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战略：解决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对接与融合问题

（一）城市化战略选择的背景条件

与西方经典的城市化模式相比较，我国的城市化道路表现出一个独有的特点：不仅表现为城市的扩大和向乡村的辐射，而且表现为乡村自身的城市化，即城市的扩展辐射与农村自身城市化的双向运动。由此，中国形成了两种特色鲜明的城市化模式：基于中心城市集聚与扩散的城市化模式与基于小城镇和乡镇工业的城市化模式。这两种城市化模式从一开始就沿着各自的轨道自成系统地运动着，并以其特有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两种城市化模式出现了明显的对接和融合趋势。

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对接与融合，是对现存的两种城市化模式分立的一种否定。对接与融合的实质就是两种城市化模式从分立走向边界模糊化的过程。在模式分立的情况下，两种模式实际上都是将城市化过程看作或在农村地域或在城市地域的独立实现过程。与这种模式分立不同，城市化模式的对接与融合则强调从整体城市化视角考虑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发展过程。

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对接与融合，意味着城市化模式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两种模式对接与融合起支配性作用的因素具体包括户籍制度、要素市场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决定了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对接和融合发生的必然性和作用程度。

从逻辑顺序来说，首先是户籍制度，然后才有与其配套的改革。户籍歧视及其城市偏向政策一直是造成两种城市化模式分立的重要原因之一。户籍制度及其配套政策之所以构成两种模式对接与融合的条件，是因为这个方面的变革和创新可以消除农村劳动力迁移中的“寻租”动机，将其还原于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在两种城市化模式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迁移都是在城市特权的条件下为了获得某种通常情况下无法取得的收益而进行的。事实上，这不能算是纯粹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而是含有“寻租”的动机。因此，只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结束城乡之间的分割状态，使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能够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才能为两种城市化模式的交互作用创造条件。

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对接与融合有赖于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在我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遍地开花，是资金积累的分配和使用属地化的必然结果。而资金使用的属地化又是由于我国生产要素市场不健全造成的。当投资决策权分散化以后，如果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来诱导生产要素向最佳区位聚集，那么经济活动在地理上分散的格局就几乎不可避免。同时，由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阻碍劳动力市场整合的制度安排的存在，也强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属地化倾向。由此可见，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对接与融合是以要素市场为中介来进行的。

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形成需要一个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持。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时，以三项基本保险制度（即失业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险体系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改革的关键在于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将那些附着在城市户口之上的福利和保障剥离出来，使农村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就业、住房、养老、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的获得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都只能通过社会化或市场化的途径获得。这样，农村劳动力将不会为获得城市户口而煞费苦心，因为拥有城市户口不意味着自然就拥有了任何东西，他们的迁移和流动将变得更加理性。

（二）战略选择——以大都市圈为核心的城市化(www.xing528.com)

从城市化空间上看，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对接与融合就是主张走以大都市圈为核心的城市化道路。大都市圈的范围基本上是以经济城市的空间为边界。

都市圈是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核心，以核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距离为半径，所形成的功能互补、分工合作、经济联系密切的区域。一般来说，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城市被称为都市，超过500万可称为大都市，大都市的辐射半径可达150公里，一般都市的辐射半径可达100公里。按此标准，我国达到都市标准的城市大约有30座，也就是说，我国已形成30个左右的都市圈。

大都市圈是经济城市的活动范围，它的空间边界是根据劳动力市场来划定的。也就是说，一个大都市圈可能包含多个不同等级的行政市场，其劳动力市场是整合和统一的。一个统一的大都市劳动力市场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就业中心。在这种城乡结构中，要素流动的越通畅，城乡之间的经济往来活动越频繁，则城市化空间就越易于形成一个开放的、弹性的结构体系。因此，全域城市化意味着中国的城乡结构调整和城市化问题必须放在大都市圈空间中统筹考虑。

其实，走以大都市圈为核心的城市化道路就是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城乡统筹是一个地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境界。它要求站在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整体统一筹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解决。城市化的重要目标就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因此，走以大都市圈为核心的城市化道路，也必然是一个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过程。我国目前在城市化政策方面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可以放在大都市圈框架里解决，包括如何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和环境保护的协调机制，怎样才能建立起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管理体制，如何推进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建设，等等。按照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思路，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合理布局，协同推进，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正确方向。

我国在向城市化迈进过程中选择走以大都市圈为核心的全域城市化道路有其客观必然性。首先，从发展趋势来看，在全球化背景下，后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往往倾向于大城市模式。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大都市圈增长的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国家“边界”逐步淡化，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实力更多地体现为其大都市圈的地位和实力。大都市圈对全球资源的吸引和配置能力，为国家发展带来巨大动力，成为国家竞争的制高点。同时，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也往往具有强烈的大都市圈区位指向。对于任何产业而言，它都需要大都市的专业化服务、基础设施支持、大量的劳动力和靠近它的市场——大都市圈。此外，与那些工业化先发国家不同，作为工业化的后起国家首先考虑的是效率。因为在很短的期间内要走完工业化先发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它不得不选择大都市的发展模式来加速它的工业化进程。

其次，大都市圈比较容易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一个统一而整合的大都市圈劳动力市场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城市中心（就业中心）或次中心。实证研究表明，大且整合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有利于企业，同时也有利于就业者。对企业而言，大且整合的劳动力市场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这是因为当一个企业靠近大都市（大劳动力市场）时，它在规模扩张时能很容易和相对廉价地雇到所需劳动力（包括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力）。对就业者而言，大都市圈意味着众多同样的行业或企业的集聚，从而增加了就业机会。每个企业都有其自身的经济周期，一个企业的经济波谷很可能对应的是另一个企业的经济波峰，这样大都市圈的就业机会就会保持相对稳定，有利于就业者相对容易地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因此，一体化整合的大都市圈劳动力市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空间上自主选择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就业提供了必要条件。由于大都市圈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整合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富有弹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路径也就跳出了过去的“农村—进城打工—回流”这个单向循环过程变得更加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