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丝绸贸易：商贾云集之地

江南“丝绸之府”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从历史上看，还应得益于江南地区繁荣发达的丝绸贸易。两宋，特别是南宋，江南城市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盛景象，商业活动极为频繁，在这“天堂”（《吴郡志》卷五〇）般城市的商品交易中，江南丝绸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述了杭州城中的29个行市，其中丝绵市、生帛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银朱彩色行等6个行市是出售丝绸及与丝绸有关衣物的专业市集。在这些专业市集中，陈列着众多的丝绸铺户。杭州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权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梦粱录》卷一三《团行》）。从其记录的自淳祐年有名相传者106家铺户来看，其中直接售丝绸半成品的有9家：局前刘家、吕家、陈家彩帛铺，市西坊北纽家彩帛铺，水巷品徐家绒线铺，清河坊顾家彩帛铺，三桥街柴家绒线铺，盐（沿）桥下生帛铺，铁线巷生绢一红铺；与丝绸有关的有19家：保佑坊前孔家头巾铺，中瓦子前徐茂之家扇子铺，市南坊沈家白衣铺，徐官人幞头铺，钮家腰带铺，水巷口俞家冠子铺，升阳宫前季家云梯丝鞋铺，抱剑营街李家丝鞋铺，抱剑营街吴家、夏家、马家香烛裹头铺，三桥河下杨三郎头巾铺，沙皮巷孔八郎头巾铺，炭桥河下青篦扇子铺，官巷内马家、宋家领抹绡金铺，沈家枕冠铺，小市里舒家体真头面铺，陈家画团扇铺等，与前9家合计达28家，占总数的26.4%。可见丝绸在流通贸易中所占比例之大。因而杭州处处有彩帛、绒线等铺。同时，苏州既然与杭州并称繁盛，丝绸铺户当也不少。丝绸铺户如此之多，说明宋代江南城市中的丝绸贸易主要是以铺户贸易形式出现的。

这些丝绸铺户不但以经营货物种类互相区别，而且经营丝绸品种大多各有特色。《都城纪胜》就记载了杭州天街“名家彩帛铺堆上细匹段，而绵绮缣素，皆诸处所无者”。这说明当时江南丝绸铺户的经营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并在分布上构成了地域上的特色。

宋代江南丝绸贸易的另一种形式是转输贩运贸易。商人将江南丝绸输向外地，或将外地丝绸名产输入江南。钱塘名妓苏小小的阿姐盼奴一次就诱取商人的“於潜官绢”百匹之多（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七），这个商人应该就是贩运商。天圣元年（1023年）“三司言：‘据杭州状，富阳县民蒋泽等捉到客人沈赞罗一百八十二匹没纳入官，支给赏钱。省司看详条贯，婺州罗帛，客旅沿路偷税，尽纳入官，即无条许支告人赏钱。欲依条支给，数多不得过一百贯。’从之”。这是发生在杭州境内的贩运丝绸偷税案件。这类案件时有发生。湖州安吉县商税务“借丝绵竹木收税以办税额”（《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一一），也正是建立在这种丝绸等转输贸易基础上的。

在丝绸铺户贸易和转输贸易发展的同时，从事丝绸经营的商人相当活跃。宋代全国各地经营丝绸的商人已随处可见，江南的丝绸商也所在多有。如“湖州人陈小八，以商贩缣帛致温裕”（《夷坚志》，三志，辛卷，10，《陈小八子债》）。杭州仁和县人李琼“以鬻缯为业”（《宋史》卷四五六《李琼传》）。这些人以贩卖丝绸图温饱，看来还只是些小商贩。而前述偷税的丝绸商人，从其拥有的商品量来看，货币资本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了。

图6　古丝绸之路图景

随着丝绸生产的发展及其国内贸易的广泛展开，宋代江南丝绸的对外贸易也兴盛起来。宋代视“市舶之利最厚”（《宋会要辑稿》卷四四），海外贸易空前发展。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就是杭州、泉州、广州等地。对外的通道主要有三：一是南向与南洋诸国；二是东向与日本，这两条都是海道；三是北向经辽东半岛转输到朝鲜，这是陆路。江南丝绸主要循着这三条通道出口到海外各国。(www.xing528.com)

早在宋立国之初，太宗就于雍熙四年（987年）“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番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牛、真珠、龙脑”（《宋会要辑稿》卷九），以丝绸等换取香药等物。而南洋的细兰国（斯里兰卡）“番商转易用檀香、丁香、脑子、金、银、瓷器、马、象、丝帛等为货”；南毗国，“用荷池、缬、绢、瓷器、樟脑、大黄、黄连、丁香、脑子、檀香、豆蔻、沉香为货，商人就博易焉”；故临国，“博易用货亦南毗同”（赵汝适《诸蕃志》卷下）。这些国家的丝绸来自中国，其中当有不少来自丝绸生产发达的江南地区。

宋代与日本的贸易，较前代更为频繁，《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了日本圆融天皇天元元年（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到鸟羽天皇永久四年（宋政和六年，1116年）北宋商人到达日本的经营活动情况，认为“日宋间商船的往来，分外频繁，几乎年年不绝”，有的宋商甚至数次往来于两国间（《日中文化交流史》）。宋朝商船赴日的路线仍和唐末五代时一样，大多从两浙地方出发，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航到筑前的博多，也有不少船只更深入日本海，驶进越前的敦贺。当时日本需要的是绵、苏枋、香药、茶碗等货物，宋商输入日本的主要是这些货物。福州商人周文裔在日本长元元年（宋天圣六年，1028年）运输到日本的货物中，就有翠纹花锦1匹、小纹丝殊锦1匹、大纹白绫3匹。南宋在两浙设立市舶司，管理对日贸易事务，而“这一时代日宋的贸易品是，日本输入的和前代一样，仍以香药、书籍、织物、文具、茶碗等类为主”（《日中文化交流史》），输出的如孝宗淳熙十二年（日文治元年，1185年）“有唐锦十端，唐绫、绢、罗等百十端……运往日本”（《日本蚕丝业史》，卷一，《生丝贸易史》）。而这些丝织物当即就被源范赖献给了白河法皇。日本现在还保存的道元缎子和大灯金澜，都是南宋时的丝织品，其中自然不乏来自江南者。

宋代与朝鲜的贸易重在蚕丝原料。宋时朝鲜“自种纻麻，人多衣布，绝品者谓之绝，洁白如玉，而窘边幅，王与贵臣皆衣之。不善蚕桑，其丝线织纴，皆仰贾人自山东、闽、浙来。颇善织文罗、花绫、紧丝、锦缎。迩来北敌降，桑工技甚众，故益技巧，染色大胜于前日”（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二三）。朝鲜不事蚕桑而善丝织，所需原料由中国产丝地方输入，远近闻名的湖州蚕丝成为朝鲜丝织业的上等好丝。

明代江南官营织造业、民营织造业发达。官营织造业有中央织造机构南京内织染局、南京工部织染所、南京供应机房、南京神帛堂。地方织染局分布有杭州府、绍兴府、严州府、金华府、衢州府、台州府、温州府、宁波府、湖州府、嘉兴府、镇江府、苏州府等。明代江南是官营织造局最多和最集中之地，主要有苏州织染局、松江织染局、镇江织染局、杭州织染局、嘉兴织染局和湖州织染局。大规模的江南织造业促进了江南丝绸业国内市场的频繁流通和贸易兴旺。除了苏州、常州、杭州等大城市丝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外，江南地区还出现许多新兴丝绸专业市镇。如菱湖、南浔、双林、濮院、王江泾、王店、石门、塘栖等，商贾云集，成为丝绸贸易集散地。同时，江南生产的生丝、绸缎誉满海外，即使福建、广东等地出口丝绸也大多由江南转运而至。江南地区与日本、葡萄牙、荷兰、菲律宾、西班牙、俄国等均有丝绸贸易来往，使江南“丝绸之府”不仅在国内地位得以巩固发展，而且在全世界，声誉闻名遐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