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采伐的两大特征

（一）采伐地域的集中性

但凡河道两岸、铁路沿线等交通便利地区，均为森林砍伐的重点地带，体现出明显的地域集中特征。

中东铁路沿线森林很早便遭到砍伐。民国初年，据陶昌善的实地调查，位于宾州府、五常府和长寿县交界处的庙尔岭森林“中央有东清铁道，东西横贯”，“铁道附近，采伐已尽，其尚存森林之处，皆系交通不便、铁道远隔之地，且无良美林木存焉”。^[58]另据缪学贤观察，汤旺河流域森林原本极为茂盛，中东铁路通车后，下游地区首先获得开发，“近渐及上流地方，于中流以下之地，有交通便利处所，大抵伐采殆尽，非达数十百里外难得良材矣”^[59]。陈表也认为，“自俄人东渐，木材之需要日增”，该流域凡交通便利之处，森林已被伐取殆尽。^[60]

河流两岸森林同样优先得到采伐。如富尔河流域森林“在沿河一带者，业已伐尽”，“今欲伐木，必入腹地，非自富尔河及古洞河合流处至上游百余里之羊草沟附近，不能达其目的”。^[61]松花江“上游河岸之森林，良材已伐尽，目下所行者，惟本支流沿岸二十里乃至三十里之地”^[62]。产材之地是否沿河，其砍伐情形差异甚大，“即林区之优劣，亦全视河流为转移”，“如岭北得河川之利，森林砍伐已尽；而岭南仍为树海，每有一株亦无从搬出者”。^[63]

交通不便之林区则很少得到开发。如清末吉林森林茂密，“惟运输不便，遂至弃置于地”。^[64]民国时期拉林河流域森林“因运输不便，尚未经充分采伐”。三姓森林“距中东路甚远，虽有河流而都注入俄境，因运搬不便，当未经相当的采伐”。^[65]中东铁路通车后的20年间，虽然采伐不断，但采伐范围“不过路线两旁三十至百华里以内之森林，仅占全面积百分之二三”，长白山、兴安岭等边远地区仍有大片林木“尚未稍试斧凿”。^[66]有人总结道：“东北地方之森林，偏在于长白山以及大小兴安岭一带，地处边陲，人烟稀少，区域既广，而生产林木之重量又大，致运搬上非常困难，采伐之时期，又常受气候之限制，实较开发其他资源，困难为多。”^[67]

就整个东三省来看，由于交通相对不便，与吉、奉二省相比，黑龙江省森林开发较为滞后。徐嗣同指出：“黑龙江是现在东北诸省中森林蓄积最富的地域，但林业直到现在，尚未见发达；除小部分交通便利的所在，已实行采伐外，其余都是一望千里的原生林。”^[68]当然，该省伐木业不发达，与当地人烟稀少等因素也有关系。苏林认为：“黑龙江沿岸之森林采伐事业，因人口稀少之故，不能尽量发达。盖人民或从事农业，或以采金为生，均较伐木利益为大，即在农事告终之期，人民亦多另寻其他较伐木利益优厚之副业。”据调查，在黑龙江沿岸一带从事伐木，每天获利大洋3圆，而收割羊草转售俄人，所获之利“较之伐木多至三四倍”。因此，比起伐木，沿岸民众更热衷于淘金、打猎及采集蘑菇等生计。^[69]如距漠河约百里的开库康卡盛产皮张，当地只有猎户10余家，猎人100余名，“虽亦产木柴，为数甚微”。境内有2家小型柈厂，每年冬季入山采伐，除供当地民用，以及江中船只燃料之用外，“出口无多”。附近额穆尔、安罗两卡民众多以打猎为生，无暇顾及砍伐烧柴，“皆赖开库康供给燃料，然销数亦属有限”。^[70]

（二）取材种类的偏向性

据近代林学论著估测，东北天然林中针叶林比例在四至六成之间，有人认为阔叶树占60%、针叶树占40%^[71]，也有人认为阔叶树占40%、针叶树占60%^[72]。而依据陶昌善的调查，北至大兴安岭、南至长白山南麓，凡经“拔大毛”式砍伐之林区，“其松类缺乏颇甚”，“询诸该地土人，亦以少对，松类仅居十分之一二，其余则皆杂木而已”，针、阔叶树比例处于严重失衡状态。^[73](www.xing528.com)

另据柯马罗夫1910—1914年的实地调查，黑龙江省东部小兴安岭、张广才、完达山各林区针叶林面积占森林总面积的62%。此后经长期的掠夺式采伐，这些林区树种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森林采伐使针叶树消灭了……而在生长针叶树的地方生长起柞树、山杨、桦树丛林和灌丛。此时植被的特性发生了变化，而愈来愈接近达乌尔植物区系。”^[74]

这种不良采伐习惯，与一些林业资本家的大力鼓动和诱导有关。如1920年以后，中东铁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对于采伐圆木及木柈所定之价，至为参差，对于包工人以采制圆木最为有利”。所谓“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在铁路方面的政策鼓励下，“一般包工人均开始采制圆木”，大量松木遭到砍伐，而“对于由铁路方面所接受之包工，凡关于供给木柈者，几无人愿予履行”，普通阔叶林近乎无人问津。伐木者对于砍下之木，如认为不宜制造圆木，或发觉略有瑕疵，往往就地抛弃。一两年后，这些遗弃之材渐渐腐烂，此时“虽欲从事于木柈之砍伐，亦将极不经济，且有种种困难”。^[75]

在这种采伐制度的作用下，铁路自有林场之森林“无全部充分利用之可能”。据统计，石头河子林场总蓄积量不下1亿7500万立方尺，“而实际上之采伐量（木柈、枕木等均在内），仅不过四千五百万立方呎，即占可能采伐量仅约百分之二十五也”^[76]。长此以往，沿线森林林相必然发生巨大改变。

鸭绿江一带的森林采伐与之类似，从木材输出种类上看，“红松、杉松，各居其什四，黄花松及其余之杂木，占其什二”^[77]。

即便没有林业资本家的政策引导，因针叶材种市场前景广阔、经济价值较高，伐木者亦往往将其作为首选砍伐对象。“凡有输运木材出口可能之区域，则其最为人所注意者，即为寻求出口价格最称贵重之红松，尽先采伐”。至于其枝蔓部分，以及其他阔叶树种，均弃置不顾，“其运出之部分，且仅为其最大之枝干，所有树身之头尾，及硕大之树皮，常可用充重要材料者，均任意弃置于砍伐之地点，任其枯萎朽坏”。^[78]

总之，近代东北森林的偏向性采伐，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满铁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满蒙的木材事业，简单的说就是针叶树的采伐。”^[79]这种采伐习惯，不利于林业的长久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