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溪镇：探寻历史文物与名句章盖

小溪，在本文中意为地名，就是史称句章县、县和明州城曾经建治于此的所在。据南宋宝庆《四明志》说，此地唐时设光溪镇，宋时更名为小溪镇，地处当时的句章乡。

现见志乘最早著录小溪镇的，是北宋的全国性地理志《元丰九域志》：

望，鄞。一十三乡，小溪一镇。^[48]

地方志中最早记载它的，是宝庆志——

小溪酒务。句章乡，去县四十里，唐谓之光溪镇。本人户买扑，皇朝元丰元年，复置监官，趁酒税课额。

小溪税场。与酒务同置。

小溪酒税监官共一员。句章乡。（以上卷十二）

小溪镇。句章乡。唐曰光溪镇。（卷十三）

既然小溪在句章乡，而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则认为“古句章城在县南六十里，……今句章乡即其地也”（卷二《古迹》），那么关于句章县县和明州设治于句章乡，便顺理成章地被置换为设治于小溪，如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晋隆安四年，刘牢之击孙恩，东屯上虞，使刘裕戍句章，既而裕改筑城于小溪镇，即今府西南故句章城。（卷九十二《浙江四》）

董沛的《明州系年录》引此并认为——

汉句章故城，在慈溪县之城山渡。至是移治小溪。今小溪乡，名句章盖以此。自宋齐，迄梁陈，句章皆治小溪。隋并三县入句章，县治仍在小溪。（卷一）

亦即“句章乡”变成与“小溪乡”同一。这便是县州治所“小溪说”的由来。

小溪究竟何在，至清光绪年间私修《小溪志》时，已然云里雾里，周时奋所作《重刊〈小溪志〉序》指出：“《小溪志》所记述的‘小溪’范围，不止鄞江镇一地，基本上是志中所称的‘西南七乡’的鄞西地区，我们也可理解成《鄞西志》。”^[49]

当然，关于小溪的位置，在《小溪志》编纂之前与被发现之前已经有了最主要的三种说法。

1.小溪即鄞江镇。如《宁波市志》（1995）说：“东晋隆安四年十一月，刘牢之屯上虞，遣部将刘裕守句章，因句章古城为孙恩所残破，县治迁到小溪（今鄞县鄞江桥）。”这意味着小溪镇的地址，被指为今天的海曙区鄞江镇。

2.小溪即悬慈。姚燮的《四明它山图经》，同意古句章城址在句章乡，但不认为在“它山之东里许曰古城畈”处，而在“悬镃也”（即今悬慈），因为“所谓古城畈者，隶通远乡而不隶句章乡”^[50]。这意味着他其实不同意小溪即鄞江镇，如果古句章城址在小溪，那么姚燮认为小溪是悬慈，而非鄞江镇。

3.小溪即高尚宅。此为清高宇泰的主张，他在《敬止录·沿革考》（卷一）中提到隋开皇九年（589）设大句章县时说，句章“立治小溪（今高尚宅）”。

总之，这三处都以鄞江镇为中心，东不出凤凰山（原名鸟山）—狮子山一线。

但重新检视南宋宝庆《四明志》，发现以上三种说法其实都得不到该志的支持。

同为宝庆志卷十二说：“它山堰，县西南五十里。”而它山堰正在鄞江镇，千百年来的位置未变，如果小溪当真是今天的鄞江镇，那么宝庆志在提到小溪的方位里程时，应该与它山堰同或近。但实际上，情形并非如此。前引文已经说：“小溪酒务。句章乡，去县四十里，唐谓之光溪镇。”地址描述只少了方位。后面又说：

银山，县西南四十五里，地名小溪。尝产银，故名。

这样看来，小溪在南宋鄞县城西南四十里，与它山堰还有十里的距离。

宝庆志在提及仲夏桥时说：“仲夏桥。古有大桥，径趋小溪。”（卷十二）如果把句章（乡）、小溪（镇）定为地处石臼山—章家山一带，则桥之“古”、之“大”、之“径趋”便很好理解了，因为小溪正是在仲夏桥旁边。接着又说：“宣和中，断之以防寇，一方病涉，商旅以绝。绍兴八年，通判舒国佐率乡豪重建，定其址而未遂。镇官游彦忠成之，庄汉英、张允明、庄椿输财鸠工，柱板皆以石，纵一百六十尺，衡十有二尺，费缗钱二千有奇。经始于十四年之八月，落成于次年之仲夏。吴秉彝记。”这个“镇官”就是小溪镇署的官吏。可以说，“古有大桥”就是为了句章（乡）、小溪（镇）而建造的，“断之以防寇”也是为了保护句章、小溪，20年后重建仲夏桥，主事的，还是小溪镇的官吏。

这也证明，小溪镇就在仲夏桥畔。断桥自保时的镇署，最大可能设在桥北堍。

黄宗羲的《四明山志》则在“石臼山”条下说：

其地唐置光溪镇，宋改小溪。岩峦拥秀，群溪毕会，水清冷如明镜，绍兴中北客多乐居之。（卷一）^[51]

为重修仲夏桥作记的吴秉彝，高宇泰的《敬止录》说他“与诸兄奉亲居小溪朱山，名其堂曰温情，又曰四友。绍兴初七月望，堂后产玉芝三茎，人谓其孝友所感，因名其堂为芝堂，山曰芝山”（卷五《山川考二》）。却原来芝山名朱山，以小溪冠之，说明小溪也在芝山一带。

总之，小溪在以石臼山—章家山—芝山一带。经网络地图丈量，其与它山堰直线相距约5公里。现在，此地属洞桥镇。

1992年天一阁收藏了原小溪圣寿寺立于唐会昌四年（844）的石经幢，上有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明州节度散兵马使右副知客守小溪镇遏将丁从政”等重修之刻款。^[52]宝庆志记为“圣寿寺，县西南六十里。唐咸通五年建，皇朝太平兴国三年赐今额”（卷十二）。《鄞县通志·政教志》指该寺在“百梁桥”，该志地图在百梁桥南堍有“圣普寺”，当系“圣寿寺”之误，亦即该寺在百梁桥南堍。此为现知记录“小溪镇”最早的文物。

王安石的《鄞县经游记》一文，记载其于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巡视鄞县的日程路线，是迄今所见最早提及小溪的传世文献。其中写道：

过五峰，行十里许，复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质明，观新渠及洪水湾，还食普宁院。日下昃，如林村。

王安石此前在横溪的五峰院，必是过北渡进的西乡。“复具舟以西”，当在风堋河北上折向西，经西杨、仲夏港而于夜间方抵达石臼山一带的小溪。次日“观新渠及洪水湾”，是由里龙港南下出惠明桥河口而西行，“新渠”即上河，洪水湾则至今地名、位置均未变，在距它山堰直线约1公里以东；一个“还”字，说明王安石此行最西到洪水湾，文中看不出他视察过更在洪水湾以西的它山堰，也可以因此而推断他没到过后来叫鄞江镇的地方。王安石看过洪水湾后即折返回东，中午在普宁院用餐，然后由里龙港具舟北上，于当天傍晚到达林村。

普宁院，在宝庆志卷十二中所记载的方位里程与它山堰同为“县西南五十里”。该寺“旧号天王院，唐咸通十三年建。皇朝大中祥符三年赐今额”。据此，知普宁院即为后来的天王寺，^[53]正在里龙港惠明桥西。但其地与它山堰直线距离达3公里以上，宝庆志将二者的方位里程描述为同一，也的确叫人疑惑。^[54]不过，在国图藏的南宋咸淳刻本宝庆志所载的《鄞县境图》中，这一带却有两个普宁院，一在百梁桥以南，一在百梁桥另一头的上河北侧（见图3-6-1），上河北侧的那个普宁院才是后来的天王寺，而桥南的那个普宁院，宝庆志中没有著录。由此不妨猜测，宝庆志的编纂者或许把桥南的那个普宁院的里程数字按在河北的普宁院的头上了。况且，桥南的普宁院不可能是王安石就餐的地方，因为文中用了“还食”两字，说明那天上午王安石西行视察“新渠及洪水湾”途中，曾经路过那里，而桥南普宁院不在这条路线上，故不可能途经，更不可能“还食”。后来名为天王寺的这个普宁院，就在里龙港旁，王安石从石臼山一带的小溪出发时路过，正午餐后乘舟由此北上到林村又是顺路，方便得很，如此才能“日下昃，如林村”。

【图3-6-1】南宋宝庆《四明志》咸淳刻本《鄞县境图》局部

所以，从王安石的行程看，小溪不可能是今天的鄞江镇。而如果把王安石的小溪，定在宝庆志和《四明山志》的那个石臼山、章家山一带，那么他在抵达小溪后第二天的行程路线，便很好解释，显得很是妥帖。

国家图书馆藏的宝庆志咸淳刻本上的《鄞县境图》，似乎给出了小溪镇的又一个位置。在该图上，小溪镇被画在了上河与下江之间，百梁桥以东，兴教院以西，而且“酒务”与“小溪镇”似乎不在一处，而是分为两地（参见图3-6-1）。兴教院，宝庆志有载：“县南五十里，旧号小溪兴福院。唐咸通八年建，皇朝治平元年赐今额。”（卷十二）后改兴教寺，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有录，时处中兴乡洞桥头，《鄞县通志·鄞县分图丁》也标有“兴教寺”（见图3-6-2），在百梁桥东北方，唐家堰以西。

【图3-6-2】洞桥一带地名

以上述及圣寿寺经幢，再联想到唐家堰村出土的王赟墓石——

乃居句章焉。……迁窆于句章之墟，祖妣葬之侧也，去州城五十里。

这里居然也有一个“五十里”！出土文物与文献之间存在着如此巧合，可见这个地方在唐代时就极可能正是句章，宋代时则为句章乡之中心，小溪镇、小溪酒务之所在。

据《鄞县志》（1996）介绍，元代时鄞县设11乡55都，以序数编号的都为53个，另有“镇都”2个，这二“镇都”，一在句章乡，一在清道乡。到了明代，清道乡下的镇都不见了，但句章乡下的“镇都”则一直存续到了清初，且其位置就在上河与下江之间，正是现在的洞桥镇。而“鄞江桥街”始终在通远乡下第35都第2图（参见图2-6-3）。

可见，句章乡的这个“镇都”之“镇”，与“唐曰光溪镇”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无疑就是小溪，它与后来的鄞江镇，地理上有距离，文献记载上很分明，区划设置上亦非同乡同都，实在找不到将“小溪”与鄞江镇画上等号的理由。

综上，可以得出三个结论：一，所谓小溪镇即今鄞江镇，无论是指其区域，还是今镇属古城畈、悬慈、高尚宅等地，都没有充分的文献证据；二，晋末句章、唐时仲夏、两宋小溪，实处一地，文献、文物提供了可观的佐证；三，句章乡的中心和小溪镇，不在今鄞江镇，而是在它山堰、鄞江镇以东直线3公里以外之处，东晋末期在唐家堰附近，唐、五代、北宋时在仲夏桥附近的芝山—石臼山—章家山一带，南宋时则在百梁桥—洞桥以东、兴教寺以西的上河与下江之间，如今这三处均属洞桥镇（见图3-6-3）。

【图3-6-3】A晋末句章县署，B北宋及之前的小溪（唐曰光溪镇），C南宋中晚的小溪，D今洞桥镇中心。1仲夏桥，2它山堰，3仲夏堰，4洪水湾，5普宁院（今存天王寺）与惠明桥

这三个结论，也可以说明鄞江桥一带的考古之所以收获甚微的原因。^[55]

至于吾乡地方史研究上为什么会将小溪与鄞江镇联结在一起，恐怕是肇因于“唐曰光溪镇”一语。“古小溪港”、官池墩的“光溪桥”、“古光溪桥”都在鄞江镇，故由此而发生附会，也算不得太过“牵强”。不过，实际上光溪作为一个地名，覆盖范围也与小溪一样不小，至清道光年间徐兆昺撰的《四明谈助》也说：“自它山以下至洞桥沙港口，俱称光溪。”（卷三十八）今洞桥镇内的著名古桥洞桥原名“光溪洞桥”，民国《鄞县分图丁》上也如此标示（参见图3-6-2）。这说明，即使在唐宋时期，光溪与小溪也是同地异名的关系。

从文物出土情况看，洞桥镇比鄞江镇来得丰富，档次也高，尤其是连续性显得更强些，从史前^[56]经吴晋^[57]延续到唐宋。^[58]这说明唐宋时的小溪镇，是官制力量很早就介入此地开发的结果。

因此可以想象，此地至少从吴晋起到南宋，就是西乡南部地区最热闹之处。这或许可以解释从上河至州城，为什么后港相比于南塘河，是更早更成熟的水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把于季友的仲夏堰功能，理解为除了对仲夏港两侧田地实行灌溉，更主要的或许还是为了向在这里聚居的官民供应饮用水。

吾乡唐代之有镇，国史、地志只载公塘镇（奉化）^[59]、望海镇（后镇海县的前身）而已，“唐曰光溪镇”仅见于方志，语简而意不详，至今仍是一个谜。

唐开成三年（838）王氏墓志、咸通十一年（870）刘彤墓志，记此地为“孝义乡仲夏里”。所以，“唐曰光溪镇”者，至少在晚唐仍未出现。

有说，“唐至吴越，县之镇戍多矣”^[60]。由此也不妨猜想，这个“唐”，或许指的是后唐（923—936），因为吴越王时代，先后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等中原王朝为正朔，钱镠、钱元瓘都用过后唐的年号。^[61]也就是说，光溪镇可能是吴越王奉后唐年号时所设。至于什么时候由“光溪镇”改成了“小溪镇”，方志似未记载。吾乡元代大儒袁桷撰《鄞县小溪巡检司记》说是“宋元丰置焉”（文见清光绪《鄞县志》卷六十三《古迹三》），这可能是因为最早著录“小溪一镇”的，是前引《元丰九域志》。但实际上，上面提到过的小溪圣寿寺石经幢上已有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小溪镇遇将丁从政”的刻款，说明北宋替代吴越统治才过了三年，这里就已经称“小溪镇”了。

由宝庆志记载可知，石臼山附近还有银山、锡山，“银山”条下直接说“地名小溪。尝产银，故名”（卷十二），其方位里程与建岙山同为“县西南四十五里”；还有“锡山。县西南五十里，尝产锡，故名”，其方位里程与石臼山同。^[62]这说明“唐曰光溪镇”，或许就是吴越国为开采银矿、锡矿而设，要么是一个官营采矿机构，要么是一个课征矿税衙门，总之五代光溪镇的军吏杂卒可能已经有了类似于宋代土军、厢军充任地方杂役的性质。

另外，此地附近的章家山、芝山、凤山大都低矮瘦小，它们即使曾经出产银锡，恐怕既不是富含矿，出产量也不会大，所以宝庆志才会说“尝产银（锡），故名”，全然一副往事如烟的样子。《宋史》载，约乾道元年（1165）“时，四明献银矿，将召冶工即禁中锻之”，为同知枢密院事陈俊卿所谏止（卷三八三《列传一四二》）。此银矿是否产自银山，不详；但轻易为臣僚所阻，实际上说明开采价值不大。

宋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商税渐成朝廷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而当时有广德湖在，西乡南部地方偏于一隅，征税不易；但另一方面，小溪地处句章乡中心，踞四明山与鄞西平原乃至州城的孔道，有后港、上河、下江可将山货运出、海错输入，想必此地的草市在唐宋时期已然相当兴隆，故有专门设置征榷机构的必要，乃有“酒务”“税场”。在选址上，仲夏（里）、句章（乡）、“唐曰光溪镇”之地当然有基础，有优势，所以小溪镇自然设治于此。

由此可知，小溪镇的军事色彩较之唐设望海镇时代已大为逊色，更非“藩镇”之“镇”。北宋元丰中（1078—1085）人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说：

宋朝之制，地要不成州而当津会者，则为军，以县兼军使；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

到了南宋，随着它山堰几次加高，其所在的鄞江镇地方的重要性上升，或者还有其他原因，总之，小溪镇迁至上河以南、下江以北的百梁桥—洞桥附近了，句章乡的重心也随之南移。这是那张《鄞县境图》上的小溪镇位置与宝庆志正文记载有别的原因。至于鄞江镇崛起而为“四明首镇”，恐怕在元明之际了。

【注释】

[1]阚骃《十三州志》六，载（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第143页，中华书局1961年9月版。按：章，即彰显；伯，即霸业。又，“阚骃，字玄阴，敦煌人也。祖倞，有名于西土。父玖，为一时秀士，官至会稽令”，见《魏书》卷五十二《列传第四十》。(www.xing528.com)

[2]王结华等《句章故城若干问题之探讨》，载《东南文化》2013年第2期总第232期。

[3]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一“纯德庙，东汉孝子董君祠也，西北距子城五十五步。今祠宇即其故宅”，宝庆志卷十一因之。

[4]《纯德汇编》四明丛书本。按：董孝子庙址在今永丰库遗址公园东南，现已拓宽为路面。

[5]（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第629页，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

[6]按：录自《全唐文》，括号内文字据南宋乾道《四明图经》。

[7]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句章故城：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第127页，图版八九，科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8]白斌等编《二十五史宁波史料集》，宁波出版社2014年2月版。

[9]王氏墓志说的“南至长溪”，即后来的仲夏港，其时距于季友的仲夏堰工程才6年，仲夏港还是“溪”而不是“河”，说明来水不稳定。

[10]刘翠溶《中国历史上关于山林川泽的观念和制度》，载曹添旺等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台湾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印行；夏炎《古代山林川泽利用问题再检讨——以“公私共利”原则为中心》，载《安徽史学》2013年第6期。

[11]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第443页，中华书局2006年10月版。

[12]周振鹤《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等编《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

[13]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第19—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3月版。

[14]谢振岳主编《鄞县文化广播志》第220页，鄞县文化广播电视局1992年4月印行。墓石拓片载马兆祥主编《碑铭撷英》，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4月版。

[15]周生望《鄞县文物史迹概述》，载《鄞县文史资料（第4辑）》（1991）；谢振岳主编《鄞县文化广播志》第207页，1991年9月印行。

[16]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第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3月版。

[17]王结华、林国聪《浙江宁波市蜈蚣岭吴晋纪年墓葬》，载《考古》2008年第11期。

[18]章国庆《唐五代县（宋鄞县）所设乡名小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c30e6810102x5h7.html。

[19]按：《盛荣墓志》首行文字为“唐开□□□岁次丙辰谯郡盛府君墓志并序”，《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
（唐五代宋元卷）》第22页，由“岁次丙辰”，将之推断为“唐开‘成元年’（836）”。但文中指本县为“句章邑”，而非“明州县”，故笔者猜测纪年极可能是“唐开‘元四年’（716）”，设明州前的那个“丙辰”年。是文中的“句章”，当为大句章，也可以说是唐武德四年的鄞州别名，故有“句章邑”的称呼。

[20]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第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3月版。

[21]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第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3月版。

[22]丁友甫、吴旭涛《莲桥街出土宋铭文砖》，《现代金报》2010年7月27日。

[23]浙江省鄞县地方志编委会编《鄞县志》第47、57页，中华书局1996年9月版。

[24]按：此据国家图书馆藏《宋本舆地广记》之影印本释读，见第2册第193页，国家图书馆2017年6月版。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为“……句章。句章县，汉属会稽郡。东汉……”（第655页），即认为所阙六字为“属会稽郡东汉”；又据校注，可知历来所见最古且善者，即国图《宋本舆地广记》而已，“句章郡”赫然在焉，是否系“县”之误，其实未必。

[25]（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左传》第10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版。

[26]转引自（清）高宇泰撰、沈建国点校《敬止录》第227页，宁波出版社2015年8月版。又见（清）徐兆昺著《四明谈助》第1467页，宁波出版社2003年7月版，文字略异。

[2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第45—46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黄鸣《春秋列国地理图志》附图，文物出版社2017年8月版。

[28]周运中《正说台湾古史》第3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版；周运中《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第31—32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

[29]按：地质调查表明，宁波海滨平原分布广泛的第三海相沉积层，为钟家巉海侵之堆积，距今2600年前后已经形成。见张立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比例尺1:200000，宁波幅等五幅（地质部分）》第125页，浙江省地质局1980年5月印行。

[30]按：《南齐书》成书于502—519年间。

[31]以上，参见（唐）姚思廉《陈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2000年1月版；又参见《福州市志·人物志》编辑组编《福州市志·人物志（第2辑）》，1990年8月印行。

[32]康武刚《温州沿海平原的变迁与水利建设》第185页，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版。

[33]《甬江志》编委会编《甬江志》第54页，中华书局2000年1月版。

[34]按：城厢，本义是指靠近城的地区；后泛指城市。

[35]按：夏侯曾先，鲁迅认为是陈隋间人，有《会稽地志》，久佚，鲁迅有辑，见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49—55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36]段木干主编《中外地名大辞典（1—5）》第84—87页，台中市人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6月版。

[37]王结华等《句章故城若干问题之探讨》，载《东南文化》2013年第2期总第232期。

[38]（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第4239页，中华书局2005年3月版。

[39]王结华等《句章故城若干问题之探讨》，载《东南文化》2013年第2期总第232期。

[40]笔者据《晋书》《宋书》《资治通鉴》等相关记载辑录整理。又见本书附录《13世纪前宁波史事系年录》。

[41]陈桥驿《宁波》，载陈桥驿编《中国历史名城》第13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3月版。

[42]《吴越春秋·卷八》范蠡语。

[43]（宋）王溥《唐会要》第1273页，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

[44]（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第4册）第1961页，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版。

[45]水银《县前街与鄞县署》，载《千年海曙·街巷物语》，宁波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46]周绍良总主编《全唐文新编》第879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47]（清）黄宗羲撰《今水经》，四库全书浙江巡抚采进本，载http://www.guoxuedashi.com/。

[48]（宋）王存撰、王文楚等点校《元丰九域志》第213—214页，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版。

[49]（清）柴望《小溪志》（约园抄本），宁波出版社2009年11月影印版。

[50]宁波市鄞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鄞州山水志选辑》第1册第131页，宁波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51]宁波市鄞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鄞州山水志选辑》第2册第19页，宁波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52]章国庆编著《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第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版。

[53]宁波市佛教协会编《宁波佛教志》第10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版。

[54]按：旧志的里程描述，常有抵牾之处，令人无法据以判断位置。如宝庆志卷十二有曰“遗德庙，县西南四十里它山堰旁”，既是“它山堰旁”，当为“五十里”才是，且实际上遗德庙即今存之它山庙，的确在“它山堰旁”。

[55]许超、张华琴、王结华《浙江省宁波鄞江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载《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56]按：宁波市鄞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鄞州年鉴（2007）》（方志出版社2007年9月版）：“境内有距今6000多年历史的上庄山古墓群遗址和蜈蚣山古墓群遗址，是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第432页）

[57]洞桥宣裴村出土有西晋元康元年（291）的铭文“中（仲）夏里”墓砖。见王结华、林国聪《浙江宁波市蜈蚣岭吴晋纪年墓葬》，载《考古》2008年第11期。

[58]谢振岳主编《鄞县文化广播志》，鄞县文化广播电视局1992年4月印行。

[59]据宝庆《四明志》（卷十四）记载，奉化公塘镇设于唐文德元年（888）。

[60]（南宋）李景和修、谈钥纂《吴兴志》卷十《管镇》，载《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6册）》第2580页，杭州出版社2009年6月版。

[61]栾贵明主编《中华史表》第98—99页，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6月版。

[62]按：宝庆志上的山名，到后世或有变化，比如该志的锡山与石臼山方位里程同，与建岙山则差五里。而黄宗羲的《四明山志》则说“当时（指宋，引者注）锡山、建岙山通为一山”（卷一）。高宇泰的《敬止录》则将锡山当作赤堇山（卷五《山川考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