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铜镜纹饰：汉越文化融合的见证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纹饰看汉越文化的融合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王大勇

南越王墓坐落在广州市越秀山公园西面的象岗山，是岭南地区年代最早的一座大型彩绘石室墓，该墓主人是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昧。该陵墓建造距今已有2100多年，墓中出土1000多件珍贵的随葬品，主要是玉器和青铜器，其中铜镜39枚。墓室中一次性发掘如此多的铜镜，这在墓葬发掘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依据镜背的纹饰的造型特点和历史背景，汉越文化融合的佐证一一展现出来。

一、铜镜纹饰造型分类

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依据纹饰的不同细分为9型，又据大致特征可归纳为素镜、几何纹镜、抽象植物纹饰、怪异的动物纹饰、山字镜和特殊工艺镜六种。(有两枚因残碎过甚纹饰不明无法分型。)

(一)清雅(朴素)庄重的素镜

Ⅰ型: 1件(F42)。三弦小钮，素面，平缘，出土时破碎成若干块。有绢包裹，绢上有刺绣残痕。直径16.6厘米。

(二)以云雷纹为代表的几何纹镜

Ⅱ型: 1件(E58)。三弦钮。饰宽带弦纹三圈。素地，卷边。直径18.6厘米。

Ⅶ型: 1式1件(E94)。三弦钮，圆钮座。座外有环带纹一周，外绕内向连弧纹，共11弧。边缘饰弦纹一周。素地，宽缘，高卷边。直径17.8厘米。

Ⅶ型: 2式1件(E18)。云雷纹地连弧纹镜，三弦钮，凹面形圆钮座。以圆形涡纹和2个三角形雷纹组成的云雷纹作地，其上配六弧凹面内向连弧纹。在座外及近边缘各有绹纹一周。宽素沿，低卷边。直径14.3厘米。

Ⅶ型: 1式2件(F68，F71)。素地连弧纹镜，三弦钮，凹面圆钮座，主纹为凹面内向8连弧纹，素地，宽缘，卷边较高，镜体较重。F68直径17.1厘米; F7l直径17.2厘米。F71出土时已断成两块，两镜纹饰、大小完全一样。

Ⅶ型: 2式1件(B13)。云雷纹地连弧纹镜，出土时已残破，钮已失，双重圆钮座，座外有1周宽带状纹。以精致的云雷纹作地。钮座和近边缘处各有绹纹一周。宽素缘，卷边较高。直径约12.6厘米。

Ⅶ型: 3式1件(B9)。涡纹地连弧纹镜，三弦钮，圆钮座。座外有1周浅凹面带纹。主纹是8个内向连弧纹。以涡纹为地纹，较罕见。直径20厘米。

(三)山字镜

Ⅲ型: 1式1件(F75)。四山纹镜，三弦小钮，双重方钮座。钮座四角各伸出一组连贯式桃形花瓣，主纹为4个山字，浅浮雕羽状纹地。窄素缘，低卷边。直径11.2厘米。

Ⅲ型: 2式1件(F32)。六山纹镜，三弦钮，双重圆钮座。主纹为6个山字，圆钮座的座周边有6枚花瓣，各瓣尖连以线条构成6连叶;叶尖又各出一花蕾。窄素卷缘。直径21厘米。此镜铸造极为精美，镜体较大，数量极少，据考察此镜式是目前唯一的发掘出土品。

(四)抽象的植物纹饰

Ⅳ型: 1件(F66)。菱花纹镜，三弦小钮，水仙花作钮座，主纹系凹面对折菱形纹，另有4朵开放水仙花饰于菱纹之间。直径9.5厘米。

Ⅲ型: 1式2件(B35)。四三纹镜，主纹为4个粗短“山”字，其底边略与钮座平行，羽状纹地。窄卷边。直径8.4厘米。H49，三弦小钮，双重方钮座。纹饰分布在座外的方匝中，除方匝四角处的一片叶纹清晰外，四边的四组纹样因锈蚀模糊看不清楚，紊卷沿。直径7.2厘米。

(五)怪异的动物纹饰

V型: 1式2件。E47“十”字形龙凤纹镜，皆作三弦钮，宽带纹钮座。内区四叶里对称分布4组纹饰，为龙凤相间配列。直径27.4厘米。E101“S”形禽兽纹镜。直径27厘米。

V型: 2式1件(E35)。方连龙凤纹镜，三弦钮，圆钮座。座区外有5圈纹饰，依次是云雷纹、绹纹、斜线纹、凹面带状纹和突弦纹。直径15.4厘米。

Ⅵ型: 1式3件。缠绕式龙纹镜，E12l为三弦钮，钮座有带状纹和斜线纹等多种纹饰，主纹四龙缠绕，云雷纹地，直径15.3厘米。E24为半环钮，钮座有一周龙纹带，共有四龙，浅浮雕，作腾飞状，直径23.2厘米。E126已残，主纹四龙，仅存两龙，云雷纹地，直径12.5厘米。

Ⅵ型: 2式1件(E98)。方连四龙纹镜，主纹四龙相绕，尾部方连，直径14.2厘米。

Ⅵ型: 3式1件(E34)。三龙纹镜，三弦钮。主纹是3组单体龙纹，作浅浮雕，直径15.6厘米。

Ⅵ型: 2式1件(Cl70)。方连龙纹镜，兽面形钮，圆钮座，纹饰分内外两区，内区为一圈浅浮雕龙纹，外区是方连4龙纹，直径23.3厘米。

Ⅶ型: 4式1件(C234)。连弧龙纹镜，三弦钮，圆钮座。主纹8条龙在云雷纹地上突起，作盘桓缠绕状，直径27.8厘米。

Ⅶ型: 4式1件(D12)。龙纹连弧纹镜，三弦钮，圆钮座。主纹是8道内向连弧纹将龙纹分成内外2区，各有4龙，直径18厘米。

(六)特殊工艺镜式(www.xing528.com)

Ⅸ型: 1件(C231)。带托镜，由镜面和背托两部分组合而成，面与托分别铸制，又称复合镜。内区有5枚乳钉，纹样的构图是以乳钉为基点而设计的。整镜嵌错精细，绚丽多彩，极为美观。镜面直径28.5厘米、厚0.3厘米;镜背托直径29.8厘米、边厚0.7厘米、盘深0.3厘米。

Ⅷ型: 3件。绘画镜，因铜锈与绘画锈蚀一起，未能剔出，所绘图纹未能全部看清。C145—73，三弦钮，无钮座，平缘。缘内为15个内向连弧纹绕成一周。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掘所见最大的一面西汉绘画圆镜，其绘画风格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的帛画相似。直径41厘米、缘厚0.5厘米、钮长2厘米。C213，大钮如半球形，上饰三细弦线，与一般的轮形三弦钮不同。圆钮座。镜背中部有一凹面宽带纹将之分成两区。纹饰是用颜料彩绘，外区绘有4枚花蕾，作为主纹的间隔。花蕊为圆形，外围点细粒珠纹圈。有四叶卷云纹式花瓣，直径28厘米。C171，三弦钮，圆钮座。座外有凹面宽带纹。镜背有以一周宽带纹成两区，仅可见到一些彩绘痕迹。边缘为16个内向连弧的平缘，直径34.8厘米、厚0.4厘米。

二、南越王墓出土铜镜纹饰的造型分析

通过对南越王墓出土铜镜纹饰的归纳分析，我们可看到这6种铜镜式型中出现了四个不同时期的镜类，当然这4个时期并非一刀切、断然可判的，而是上下承启的。依次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战国末期至秦代、秦汉之际至文景时期和武帝时期。从南越国自身的历史来看，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综合墓葬形制、丧葬习俗、随葬品等分析，该墓出土铜镜大部分是战国中晚期至汉代的流行镜式。分析如下:

(一)战国中晚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铜镜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特别是战国中晚期铜镜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镜类形制以圆形为主，这一时期铜镜纹饰，除素镜外，由云雷等地纹和主纹组合而成的几何的弦纹镜纹出现很多。纹饰繁缛细腻，种类多，变化大。镜的缘部平或上卷，一般为素缘，宽窄不一。其典型的代表为素镜、山字纹镜、云雷地纹镜等。这类镜型在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中均有所体现，见“清雅(朴素)庄重的素镜(Ⅰ);以云雷纹为代表的几何纹镜(Ⅱ、Ⅶ);山字镜(Ⅲ)”。

战国晚期的铜镜还有工艺特别的带托镜，目前在国内仅见3枚。一枚出自南越王墓(Ⅸ)，一枚出自山东临淄商王庄，另一枚出自江苏涟水三里墩汉墓。三面铜镜形制相同，都是复合镜，分铸，有背托。

(二)战国末期至秦代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但秦代短暂，只有15年，在制作铜镜的工艺上没有明显的创新，基本上秉承了战国晚期铜镜的纹饰风格。近些年，田野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了一些秦代墓葬，从已出土的铜镜看，以动物作为主体的龙纹镜和龙凤纹镜最多。龙纹镜又称之为“蟠螭纹镜”，这类镜是战国晚期楚地盛行的镜类。秦代以后，其他种类的楚镜不断衰落，云雷纹地龙纹镜被秦汉所继承，一直延续使用至西汉早期，并成为汉初铜镜的主要镜类之一。龙纹镜在南越国最为流行，南越王墓出土的此类镜式数量最多，如“怪异的动物纹镜(Ⅵ、Ⅶ)”。

(三)秦汉之际至汉武帝前后时期

这一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强盛阶段，经济空前繁荣，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水平都有了很大发展。此时的铜镜形制基本上以圆形为主，镜钮除方、圆钮座外，出现了柿蒂纹和连珠纹钮座。纹饰以神兽、花草、禽兽为主。这一时期最流行的镜式为龙纹镜(Ⅴ、Ⅵ、Ⅶ)、连弧纹镜(Ⅷ)、蟠螭纹镜(Ⅻ)、彩绘镜(Ⅹ)等。尤其是彩绘镜这一时期工艺趋于成熟，在南越王墓葬中一次性出土3 件(Ⅷ)，制作之精美，直径之宽大，在已发掘的墓葬中非常少见。

南越王墓是座殉人大墓，其出土的铜镜种类之多，数量之众在全国是极其罕见的。而在同一时期广州汉墓56座中有59枚;淘金坑7枚;浏元岗1枚;肇庆松山1枚;广西贵县罗泊湾2枚;贺县金钟2枚。以上这些墓室出土的铜镜纹饰特征都能在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中找到同类。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作为这一时期铜镜文化的代表当之无愧。

三、南越铜镜的文化因素

南越国出现铜镜是由秦始皇“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开始的。南越国建立以后，为了巩固政权，在政治上推行“和集百越”的民族融合政策。汉人大量移入南越，“与越杂处”，改变了岭南的人口结构，大量汉人的移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新型的社会组织架构，对南越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秦统一岭南后，这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很快，南越文化开始发生变异，北方移入的文化成为主导文化，而原先该地的本土文化则处于从属的地位。“汉化”经过的三个阶段，一是移入的强势的汉文化完全主导南越社会;二是本土文化在汉文化移入后产生应激反应，“反哺”汉文化;三是新型的南越文化的形成。这个新型的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导，而含有原南越本土文化的因素。原南越文化融入汉文化中，成为中华文化的文化因子。这个南越文化变迁的过程，在广州南越王墓所见的铜镜文化遗存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据考证两广出土的南越国铜镜120余枚，大多数制作精美，纹饰、形制均与中原内的铜镜相同，从外观方面看不出什么差别。镜式和纹饰造型分别属于战国末期—汉代的铜镜类型。有专家对南越王墓和广州汉墓的出土部分铜镜的资料通过科学的对比和分析鉴定，认为南越国“铜镜的合金配比与中原、湖北、湖南等地出土的铜镜相同，金相组织也相同”。南越国整个手工业行业的生产工艺、器物形制、艺术风格、纹饰等也是北南一脉相承。这是南越国西汉早期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

以上说明，外域文化渗透入了南越国的手工业制造，并融入南越文化中，为中华文化补充了新鲜血液。

四、南越铜镜与汉越文化的融合

在秦汉时代，墓制是重要的礼仪制度，同时也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南越王墓的形制采取竖穴和凿洞相结合的方式，与中原的墓制一脉相承。但是，其平面布局却基本上采用楚制，又与中原诸侯王墓有别，体现了汉、楚文化对南越葬制的共同影响。随着南越文化的发展，其文明不断向外播布，带动了整个岭南地区文明程度的提高。从历史上看，南越王国对岭南开发有着阶段性的意义。这一切，都可以在南越王墓所出土的文物中找到佐证。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铜镜铸造技术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铜镜已经是很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品。然而，越人却极少使用铜镜，特别是与长沙接近的湘南越人墓中也罕见铜镜。广东、广西境内发现的先秦青铜器超过千件，从未见过铜镜。说明越人在与楚人的文化接触时并没有使用铜镜的文化因素，没有形成使用铜镜的习惯。南越人使用铜镜并非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已经发展到与中原汉文化相衔接，已经达到了自觉模仿汉人的生活方式的程度。也就是说，南越出现铜镜不是一般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接触所产生的现象，而是由于文化同化所造成的。

由于统治阶层开发和经营岭南地区是选择地理环境优越的地方进行，因此，南越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以南越王墓为代表的同一时代墓葬中，发掘有铜镜文物的往往在经济较发达的城邑，偏离政治中心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墓葬里没有出土铜镜。南越国建立以后，继续发展和巩固秦的城邑。大多数汉人和身份地位较高的越人都生活在城市里，以都城番禺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一种新型的汉越融合的南越文化。

南越国在汉代强盛时期铜镜数量较多，品种较齐，由于绝大多数是由内地输入而非本地铸造的。因此，不能直接推论其演变的过程。经过与全国各地的铜镜进行比较，这批铜镜对我国铜镜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铜镜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南越时期的铜镜不仅展示了区域性的铜镜发展史，同时也反映出与全国铜镜史的发展轨迹。

南越国时期人们使用铜镜乃至中原汉人南徙即文化同化的结果，这个时期的铜镜为研究秦平南越之后，岭南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所引起的南越文化变迁及汉越文化融合提供了实物上的佐证和线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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