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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培训市场的失衡问题

时间:2023-06-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农村人力资本培训涉及农业技能培训和其他职业技能培训两部分。而且,在我国长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也产生了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的概念,产生了大量随父母迁移的农民工子女。如何把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压力转为人才储备,关键在于对于农民工培训、教育系统的作为和效率。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是国家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必须和我国人力资源的培养联系在一起。技工学校和职业教育是我国劳动力培训最重要的途径。

农村劳动力培训市场的失衡问题

农村人力资本培训涉及农业技能培训和其他职业技能培训两部分。我们倾向于从人力资本与职业发展的角度,讨论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训和积累。所谓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在人身上的教育、培训的资本存量和能力存量,因此,人力资本一方面包括教育程度,另一方面包括培训和技能发展的程度。

从职业化和技能培训角度看,“农民工”指的是教育水准在中等教育水平或之下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而“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这种划分是以90年代可以接受国家职业培训政策影响的角度,以便于整体探讨职业培训的效率)。因此,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和高等职业学院毕业的农村户籍人口(由于多重原因如土地承包权的问题保留农村户口),不在本讨论“新生代农民工”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从“职业化”这个角度来考虑,这部分农村户口大学生已经脱离传统“农民工”的范围,已经具备融入社会职业体系,可享受社会职业体系的发展和福利。从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来看,全国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51.1%,其中16~20岁的3.7%,21~30岁以下的29.2%。这部分农民工中,学历在小学和小学以下的占1.1%,初中学历的占59.7%,高中学历的占16.9%,大专及以上的占8.1%。[4]

新生代农民工中学历在“大专及以上”的人口,由于其本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在职业发展上是有轨迹的,因此,不在本书讨论的农民工范围内。刨除这部分,以中等教育作为门槛,也是本书培训所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村初中毕业没有升学的毕业生,这部分占到55.8%左右;第二,农村职业中学毕业的学生,大约占13.8%;第三,高中毕业未升学的部分,占到22.4%;第四,未完成义务教育的部分,占到8%左右。

新生代农民工的存在在人力资本上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城市出生或长大的,因此他们的知识体系完全城市化,而没有其本身户籍所显示的农村的内容。而且,在我国长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也产生了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的概念,产生了大量随父母迁移的农民工子女。这带来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很多农民工输入地的义务教育压力剧增。比如广东是农民工输入最多的地区,据估计,广东地区有将近 800 万农民工子女在广东接受教育,这对于较为富裕的广东地区也是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如果农民工子女在广东地区完成义务教育,那么这部分农民工子女如果同样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不继续发展的话,那么,这种压力会一直存在。如何把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压力转为人才储备,关键在于对于农民工培训、教育系统的作为和效率。

农民工子女在随迁完成义务教育后的发展是农民工子女以及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并不是凝固的。如果不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那么结果就是再生产农民工,同时也是我国人力资源利用的损失。实际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产业升级,需要大量技术工人和高素质工人,这是我国农民工培训的一个大背景。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是国家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必须和我国人力资源的培养联系在一起。因此,农民工培训不仅是一个教育的内容,而是与多方面的人力资本、福利、财政等政策相关的内容。

本书着重要谈的一种培训渠道就是技术学校和职业教育。技工学校和职业教育是我国劳动力培训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它才能系统地,有组织、有目的地提供各级技术层次需求的技术培训。据统计,我国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80后”农民工占了流动劳动人口的42.8%,而他们的平均教育年限为9.8年[5]。这个教育年限应该是完成了义务教育。在国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之后,今后的劳动力,无论是农村劳动力还是城镇劳动力,都站在一个新的教育起点上。在这个起点上继续进行的技术能力和专业技术的教育、培训,成为劳动力人力资本增加的关键因素。

但是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并没有对应的人力资本理论。我国长期存在“技工荒”,技术工人短缺是一个长期现象。不仅珠江三角洲如此,长三角也如此,就是内地城市也如此。技术工人长期短缺,对整体经济效率造成损失,严重制约了我国产业升级。通常情况下,要素短缺会引起要素供给增加,但我国的现状是技工短缺与职业技术学校之类的技工培训机构门庭冷落并存。

(一)培训供给因素分析:专用性人力资本

技工培训形成的人力资本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特征,尤其是高级技工。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特征,按贝克尔的定义,是对受培训的所在专业和岗位之外的生产率没有任何影响的专业培训所形成的特有专业能力[6]。这种专业能力与特定专业相关,并且是一种实践性的技能,而不仅仅是理论知识。一般来说,它必须与具体的生产过程结合在一起才能得到并发挥作用。所以,很多企业对很多技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并不满意,即使他们有相关证书。因为这些技术教育的内容和实际需要不相符,以致影响了技工学校证书的可信度。

专业培训或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对构成供给和需求的市场交易双方来说,都存在垄断性因素,也都可能存在对对方的损害。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一般通过长期合约来保障双方利益。在日本,则是“终身雇佣制”,通过企业对学徒手把手地传授技术,达到专业技术的传承和培养,而获得专业技术的工人则是终身为企业服务[7]

因为专业技术培训是一个长期化的投入,需求方希望能在稳定的专业和岗位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产生解雇、失业所导致的专业培训成本沉没;供给方则希望通过稳定的专业人力资本的使用减少对岗位专业人员寻找的成本。所以,减少不确定性,对于专业技术培训双方来说都很重要,通常的选择如日本是企业扩大边界,使专业技术培训内生化。

与教育系统提供的文凭一样,职业培训同样要通过职业培训的文凭传达信号,只有通过这种文凭的作用,才能使专业人力资本的供需双方取得信息对称,达到更有效率的匹配;促进职业培训市场供需双方共同提供有效的技术培训供给数量;同时,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通过信号机制的传导作用,提供对职业培训需求的刺激。

现有的职业教育文凭不能成为培训所传播的能力信号。因为它在传递专业性人力资本信息方面,对人力资本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所起的作用有限。

1.缺乏相关性

证书由劳动管理部门鉴定和颁发,它证明的培训内容没有达到企业的要求,即对劳动能力和专用性人力资本水平区别鉴别的要求。因此,把它作为判断边际生产力的信号不确切,两者没有显著相关性。

2.无资历证明

现有证书没有证明持有者的实践能力和经验值。

技术培训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德国的职业学校的教学都是与实习结合在一起的。而“经验”往往能对技术要求产生替代作用。(www.xing528.com)

现有证书只是一个点的考核,没有实习时间的要求,因此难以响应企业对技术熟悉和上手程度的要求。另外,技术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积累的过程,现有证书体系同样没有相关记录,对于相关的技术资历,没有提供信息。专用型劳动力供需双方对这一点都是有需求的,因为它是技术价值和生产能力的体现。

证书系统所提供的信息和企业要求不匹配,企业在需要专业技术工人时,不能借由证书提供的信号达到搜寻目的,仍然要“大海捞针”地搜寻,所以,企业对专业性人力资本的搜寻成本并没有因“证书”的存在而显著减少。

3.无传统价值肯定

在我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深入人心,社会观念难以接受一个受过十几年教育的人还是一个劳力者。

这种观念的存在是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所以,我们在讨论教育的收益率时,要加上这个重要的非货币收入因素。贝克尔虽然强调教育非货币收入的重要性,但通常对于教育收益率的计算都是以货币收益计算的。但在我国,教育的非货币收入部分的比重可能与货币收入相当,否则,难以解释中国教育(货币)收益率如此低,但教育热情一直高涨的状况,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职业技术教育一直被冷落的状况。

(二)技术培训制度创新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大幅增加,但是,技术工人的供给明显赶不上需求。要使人们对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进行投资,必须对现有技术教育体系进行创新,使社会和个人对技术教育培训产生新的认识,产生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以满足在广大工业化背景下的技术工人需求。

这意味着我国必须有中国特色的技工培训证书,来提供技术培训的市场信号。这种证书必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能力的真实信息

作为技术教育的结果,技术培训的证书系统要产生真正的证明性作用,产生市场需要的区别和筛选效果。它必须反映职业教育相关专业的培训内容和真实成果,而且,应该反应或提供实践性的信息,如实习时间和实习内容、实习评价等,而这种信息必须权威、连续、公开。

2.符合中国传统教育伦理

技术培训既提供一种生产能力,也提供一种知识能力。它所提供的知识,也是社会知识体系的一种,符合社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主流价值观。如何使技术培训这种既是“劳力者”的人力资本内容,又是“劳心者”的人力资本内容的观念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观念的基础上。因此,对于这个培训信号的设计,必须符合中国的传统伦理观。

借鉴日本等国的技术教育证书体系,是一个好的方法。比如设立各专业“技术学士”“技术硕士”等级,给予符合社会观念的评价,也给接受技术教育者一个上升通道。

要使人们产生对技术学习的需求,必须使人们认识到,通过技工学校的学习获得的文凭,表达的既是“劳力者”,又是“劳心者”的社会身份。既然要对抗传统观念的惯性需要时间,那么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教育文凭便是一件更可行的事情。

日本在技术教育培养上也体现了儒家文化特点。比如,日本在农业推广中对农业技术培训的“农学士”证书,技术培训后的“技术硕士”学位,都是很好的例子。而且,在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之间,应该设立通道相互转换。在社会上,要建立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通道,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决策中,纳入更多的基于技术教育的知识,让技术教育成为社会中知识的重要内容。

因此,“技术学士”“技术硕士”等一整套体现了基于现代工业要求的各种技术能力要求的证书,既能体现市场要求的与边际生产能力相符的价值,又符合中国传统“成就”认可的伦理价值,赋予了职业技术教育“劳心者”的内容。这无疑会对社会产生吸引力,也会加深社会人力资本的开发。毕竟,传统的人力开发集中在理论和思维范畴,而有的人的能力就体现在动手和制造方面。

另外,证书内容的信息完备必须具有权威、统一、等级清晰、全国通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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