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悉人性，成就非凡人才：人才溯源指南

什么是人才？顾名思义，人才就是人中之才，众人之中的佼佼者。

有人才就必然有庸才。人们一般把见识短浅、才能低下、无所作为的人称为庸才。这样看来，“庸才”这个词，显然带有一种不友好的调侃意味。比如《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司马懿评价马谡时说：“徒有虚名，乃庸才耳！”

庸才和庸人并不是一回事。《新唐书》中有句话：“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里的“庸人”就是指普通平凡的人。庸人的称呼并无感情因素在内，只是特指才能不凡的人才群体之外的普通人群体。

相对于庸人，人才一般都有其标志性的特征：或出类拔萃，或才华出众，或能力超群，或审时度势，或足智多谋，或高瞻远瞩。总之，人才一定和普通人不一样，拥有与众不同的素质和能力。《庄子·天运》中曾这样描述孔子心目中的老子：“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后来民间就有了所谓“人中龙凤，马中赤兔”的说法。

到了现代社会，人才的标准和范围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变化，但总体的趋势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和需求，标准越来越灵活，范围越来越宽泛。只要是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都可以称为人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曾经出台过很多关于人才的政策，但是对人才的标准和界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所以一般把社会人力资源中素质和能力较高的劳动者都称为人才。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管仲在《管子·修权》中认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很早就提出了人才培育的概念。

战国时期的《易传》一书提出了关于“三才之道”的说法。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这个时期的人才概念，着眼点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强调人只有学习天地之道，才可以成才成贤。

著名思想家孟子在其著作《孟子·告子下》中认为人才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要经历一个“炼狱”般的过程。“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北宋时期的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指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不仅高度概括了人才的重要价值，而且明确了学校教育对于人才成长的关键意义，不愧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大教育家之一。

清代诗人赵翼在谈诗歌创作时写下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多少反映了他对人才辈出的一种呼唤。思想家龚自珍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实则表达了当时有识之士不满社会黑暗的愤怒之情，对未来唯有寄希望于能够力挽狂澜的人才出现。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人才的观念跟着时代的发展在变化，人才的重要价值越来越得以凸显，国民教育的体系和规模越来越庞大，但是依然无法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依然无法破解人才的基因和密码。

从“李约瑟之谜”到“钱学森之问”，中国的人才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教育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体制问题？其实，我们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深层的因素，那就是人性问题。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人才的标准也在改变。不过，无论人才的标准怎么改变，其作为人的人性不会改变。只要是人类的一员，自然就会具有人性。当然，人性本身不仅是复杂多变的，而且是受外界环境影响的。问题在于，作为普通人中的佼佼者，人才的人性和普通人的人性有没有不同呢？

人性就是人的天性，或者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在自然界中，野兽是低等动物具有兽性，人是高等动物具有人性，都是生物进化的结果。

自古以来，关于人性的探讨和研究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甚至有些观点是截然对立的，这足以说明人性之复杂。虽然观点众多，但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关于人性的权威说法。

按照伦理学的观点，在中国古代不仅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也有告子的“无善无恶论”。“性善论”主张“人之初，性本善”。“性恶论”主张人生来是自私的、贪婪的、虚伪的。不过，正如一句网络名言所说：“有时候真的要相信这世界上有魔鬼，不然你没法理解人性。”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对此的观点一改诗歌的含蓄，说得非常直白：“当人是兽时，它比兽还坏。”

2015年中国股市上演的一出闹剧又一次印证了“性恶论”的观点：自私与贪婪促成了股市的非理性高涨，又因恐慌心理导致暴跌造成很多投资者家破人亡。历史是活生生的，教训是惨痛的，但是人们依然会“好了伤疤忘了痛”，义无反顾地像飞蛾一样扑进火中，这就是最真实的人性。难怪连大科学家牛顿都无奈地表示：“我可以精确地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出人性的疯狂。”(www.xing528.com)

按照宗教学的观点，人性有光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而光辉的一面是人的神性，也就是理性，消极而阴暗的一面是人的兽性，也就是劣根性。不过，由于西方基督教主张人的“原罪观”，也是“性恶论”，结果反而促成了宪政体制和法治社会的建立。

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性中既有生的本能，也有死的本能，但是每个人都会在成长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心理特征。现在有句很流行的话叫“性格决定命运”，所谓性格其实就是人性的人格化，是每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美国人际关系学家卡耐基的著作《人性的优点》和《人性的弱点》都是从个性心理，比如忧虑和自我封闭如何影响个人成功方面对人性进行分析的经典著作。

按照哲学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性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是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产物。

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对人性有很多假设。比如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管理学上关于工作动机的X理论、Y理论和Z理论。无论有多少种关于人性的观点，归结为一点就是：人性是复杂而多变的。有什么样的人性，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善恶只在一念间，成败也在一念间。佛曰：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洞悉人性且能把握人性者，必为人中之杰。

目前业界有些学者尊称任正非为“人性大师”。所谓“人性大师”，不仅能够做到把握自己的人性，也能洞悉别人的人性；对人性可以趋利避害，可以因势利导，甚至可以点石成金；以一己之公成就众人之私，以众人之私成就群体之公。他们就像蜡烛为了点亮世界在燃烧身体的时候也升华了自己；就像勇士丹柯为了带领族人走出黑暗的森林，挖出自己的心脏照亮了众人通往自由的道路。不能革自己的命，就不可能领导他人革命。不能控制自己的私欲，就无法达成他人的私欲。不能满足他人的私欲，就无法吸引优秀的人才，也就无法成就组织的目标。

无论多么伟大的企业都会犯错误，犯了错误之后是否拥有快速自我修复能力是伟大与否的分水岭。这种自我修复能力在GE表现为内部培养了韦尔奇，在IBM表现为能够在“外来的和尚”郭士纳带领下重振雄风，在华为则表现为任正非一以贯之的自我批判思想。自我批判就是对自己灵魂与内心的审视和批判。

那么，怎样的人才能成为好的领导者呢？急功近利只是短期行为，害人者必害己，肯定是不可取的。菩萨心肠可取吗？在一个缺乏敬畏之心的极度竞争环境里，一味单纯的善良也不可取。真正能够成就大事者，绝不能用“好人”或者“能人”来评价。只有菩萨心肠，没有霹雳手段，也做不成任何事。“慈不带兵，义不养财”的古训自然有其道理。最好的选择就是能够洞悉人性，做到“没心没肺”，尽量让自己不受凡尘俗世中各种观念的搅扰，认定自己，做最好的自己！自我批判，向自己开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锤炼自己的人性，磨砺自己的内心。

因此，能够成就人才的人，在成就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成了更优秀的人才。任正非在创立华为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这方面的人才，他是因为走投无路才在四十不惑的年龄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其面临的压力和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从其文章《我的父亲母亲》中可以了解到，任正非的母亲在突遇车祸离世之前还为他攒了10万元钱，以防他开公司失败而吃不上饭。因此，如果说任正非创业时就有什么“产业报国”的理想和情怀，实在是过于拔高他了。他创业就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活下去，就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和个人欲望。不过，他在创业过程中不断洞悉人性，不断洞悉商业本质，最终不仅成就了十几万华为员工，也成就了自己。

在招聘人才的时候，任正非的原则是大量招聘那些“胸怀大志而又一贫如洗的人”。这样的人才不仅对财富有着直接的需求，也有极强的成就欲望，还有强大的内心，说白了，这样的团队是有战斗力的团队，能够被打造成为一支嗷嗷叫的铁军。这就是任正非对人性的洞悉。而他对员工坚持高工资、高回报、全员持股，把自己的股份稀释到1.4%，把“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的时候，则是实现了对自己人性的把握与超越。因此，等真正把华为做到全球业界老大的时候，任正非总结说华为的成功之道就是“傻”，企业经营管理就是坚持“常识”，这就说明常人眼中的“傻”才是商业领袖眼中的“精”，而常人眼中所谓的“经典”其实就是商业领袖眼中的“常识”。一言以蔽之，“人性大师”和“商业大师”原本就是一家人。

对于普通人来说，成才之路也是人性的修炼之路。著名学者季羡林认为自己“从自卑到自信，从不认真读书到勤奋学习，一个关键就是虚荣心”。在别人眼里虚荣心是负面的，但是在季羡林那里却成了成功的动力来源。当然，我们对于“红舞鞋”的故事也是熟悉的，爱慕虚荣的女孩穿上无法使自己停止下来的红舞鞋，最终把自己累死。所以，季羡林口中的虚荣心其实已经在自己漫长的求学生涯中变成了成就感，因为他能说出自己有虚荣心的时候，虚荣心其实早就不存在了，已经演变为不断达成目标的成就感。所以，人性其实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以及个人生活际遇都有可能对人性的变化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

英国哲学家休谟在经典名著《人性论》中认为：“野心、贪婪、自爱、虚荣、友谊、慷慨、公共精神：这些在不同程度上掺杂在一起而遍布社会的情感，自有史以来一直是所有行动和事业的动因。它们已为人类所注视。”鲁迅也说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无论贪婪还是不满，无论虚荣心还是自豪感，这些都是人性中真实存在的情感，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人为地迫使人性发生改变。动机正义不代表结果一定正义。只有程序的正义才能保证结果的正义。对于人性，我们只有营造更为适合人类发展的环境，营造能够吸引人、培养人、激励人的氛围，才能把握人性，开发人性，化缺陷为优势，发挥人性中的光辉，促使优秀人才不断脱颖而出。

人性可以开发，但不可解放，因为人性中有阴暗的一面；人性可以约束，但不可压抑，因为压抑得太久就会毁灭性地爆发；人性可以遵循，但不可以考验，因为人无完人，圣人只是传说。正如丹麦著名医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芬森所说：“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俯瞰别人，也永远别去考验人性。”他人即地狱，他人有时也是天堂。自私、贪婪、嫉妒、虚荣是人性的一面，善良、友爱、怜悯、同情是人性的另一面。人性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这主要取决于人性所处的外在条件和社会环境。

作为一段历史，鲁迅与梁实秋就“人性”和“阶级性”的论战早已经随风而去。现在随着政府“以人为本”理念的逐步深入，人性问题开始重新得到关注和重视，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

其实，“钱学森之问”背后折射的问题在于，人才和学历并无直接关系，高学历、低能力、低素质的人并不少见。人才和出身也没有直接关系，出身豪门的“富二代”和“官二代”们如果没有前面的“富”和“官”，可能连普通人也不如。不过，如果社会环境和氛围不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出身寒门的贫苦人家得到教育和成长的机会便会被大量剥夺。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环境对于人性有着直接的影响力。我们如果真正意识到社会环境对于人性的影响以及人性对于人才的意义，只要假以时日，让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纠结的人才问题自然就会得以解决。

只要掌握人性的自然规律，何愁不能成就非凡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