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与经济效率：振兴经济的路径

自由贸易最为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能促进国际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经济富有效率。这在古典贸易理论那里是早已被证实的结论。经济有效率实质上是描绘这样的一种状态：一个行业以最小社会成本生产一定质量的产品。该行业产品的价格与将其提供给消费者而导致的社会成本之间近似无差异，即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使他们的福利实现帕累托最优，以至于不可能改善其中一个经济成员的福利而不损害其他经济成员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有效率要求经济成员选择休闲而非工作，或选择商品和服务的动机没有被扭曲，这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及休闲的机会成本，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商品与服务及工作相对于整体社会的价值。

然而，经济有效率并不要求所有国家都采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的要素价格，经济有效率要求各国对生产技术的选择应该反映其要素禀赋的稀缺程度。经济无效率可以指未达到最优的投入产出组合，例如，不发达国家盲目投资资本技术密集型设备有可能导致低效率，因为缺乏训练有素的操作人员和充裕的资本。更重要的是，投资之后由于生产成本较高，为了维持下去，要么以高价方式，要么以亏本方式把产品卖出去，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能导致竞争力的下降；在后一种情况下，生产只能是亏本运营。两种情况归结为一点，就是经济效率的完全丧失。分配无效率也可能发生在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与生产中，例如，某种商品的价格享受补贴，尽管它们的稀缺性要求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但相对于其他商品而言，这种商品被过量地生产和消费。动态地看，无效率可能表现为资源未以最优方式在消费与生产之间进行分配，即储蓄与投资的动机被扭曲了。

从理论上说，提高经济效率的努力可以激发每个市场主体的潜力，但更重要的是，可能创造出得益者和受害者。尽管得益者的利可能补偿受害者的失而有余，从而改善总体福利状况，但为实现这种补偿而采取的政策往往因其复杂性和争议性而成本高昂。因此，政府一般也不愿意制定和实施那些通过改善经济效率而在中长期才会出现的经济收益，但政治代价却马上显现的政策。换句话说，一些干预政策的制定在实践中往往不是基于国家的利益，而是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最终制定出来并付诸实施的政策，往往变成一种偏向政治上影响力大的利益集团的再分配政策。因此，即使从纯经济角度看，自由贸易并不一定总是最好的政策，但如果政策的制定是受不同利益集团影响的，那还是无偏向的自由贸易为好。

经济效率与经济政策的发展目标密切相关，发展目标是社会成员提高其今后商品和服务支配能力的努力方向，它们不一定与经济效率目标相抵触。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生产率是指每单位投入或投入组合的产出水平，所以，在静态意义上与技术效率指标一致。衡量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of Production，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幅度可用产出增长率与投入增长率之差来表示，当产出比投入增长更快时，全要素生产率就会提高。这在图4-1中表现为某技术无效率厂商的生产从B点移至最优生产边界上的A点。同样，也可能通过技术创新将最优生产边界即厂商的目标位置向右下方移动，这样，就可以通过较少的投入生产同等水平的产品。在图4-1中，假设一成本最小化厂商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Y，由此需要两种进口的生产资料x1和x2。等产量曲线Y=f（x1，x2）代表最有效率地生产Y数量产品需要x1和x2的不同组合，等产量线上任何一点都是技术有效率点。然而，B点相对于生产Y水平产品而言是有技术效率的，且B点的相对技术效率可以表示为。图4-1中相对价格线PP′切等产量线于A点，A点既有技术效率，又具有分配效率。分配效率是以生产要素的组合为出发点，理论上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由这些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所以，分配效率反映了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据此可以断定图中的C点只有技术效率而无分配效率。需要指出的是，分配效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没有直接的联系。在图4-1中，从C点移至A点使分配效率得以提高，并降低生产成本，但并没有导致技术效率的任何提高。同样，对于PP′价格线而言，从C点移至新的位于最优生产边界且代表更有效率的D点可以提高生产率，但并不意味着分配效率得到改善。因此，可以认为，强迫厂商面对国际价格的贸易改革与生产率的变化之间没有直接联系。(www.xing528.com)

图4-1　自由贸易与经济效率

一般地，贸易自由化可以排除阻碍新的合格生产者进入市场的壁垒，刺激那些有能力提供优质服务的厂商扩大生产，同时迫使那些能力有限的厂商退出市场，所以贸易自由化是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率的途径之一。需要强调的是，将竞争引入严格管制下的行业，并不意味着没有管制的竞争是服务的最优生产方式，贸易自由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求得管理与竞争的最佳组合，从而保证消费者可以获得物美价廉的服务。

通常认为贸易自由化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也有人对贸易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表示怀疑。这些争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生产率的提高与自由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有多种解释：a.贸易壁垒的拆除使厂商直接暴露在竞争中，迫使其更加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b.自由化允许厂商参与更为广泛的国际市场竞争，如果这些厂商规模报酬递增且自由化导致厂商或行业产出增长，那么，平均成本将会下降，生产率得以提高；c.将宏观经济稳定性与自由化效应结合起来。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可以创造健康的投资环境并引发技术革新和增长，伴随更高的投资水平，出现更快的资本替代率和更高的生产增长率。通过社会稳定计划，某些贸易政策的变革可以导致更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现实中有一些事例证实了实现自由化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所提高。例如，1971—1981年，智利实行贸易政策改革后，制造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由2%增加到4%；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拿大经济学家R·哈里斯和D·考克斯对美加实现自由贸易后，加拿大的得益进行了数量分析，他们的结论认为，实现自由贸易后，加拿大的实际收入将提高8.6%，这比一般不计量规模经济的估算高出2倍。很明显，总体上收入的提高与生产率的提高是密切相关的。其二，新增长理论。贸易自由化改变了厂商经营的市场条件，包括可用技术和投资（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动机等，促进了创新和技术变革，因为自由贸易比保护贸易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创新的机会。这对企业家学习和创造新技术、新方法，为出口或进口竞争等都提供了更大的激励。新增长理论强调提高生产率的四个内生变量：提高专业化程度带来的收益、人力资本存量增大带来的收益、“干中学”带来的收益以及投资R＆D带来的收益。在这四个内生变量中，正的外部性导致更高的生产率增长率。其三，服务的相关理论。尽管许多理论试图找到生产率增长与贸易自由化之间的联系，但没有一种理论是令人信服的。另外，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化后，厂商和产业的经验事实与许多现行理论相互冲突。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内生技术革新的结论，也只是在某些情况下符合这一联系，并且，这种分析大多针对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相比之下，有关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效应的讨论显得不足。然而，有理由相信，服务业通过自由化不仅可以提高分配效率，而且可以提高生产增长率，因为许多服务投入直接有利于新技术的创新和吸收。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服务贸易经常涉及生产要素而非产品的移动，它们更可能体现生产率增长的跨境外溢效应。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促使生产率提高的技术创新的刺激，很可能比没有要素移动的商品贸易自由化的直接效应来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