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森林覆盖面积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林业基础较为薄弱，林业资源有限，主要分部在我国东北和西南地区。现如今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是1.3亿公顷，木材蓄积量为 90亿立方米，我国森林覆盖面积仅仅只是世界森林总面积的 3%～4%。全国森林覆盖率为16%；人均可利用森林面积为0.11公顷，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1.7%。森林总蓄积量有所上升，达到了8.6亿立方米，人均拥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6%。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农业不断发展、工业和建筑业持续扩张、森林资源被过度开发、陡坡陆续被开垦，导致森林生态系统逐渐退化，生物多样性日益减少。在20世纪90年代，土地侵蚀就以每年超过10000立方千米的速度不断增长，由此也导致中国近38%的土地遭到严重侵蚀。2007年，Rozelle等指出：阻碍实现绿化目标、提高森林覆盖率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人们对木材制品的需求日益渐长；第二，木材的价格问题；第三，监管不足。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工业高速扩张，人们对各种材料投入（包括木材）的需求不断加大。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房地产投资行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要能源来源仍然以薪柴为主，由此可见日益增加的木材需求量。符合条件的国家贫困县（以1980年的价格为标准，年人均纯收入少于250元）在退耕还林工程上困难更大，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着眼于当前的粮食产量，无法放弃这样的直接受益转而去经营森林或果园这些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经营才能获取经济效益的项目。

2013年，张华放和许春丽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到我国当时的森林覆盖面积为1.5894亿公顷，占陆地总面积的16.5%。与农业部门相比，林业部门的个别统计数据会所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林业部门的统计计数方法比较灵活，也有可能是这种方法相对来说在执行过程中难度系数较大。然而如果使用遥感观测数据的话，现存的一系列不确定性都能有所减少。目前使用遥感观测所得到的森林覆盖率数据提高到了 18.21%，且我国计划到 2020年，森林覆盖率要达到20%。中国每年的植树造林增长量大约是全球人为森林种植增长量的50%。近年来，在非林地区发展森林休闲场所呈现出大规模的增加趋势，然而天然林面积却下降到只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30%，单位面积天然林载畜量下降了32%。随着天然林的数量和质量如此急剧地下降，自然栖息地也随之不断减少。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有超过200种植物物种濒临灭绝，大约60%的野生动物物种面临着严重的丧失其自然栖息地的遭遇。

在干旱地区，主要依据降雨量和土壤含水量的多少来选择合适的植被种类进行种植，同时控制植被密度和植被生产率，综合考虑水土保持策略，避免在植被恢复过程中出现的土壤干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黄土高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干旱地区气候多变，进一步加剧了土壤干化问题，影响土壤中的水循环。土壤干化现象通常会切断地下水补充路径，极大地降低植被的抗旱能力，影响植被的正常生长和自然演替。在中国许多贫困山区，居民大量采集药用植物，猎取含有药用成分的动物，这些经济活动成为贫困山区的一大主要特点。当然人们之所以会这样做，与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不无关联。2000年，Moltke和Spainks通过研究发现，许多对传统中医来说很重要的物种同时也是《物种多样性公约》中提到的重要物种。例如，人们正在对一些能够在中医中入药的动植物进行大量培植与饲养，或者增加其繁殖量，即使人工培育品种的效用与野生品种相比还是存在着诸多差异，人们还是通常直接使用人工培育的药用动植物来替代野生品种。

1998年，中央政府制定国家森林保护计划，明确阐释了最新的森林政策。实施新森林政策的目标在于：①在生态敏感区恢复自然森林；②植树造林，保持水土；③植树造林，增加木材产量；④禁止过度砍伐，保护现有自然森林；⑤坚持自然森林综合利用方针。

2018年，中国自然森林的木材产量是1400万立方米，预计到2025年，中国自然森林的木材产量将只有 800万立方米，且此后木材产量还会逐年下降。鉴于这样严峻的形势，国家开展实施了坡地转换计划，将额外的 5.33公顷边际耕地转换为林地，以便更好地控制土壤侵蚀现象的发生，并在退化区重建3900万公顷人工林和天然林。实施坡地转换计划的最终目标在于将森林覆盖面积与国土总面积的比例至少提高到19%。此后，政府还会组织保护更多的自然森林，扩大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区，使其与国土总面积的比例达到8%。

在容易发生风蚀和水蚀的区域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例如，内蒙古大草原或者被侵蚀破坏过的黄土高原山坡就是风蚀和水蚀易发地，在这些地区进行退耕还林还草，这里的土地使用者都有享受补偿款的可能。也可将其延伸到碳封存这一领域，碳封存是一种生态系统服务，碳被临时合并和池化，可有效地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能够降低地球急剧升温的峰值。2013年，张华放和徐春燕使用计算机 f-carbon1模型对森林地区碳封存的潜力进行研究分析，推断出森林发展的三个不同场景，它们分别是：①基线（仅维持，但不扩大森林面积）；②趋势（预计未来的森林面积还会扩大）；③计划（依据林业部发布的林业建设长远规划）。张华放和徐春燕同时考虑到了森林枯落物、森林土壤及不同森林本身的不同参数，如树木的年龄结构、木材密度（吨／立方米）等。除了基线场景之外，根据其他两个场景的数据显示，到2050年，我国年均净固碳率都有所上升，“趋势”场景内的年均净固碳率届时将大约达到145吨／年，“计划”场景内的年均净固碳率届时将达到185吨／年。尽管净固碳率会有所上升，但是与工业和能源部门的排放趋势比起来，这三个场景下的净碳吸收量都有所减少，这也要求工业、能源等部门还需进一步执行减缓政策。(www.xing528.com)

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森林环境服务（如流域保护、碳封存、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都不能进行商业买卖，但是市场往往又不能保证其供应充足，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环境服务会产生正外部效应，且其属于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从本质上来说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非排他性意即任何消费者都有享有使用权利，不能被排除在外；非竞争性即指的是个人消费行为不会明显减少其他人的可消费数量，如碳固存效益等。在森林环境服务的新兴市场内，具备芝加哥气候交易设施的碳市场可能是目前最发达的市场类型。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国森林产品的出口量在不断增长，同时进口量也在不断上涨，但是市场规模却减少了60%～70%。2013年，White等人指出，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生态系统内，人们很有可能会为了生计而进行巨大的森林产品贸易。朱继欢等人对中国木材消费的“生态足迹”进行研究，为森林贸易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参考资料。对中国的林业部门来说，当前必须面对的双重挑战是既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木材及其他林业产品需求，同时又要大量增加对森林环境服务的投资，林业生产和林业环境两者之间的不协调问题仍然是待解决的难题之一。虽然国家对林业政策进行了改革，可将林业所有权转移到个体户所有，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很大一部分的森林仍然属于集体经营。2013年，张华放和许春丽提出了包括林地使用权在内的更加精确的制度改革方案。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生产4440万立方米木料和薪材，其中2050万立方米（薪木材总量的46.3%）是来自集体经营森林。由于小块、非连片林地的经营成本过高，一些地区已经归个人所有的林地之后又被重新交由了集体管理。

2013年，Uchida等对坡地转换计划（最大的生态补偿项目之一，也称“退耕还林”项目）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的后果进行了分析。在可行的情况下，社区内每家每户都空出部分或者全部特定类型的土地来种植植物幼苗，待其长大成林。政府也针对这一行为对参与者实施补偿，包括粮食补给、现金补偿、提供免费幼苗等。在长江流域和中国南部地区，每退耕还林一亩地，政府补给150公斤粮食；在黄河流域以及中国北部地区，每退耕还林一亩地，政府补给100公斤粮食和20元现金。退耕还草超过2年、退耕还林（经济林）超过5年、退耕还林（生态林）超过8年都能得到粮食和现金补贴，当时粮食的价格是 2.4元/千克，粮食和现金补贴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赞助。2013年，Uchida对一些家庭进行抽样调查，在其调查过程中发现，种植什么类型的树木取决于这些家庭的收入水平。第四分位数的家庭（最富裕的分位数）更多地倾向于种植“生态林”，而在第一分位数的家庭（最贫穷的分位数）不仅倾向于种植生态树和经济作物林，同时还倾向于种植草地或者草树混合种植，这表明这些家庭都在充分利用转化后的土地，通过饲养家畜来赚取一些额外收入。

2013年，Uchida等发现，在目标区域内参与退耕还林计划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高度贫困，这些高度贫困人口在提供重要的环境服务的同时自身也会从中受益，他们提供的环境服务包括保护土壤，调节水流、泥沙以及当地气候等。在国家层面上，退耕还林政策对粮食供应的影响局限在2%～3%范围之内，但就中国西部这一地区来说，退耕还林政策对粮食供应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显著，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西部地区的耕地面积与土地面积的比例高达25%以上，这比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地区的耕地面积占有率都要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