后的德国现实，黑格尔与斯密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不同，他强调从“市民社会”上升到“伦理国家”，进而实现客观精神的要求。(www.xing528.com)

同样立足于德国的现实，李斯特和舒尔茨分别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强调了“国家生产力”概念。李斯特的代表性论著为《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李斯特眼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被看作是重视财富本身的“价值理论”，真正要关注的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即“国家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的发展不在于“不同个体之间的不同商业活动的划分”，而在于“各种精神、智力和一般生产能力的联合或者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反对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强调贸易保护，并强调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发展生产的能力。如上所述，尽管舒尔茨也反对斯密自由主义，但他对国家的强调主要着眼于应对机器大工业发展所产生的阶级分化，运用国家的力量调整阶级关系，促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

对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具有直接影响的是赫斯的“生产力”理论。作为一位哲学家，虽然赫斯在青年黑格尔派内部最先提出了经济异化，即货币中所发生的“交往异化”的概念，但是他对“生产力”概念的理解主要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的。按照赫斯的理解：

（人的）生命是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他们的现实生活只是在于他们的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只是在于共同活动，只是在于同整个社会身体的联系。……人与人的交往越发达，他们的生产力也就越强大。在这种交往还狭小的时候，他们的生产力也就低下。

也就是说，赫斯从“交往”出发理解人的本质，进而在人的交往中形成的“共同活动”中发现“生产力”。这一点构成了对马克思的直接影响。实话说，赫斯的理论本身既受到了斯密的影响，也同黑格尔的分析脱不了干系，但在1844—1845年间，对于采用“异化劳动”概念来解释“私有财产”，并且关注到“市民社会”内部的交往关系的青年马克思来说，这种对“生产力”的理解是最趁手的，也是最容易接受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种“生产力”概念对于马克思“生产方式”的影响，并不是通过先确立一个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力”范畴，再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中引出“生产方式”概念，而是在以下两重意义上发生作用的：

第一重意义是“交换价值理论”与“生产力理论”，或者说斯密的“劳动生产力”与李斯特的“国家生产力”所表征的客观社会历史差异。正如马克思自己所指出的那样，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以及所持的贸易保护政策，本身是落后的德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反映的是在工业的兴起过程中，德国较之英法两国所存在的客观状况。因此，与其说是李斯特的“生产力”直接催生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不如说是不同“生产力”概念之间的客观历史差异，促使马克思从生产的一定方式出发，思考“市民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上的社会组织形式和个人存在方式，进而为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第二重意义主要集中在赫斯所提出的“共同活动”（社会联系）所形成的“生产力”理解上。如上所述，赫斯的理论较之斯密和黑格尔远谈不上深刻，但是他却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语境中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同路人”。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中开始遭遇自身人本主义逻辑消解的难题时，恰恰是赫斯所提出的包含“生产”在其中的“交往”和“共同活动”概念，帮助马克思成功克服了“异化劳动”理论本身在理解劳动问题上的抽象性，顺利打通了从个体“需要”的反思向“市民社会”结构解剖的逻辑关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中读出强烈的赫斯（包括舒尔茨）的意味。

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将“生产力”概念看作是“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论轮廓的直接雏形。而这一点，其实也可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中找到文本的证明。

正如有学者敏锐发现的那样，1844年下半年，马克思在写作《神圣家族》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作为抽象概念的“异化劳动”在理论上的欠缺。单单引进劳动和社会这些概念还是不够的，必须要对现实的劳动和社会作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一点直接对应于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特别是要超越私有财产统治下的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异化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实物本质”就是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依赖关系。也正是在反驳以鲍威尔为代表的抽象自我意识哲学时，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把生产方式作为理解现实历史的基础的看法——虽然这里的“生产方式”仍是一种从属性的概念。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

与这一概念的提出相关联，并且实际上作为其支撑的，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向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再次迈进。即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观点、从“人类社会”概念到“生产的社会关系”概念、从异化史观到实践概念的转变。其中，在哲学观点上构成根本性变革的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发展，这也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的生产方式概念最终破茧而出的理论基础。

如前文所述，这种现实的具体的实践概念的达及，从根本上说是工业现代性的历史产物，也折射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探索之中。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手稿》到《神圣家族》，再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本节以下简称《提纲》），正是“实践”范畴逐渐摆脱思维的抽象能动性，获得具体、现实的历史情境，并与物质生产“视域融合”的过程。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而言，实践概念绝不是从“人的本质”或“人的特性”中引申出来的人本主义概念，而是从人的现实存在即他们的现实生活关系中概括出来的历史哲学概念。作为包含着多重现实关系的具体概念，只有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才能确切地把握它的内容。

回顾思想史历程，“实践”哲学的提出并不是马克思的创建，在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就出现了以切什考夫斯基和赫斯为代表的“行动哲学”，这可以看作是“自我意识哲学”的理论延伸。从“博士论文”中的哲学与世界的辩证关系理解出发，结合《莱茵报》和克罗茨纳赫时期的政治—历史研究，马克思已经充分意识到“实践”的现实意义。正如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道：

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停留于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也不可能实现它。……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面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

如果说上述“实践”还局限在政治的意义上，那么经过巴黎时期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马克思对于“实践”的理解又增加了经济学的含义，也就是物质生产实践思想的出现。虽然青年马克思是在走出异化史观的意义上进行这种探索的。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才真正成为马克思哲学新世界观的出发点。1845年2月开始的《布鲁塞尔笔记》经济学研究，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直接理论土壤。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开始自觉认识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意义，并以之批判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不彻底性和虚伪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手稿》里“异化的扬弃和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的观点获得了决定性的推进：废除私有财产“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

在这里，“市民社会”内部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基础，也构成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逻辑起点。在这一思想的确立过程中，《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本节以下简称《评李斯特》）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劳动异化的分析中已经意识到的历史性维度，在经济学观点的差异中得到了映现，既有的人本主义范式在“生产力”理论的争论中被无意识地消解了。在同李斯特争论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

如果要给私有财产以致命的打击，那就不仅必须把它当作物质状态，而且也必须把它当作活动，当作劳动来攻击。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

也就是说，对于劳动的剖析必须同历史形成的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具体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马克思借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用“工业”来把握现代“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经济学是从竞争的社会制度出发的，它最初的原理是分工和机器”，二者“只有在工厂中才能达到自己的最高发展”;“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工业”不同于今天日常意义上的工业，而是一种人的特殊历史“实践”形式，因为“工厂制度所创造的社会组织是真正的社会组织”，是“无精神的唯物主义，个人唯灵主义，个人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里所理解的“工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的萌芽形式。

基于上述理解，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现实社会历史的内在结构同个人主体的生产实践之间的关联。从物质生产基础上的实践出发，实际上就是从特定（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出发。这不是一种外在的规定性，而是真实的历史运动及其思想史反映的成果，只有从“实践”出发，也就是真实发生着的社会历史出发，才能超越那些凌驾于历史之上的“意识形态”——借用卢卡奇的经典表述，人本学唯物主义和自我意识哲学恰恰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种“实践”概念是在完成于1845年春的《提纲》中制定的。《提纲》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在1845年已经凭借对“实践”的科学理解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为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和资本主义科学批判方法的制定奠定了元理论基础。实践，是这一哲学变革的焦点所在。不同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实践概念和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马克思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实践”范畴的，“实践”本身便与人类解放的目标指向结合在一起。在《提纲》中，马克思直接将批判对象设定为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尽管看起来这是在讨论纯哲学问题，但结合1845年前后的思想环境可以发现，《提纲》的问题意识是“市民社会”的扬弃，即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所以，对“实践”范畴的理解，离不开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历史性差异和对劳动特别是工业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判断。要真正认识历史的发展，就必须回到现实的活动过程，即“实践”中去，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简言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深化的基础上，通过对市民社会和工业发展的了解，认识到了历史的真实差别，并受黑格尔和“国民经济学”启发，深入到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实践”中把握历史的发展，寻求革命的现实可能性。所以说，《提纲》中的“实践”是全新的逻辑起点，一个建基于工业现代性之上的科学批判理论基石。从“实践”出发，就是从以一定方式进行着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理解构成这一实践的“对象性活动”的形式，其中既包括人对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作为一个元理论范畴，“实践”概念远远没有获得理论上的成熟和具体的展开形态。在其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过程中，这个概念就逐渐为“物质生产”和“生产方式”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