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纹铜提筒与南越王墓的文化关联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了大小不一的九件铜提筒，这些提筒被学者认为源自骆越文化，即居住在今天广东西部、广西南部、越南北部的古老民族所使用的盛酒器。其中出土于东耳室的一件提筒的外壁腹部雕刻有四艘船纹，每艘船上有六人，其中五人头戴以羽毛装饰的巍峨高冠。古代少数民族地区出土带有船纹的器物并不少，但如此完整的非常罕见。这一组船纹被认为是目前考古发现中，“规模最大和最为完备的一组海战图形”。^[36]

羽人船型纹饰大多出现于两广云贵等地出土的青铜器，特别是铜鼓上，根据学者统计，截至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铜鼓中，已有27件饰有船纹，年代为战国前期至西汉末。铜鼓的发源地在云南中部，在滇地发展成熟之后，沿着纵横繁密的河流向东、南、北三个方向流传，影响所及，远至东南亚地区。^[37]而我国的铜鼓文化在云南中部和两广地区南部发展得最为充分，成为了古老的土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云南晋宁、腾冲、广南等地发现的铜鼓船纹无论是船的造型，船上的羽人形象，还是船只首尾的动物都与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上的船纹极为相似。骆越人的铜提筒反映了滇文化对南越国的影响。

在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外壁这组纤毫毕现的羽人船纹上，一共可见五名羽人。他们头戴羽冠，上身赤裸，下身着羽毛短裙，打着赤脚。船头右首的第一位羽人手持弓箭，昂然而立；第二位羽人坐于鼓形座上，左手执短棒击鼓；第三位左手执一俘虏，右手持短剑；第四位立于高台的羽人头戴与众不同的矮冠，左手持靴形钺，右手执一人首级；位于船尾的第五位羽人则操持某种控制船体行进的工具。^[38]

南越王墓出土船纹铜提筒

铜提筒上的船纹

船头处倒悬一颗人头，与古代越族人猎头祭祀的习俗相吻合。有学者认为，在船尾画有一圆圈象征鸟眼，这种头尾翘起、饰以鸟羽、画有鸟眼的舟船大体上是后世古籍中记载的“鹢首舟”。^[39]如《晋书·王浚传》：“大船皆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张衡《西京赋》注：“船头象鹢鸟，厌水神，故天子乘之。”鹢首作为“厌江神水神”之物，与水上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结合船只首尾的海龟、海鸟，这艘船上的羽人们，应该是在海战归来之后，举行一场以俘虏为人牲祭祀海神的活动。另外，古人因征战而举行的祭祀活动，往往斧钺相加，以为威慑之用。那位手持斧钺，头戴矮冠的羽人，似乎就是主持祭祀的首领。

铜提筒上的船纹反映了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整船造型合理，可见清晰的水密舱结构。所谓水密舱，就是用木板把船舱分隔成一个个互不相通的分区，避免因船舱进水使船只倾覆。羽人船纹展现的水密舱结构，说明早在西汉中早期，先民们可能就已发明了水密舱技术。这一技术的产生使远航成为了可能，对后世航海影响深远。另外，船上第五位羽人操持着一条狭长物体，当为某种控制船只行进的工具。这是什么呢？它很有可能是尾橹。橹作为船舶的一种推进工具，在桨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橹摆动时，船与水接触的前后部分产生压力差，由此产生推力推动船只行进，它的效率大约是桨的三倍。橹的出现同样是船舶推进工具的巨大革新，它和水密舱技术都属于中国科技史上的重大发明。^[40]

岭南有着悠久的造船和航海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居住在此地的百越先民就善于用舟、造舟。《淮南子》载：“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越绝书》也记载，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广州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岭南地区一个重要的河港兼海港。其所处的珠江三角洲河网密布，利舟楫之便是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特色。《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吴时外国传》道，“扶南国伐木为舡，长者十二寻，广肘六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载百人。人有长短桡及篙各一，从头至尾约有五十人或四十余人，随船大小，行则用长桡，坐则用短桡，水浅乃用篙，皆撑上应声如一。”《南洲异物志》则说，外域“舡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虽然这两段史料记载的是东汉末三国时期的情况，却也说明南海诸国有着较为发达的造船技术，能造出承载力相当惊人的船舶。设想这些船舶往来航行于南海沿岸，它们的形制可能也会对南越国的船舶产生影响。南越国时期的造船技术，除了船纹描绘，还有其他考古资料作为佐证。1974年，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发现一处秦汉之际的造船工场遗址。遗址大约400平方米，规模大，年代久远。虽然使用不久便遭废弃，但保存比较完好，对研究当时船舶规模、造船技术和交通事业的发展，以及自汉武帝以来我国大型船队从浩瀚的南海远航印度洋一带与东南亚诸国交通往返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遗址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滑道长度都在88米以上，而且滑道的滑板与枕木不做固定连接，滑道轨距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这样，每个船台便可建造大小不同的船只。其中1号船台已清理出长29米的一段。依照1号船台中宽1.8米，推算可以建造宽3.6—5.4米，长约20米的平底木船。2号船台中宽2.8米，可以建造6—8米宽的船。^[41]如果将两个船台并联，甚至能够造出更大的船。另外，工场设有与船台衔接的斜坡式下水滑道，这与近代民间船造所用的方式已无二致。经鉴定，当时造船已使用精选的不同质地的木料，船体不同的部分使用不同的木材，相当严格。遗址还发现造船用的铁制工具，如锛、凿、钉，还有画线设计用的铅块、铅垂球等物品，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岭南造船业的高超技艺。^[42]这表明，南越国初期，在番禺已建立起能够成批生产内河船只和沿海船只的造船基地。

两汉时期，随着模型明器的流行，广州汉墓开始以舟船模型陪葬。据统计，广州及周边地区出土的汉代船模共有22件，为陶制或木制。这些船模的出现，既反映了岭南地区造船与航运的发展，也是商业贸易繁荣的体现。

1956年，广州西村水厂路黄帝岗西汉中期墓（墓2050）出土一件木船模型，船底由一段整木凿出，内微凹，首尾略微翘起，两舷处装上较高的舷板，舷板也是用一整块板锯出。船前斜插栏板一块，前有平盖的甲板和横安的木板各一块，构成平坦的船头。船中有两舱，前舱较高，成方形，后舱稍矮，长形，舱旁两边有走道。船尾是一个矮小的尾舱，以木板密封。船上有五名掌楫的木俑，均由两面平滑的木板制成。^[43]与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上的船纹相比，羽人所乘船只首尾两端翘得更高，可以更好地防止大浪侵袭，更有利于海上航行。而船底分舱的设计，相对更为先进。

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西村增埗广州冷冻厂西汉中期墓（墓2060）出土1件楼船模型。虽已腐朽，无法复原，但从所存残板可知，船的规模较大，为楼船的结构。有方形舱盖板4块，其中3块近方形，顶作四坡式。另一块较小，顶作三脊三坡式，参照墓2050出土的木船，应为尾舱盖顶，据此推测此船有4个舱室。^[44]

1955年，在广州东郊先烈路十九路东汉后期墓出土的陶船，证明在东汉时期，岭南的造船技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该陶船全长54厘米、通高16厘米、前宽8.5厘米、中宽15.5厘米、后宽11.5厘米，船体长条形，首尾狭，中部较宽，底平。船头两边各插桨3根，船舱横架梁担8根。船前系锚，船后有舵，两旁为走道。船分前、中、后三舱，前舱低矮宽阔，蓬顶作拱形。中舱略高，呈方形，上有圆形微凸的篷盖。后舱稍狭特高，是舵楼。船上有俑六个，形态各异。这件陶船结构复杂完备，有舵、锚和梁担的装置。有梁担则船身骨干坚强，吃水可深，负载量大，行驶平稳。而舵更是古代造船史上的重要发明，舵的出现，使船航行时能够掌控航向。^[45]这件东汉陶船上的舵，是最早的船舵形象资料。或许可以说，南越国的造船业，为日后岭南地区造船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4年发掘的3个船台

东汉陶船

以上种种，说明早在西汉时期，南越国的船舶已具备较为成熟的入海条件。在《史记·南越列传》中，对于南越国最后的覆灭，有这样的一条记载：“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这一记载与淮南王刘安上书汉武帝称越人“习于水斗，便于行舟”是相符的。

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一条由徐闻、合浦等地向南海航行的路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黄支国即康契普腊姆 （今印度马德拉斯附近），已程不国即师子国在今斯里兰卡。

【注释】

[1]欧潭生、唐汉清、刘开国：《固始白狮子地一号和二号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04期。

[2]湖南省博物馆等编：《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

[3]徐平方：《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纪出版社，1996年；

[4]黄展岳：《论南越国出土青铜器》，载《南越国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5]杰西卡·罗森著，邓菲、黄洋、吴晓筠译：《中国博山炉——由来、影响及其含义》，《祖先与永恒》，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年。

[6]孔远志：《从印尼的中国陶瓷看中印（尼）文化交流》，《东南亚》1990年第03期。

[7]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 《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69、138、217、252、272页。

[8]广东省博物馆、佛山市博物馆： 《佛山河宕遗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9]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局编：《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考古发现卷》，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97页。

[10]（汉）许慎：《说文解字》，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801页。

[11]（唐）刘询：《岭表异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12]广州市文物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28页。

[13]（唐）刘询：《岭表异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14]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年第10期。(www.xing528.com)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14、333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36页。

[17]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13页。

[18]白云翔：《岭南地区发现的汉代舶来品金银器述论》，载《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9—150页。

[19]陈洪波：《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土金珠饰品的考古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8卷第1期，第133—137页。

[20]陈洪波：《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土金珠饰品的考古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8卷第1期，第133—137页。

[21]H.Margon, Metal Working in the Ancient World.收入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53.No.2,1949.

[22]白云翔：《岭南地区发现的汉代舶来品金银器述论》，载《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

[23]陈洪波：《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土金珠饰品的考古研究》，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8期，第133—137页。

[24]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2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26]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27]赵德云：《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5页。

[28]干福熹：《中国古代玻璃和古代丝绸之路——2004年乌鲁木齐北方古玻璃研究会主题报告》，干福熹主编：《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2004年乌鲁木齐中国北方古玻璃研究会和2005年上海国际玻璃考古研究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29]安家瑶：《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

[30]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局编：《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考古发现卷》，文物出版社，2008年。

[31]安家瑶：《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

[32]黄启善：《广西古代玻璃研究概述》，《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5年。

[3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 《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91页。

[34]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市丝绸工业公司文物研究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8—111页。

[3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 《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36页。

[36]冯雷：《南越国与海外交流》，《岭南文史》2000年03期。

[37]周永卫：《南越王墓银盒舶来路线考》，《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

[38]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50页。

[39]林蔚文：《铜鼓船纹与水上祭祀》，《广西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40]王维一：《南越舟影：船纹铜提筒》，《人民日报》2016年04月17日，第12版。

[41]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广州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42]广州市文物管理处等：《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04期。

[4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47页。

[44]朱海仁：《广州地区出土的汉代船模》，《文物天地》2013年第12期。

[4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26—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