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外部需求，推动开放经济新格局

在当前以要素流动和产品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形式下，外需的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忽视外需，实际上就是轻视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全球资源发展本国经济，就是放弃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而且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负债较高、产能过剩等硬约束下，我国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边际效率已发挥到极限。即便通过财税改革，降低政府收入比重，增加居民收入，进而通过提高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在短期内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也表现出很强的替代性，对经济贡献的总和仍相对固定。因此，我国要守住经济发展的底线，短期必须在外需方面形成有利局面。

一是客观认识外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贸易主导权，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对“中国制造”形成“前堵后追”之势。中国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进口商品中占比下滑，出现国际经济复苏与我国出口贸易复苏的“脱钩”迹象。尽管新形势下出口面临的挑战不容低估，但我国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出重要部署，明确了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发展方向、战略目标和工作路径，“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上海自贸区等成为未来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载体；第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制造”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相比发达国家拥有成本优势，相比发展中国家拥有品牌、渠道以及制度优势，依然有广泛的市场；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我国技术水平可能仍略低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但要好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产品性价比优势明显；第三，外需既包括国外消费需求，也包括对外投资的需求，我国外汇充裕，企业盈利状况良好，国际化经营能力增强，应引导我国企业加强对外投资并购，获取境外先进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提高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

二是分类构建立体化的对外贸易战略体系。第一，对新兴经济体市场。新兴经济体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将产生巨大需求，特别是对如电力设备、交通运输设备、通信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巨大。2013年我国对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俄罗斯的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2.1%、25.8%、18.6%、12.6%，均远高于我国整体出口增长率。因此，要高度重视新兴经济体市场，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外交、文化合作，综合利用产品出口、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投资实体企业等手段，重点加大对新兴经济体国家高铁、核电、通信等成套装备的出口力度，将新兴经济体市场作为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牵引，打造中国装备的世界品牌，然后再向发达经济体渗透。这方面，华为公司就是成功案例。第二，对发达国家市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将降低对我国最终产品的需求，但将增加对原材料、中间零部件和配套劳务的需求。这方面，我国要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自身在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传统优势，提高中间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比如，稀土在工业中十分重要，被应用于手机、平板显示器及风力发电设备等关键零部件，而全世界超过90%的稀土产自中国，我国可加强对以稀土为原料的关键零部件生产研发，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影响力。(www.xing528.com)

三是不断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和水平。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901.7亿元，同比增长16.8%，居世界前三。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截至2012年底对外投资存量为5319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相当于美国的1/10、德国的1/3、日本的1/2，这与中国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不相符合，也说明中国对外投资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而且我国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不尽合理，对外投资主要流向餐饮、批发零售等低端服务业和采矿等资源行业，而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建筑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较低，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所占比例严重偏低。要加快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和水平，一要科学规划、分类施策，制定各行业对外投资规划和引导政策，加强贸易、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积极引导获取资源型、转移落后产能型、技术升级型等对外投资齐头并进，以对外投资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二要尽快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增强法规和政策透明度，简化审批手续和环节，取消多头管理制度。第三，私人资本一直在全球对外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占6%，而中国的情况与之相反，国有企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高达70%，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意识形态阻力较小，可以提高成功率。因此，要给予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平等的政策支持，强化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作用。四要加强以产业链为单位的集群式对外投资，降低个体对外投资的偶然性风险，合理应用整体优势，提高在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让对外投资收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