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论探析

作为马克思体系构建方法论的传承和发展，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性思想”（《哲学笔记》，1895—1916年），以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和毛泽东的《毛泽东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59—1960年）等相关论著，也是不可或缺的理论渊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四代领导人，尤其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对马克思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吸收三大思想资源并且把创新置于发展之首的五大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从属”型和“创造”型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准绳的发展思想，以及“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最显著、最根本的理论特色，对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具有重要启迪。

概而言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辩证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效结合、逻辑起点四大规定性的辩证统一，以及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统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辩证统一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运动的总路径和总过程而言，研究对象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研究方法就是致力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五大对立统一。而注重“第一条道路”和“问题导向”研究方法，在现阶段不可或缺。

其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争议比较小；研究对象颇具争议。新中国成立以来，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根源于斯大林经济学模式的，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仅定位于单一的生产关系及其三分法。而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论者居于主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熊映梧，1978年）、生产方式（马家驹，1981年）、“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吴易风，1997年），以及“生产关系总体”（胡钧，2011年），先后被列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引起学界的讨论和争鸣。总的来看，其发展趋势是越来越逼近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总体论。

其二，把政治经济学方法主要归结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侧重于构建经济学体系的叙述方法，是学术界的一种主流观点，也是一种关注逻辑指向、忽视问题导向的流行观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五大对立统一，则是我们的方法论。这就是——两条道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逻辑指向和问题导向的对立统一，以及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对立统一。它们都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两者缺一不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五大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才能有助于构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与狭义的研究方法相联系的研究对象（现实的重大的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或研究路径，其特征是“问题导向”，即着眼于从现实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症结和矛盾所在，从而确立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性规定和关系，奠定进一步逻辑加工的基础；与叙述方法相联系的研究对象（经济学理论体系）或者研究路径，其特征是“逻辑导向”，即致力于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确定逻辑起点、构建路径、核心范畴、主要矛盾和核心规律等逻辑元件。抑此扬彼是不符合辩证法的。

我们是逻辑指向和问题导向的对立统一论者。“问题导向”，是从现实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症结。“问题导向”所产生的成果，奠定了逻辑加工的基础，是进一步上升到与“逻辑导向”相关的逻辑加工的坚实的基础，从而有助于“逻辑导向”，即把本质逐步还原成为包含着诸多规定和关系的思想总体。坚持逻辑导向，就是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2.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中心范畴”理论把核心的所有制关系范畴置于首位。毋庸置疑，我们关于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机制，这二者如何实现有效结合，将对经济学体制或体系的根本性质、逻辑结构或者分篇方法具有重大意义。它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根本性难题。突破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如何有效结合以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如何有效结合的过程，也是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一条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10]

3.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效结合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涉及什么是市场，什么是政府或计划，建立什么样的市场和政府，以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从而确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结合部，才能真正把握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辩证关系。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核心问题，涉及高效能运行机制和高质量发展这一条主线，涉及如何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这二者如何实现有效结合，实际上是关于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这一根本性难题，所衍生出来的另一个有效结合问题。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就是发挥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方面的优势。这是为改革开放实践所证明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首先，一方面，从表象上升到抽象的行程中，把体制从基本制度中抽象出来，强调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与社会制度无关，与姓“社”姓“公”无关。另一方面，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行程中，又不能忽视普照之光，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尤其公有制的重大作用。

其次，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应该消除其市场失灵的弊端。另一方面，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谨防政府失灵的同时，更不可以忽视政府和国家的治国理政能力尤其党的决定性领导作用，这正是确保中国伟大复兴梦如期实现的政治之锚。

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视域而言，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辩证统一及其实践，可以有效地化解一百年前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问题争论所产生的著名的“米塞斯之问”，化解“琼·罗宾逊夫人之问”（《经济哲学》，1962年），化解“伊丽莎白二世之问”（2008年），^[11]也是对“列宁之问”和“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列宁，1921年）论断的发展。

4.何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这在学术界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的热门问题。有的学者选择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基本经济制度^[12]，或者社会主义本质，或者市场经济一般。国家、人民主体、社会主义产品、自主的联合劳动、社会化的劳动一般、企业抑或消费需求，也都被一一选入。

关于逻辑体系的元范畴即起点或始点范畴的定位，牵一发而动全局。逻辑起点的选择应该遵循现实性（唯物性）、抽象性、始基性（胚芽性）和历史性“四性合一”原则。

四性合一原则，要求我们把现实性（唯物性）置于首位，反对从概念或定义出发，反对为抽象性戓简单性牺牲现实性，这也是《资本论》选择具有现实品性的商品而不是价值作为逻辑起点的原因；四性合一的原则，要求我们应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眼光确定逻辑起点。这符合经典作家关于包括“变形的商品”（Die Modifizierte Ware）在内的概念、术语或范畴变形理论。它是建立在关于包括商品、资本在内的概念、术语或范畴变形理论基础之上的，也是马克思商品学说的深化和丰富。因此，马克思反对把概念“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13]；四性合一的原则，要求起点范畴应该包含着此后展开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其终端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自己开端的规定性。(www.xing528.com)

有鉴于此，社会主义“变形的商品”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这种社会主义“变形的商品”大量存在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之中。这是一种从特殊的“普照之光”（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双层所有制结构），商品形态二元化（商品与公共品并存、劳动力商品化与非商品劳动力并存）以及多种规律或机制（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并存）制约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特殊的变形商品。这是一篇需要结合当代中国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大文章，并从中演绎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5.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统一

应该把握马克思关于生产四环节的辩证法，这也是中国新时代条件下的理论增长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党的十九大阐述的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产业体系和经济体制思路，就是把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一个兼容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相互关系的有机整体来统筹推进。这包括了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以及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这是马克思生产四环节辩证法的现代中国版，有助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体现了以人民为本的理念，拓宽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新境界。

（根据2017年11月22日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学术讲座发言内容整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23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结束语，推出了政治经济学提纲（8条）。其中第五条首次提出：经济学逻辑体系应一以贯之以“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与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以及原生态生产关系和次生态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物质生产与艺术发展的辩证关系，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和“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等。它不亚于展现天才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236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6、202页。《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锭、何霜梅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

[10]一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手段的结合也被学者们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中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刘伟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二者如何实现有效结合，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性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的根本特征，在于坚持二者的有机统一，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作为主流，特别是将其运用于分析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改革实践，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唯物史观出发，阐释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把改革的本质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动因被归结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以保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改革绩效的根本标准。二是从对生产关系的本质认识出发，在生产关系变革的意义上把握改革，把改革的实质和真正难点解释为所有制结构及实现形式的变革，尤其强调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和国有制企业改革的重要性。三是在对改革总体模式的认识上，始终把改革的历史内涵理解为两个基本方面，即作为所有制结构的基本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的运行机制，强调两者进程的内在协调，探究企业所有制与市场价格机制培育之间的关系。”（刘伟：《中国经济改革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难题的突破》，《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11]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进程中曾有“三大问题”即著名的“三问”。一是“米塞斯之问”。一百年前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问题争论所产生的著名的“米塞斯之问”。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批评奥斯卡·兰格与阿巴·勒纳（A.Lerner）的“有效率的计算机社会主义”，强调两个因素：①全面计算之不可能性，②“利润”与“价格”在公有产权下不可能提供有效率行为的激励。兰格因此被讽刺为“乌托邦计算机社会主义”。他针对米塞斯提出社会主义无法进行经济计算之问，不无调侃地说：“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二是琼·罗宾逊夫人之问：劳动价值“理论的实际应用如何呢？被想象成戳穿资本主义伪装的价值规律是如何培育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呢？”（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抱怨说，琼·罗宾逊夫人应在1969年首届就获奖）这一个“老大难”问题，又进一步演化为围绕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展开的旷日持久的讨论。三是“伊丽莎白二世之问”。2008年伊丽莎白二世视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三千名英国经济学家，一万名美国经济学家，束手无策，无人预测和预警2007年次货危机。资本增值规律压迫价值规律，破坏按比例分配劳动铁律。

[12]详见张宇、谢地、任保平、蒋永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序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