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生活在19世纪中期的日本人来说，他们的国家正经受着一种典型的内部动荡和外部侵略的共同困扰，在中国类似的局面则往往导致王朝的倾覆。“内忧外患”这个中国词，经常出现在日本人的书和其他作品里。关于内忧，他们指的是危及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经济变化所带来的日本社会不断加剧的动荡。外患则意味着这样一种观念，西方世俗强国在亚洲的扩张，迟早会达到企图征服日本的高潮。他们所熟悉的印度和中国的经验已经表明，这些企图能够得逞。
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汇聚才赋予日本1853年以后的那段历史一种特质。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主题。然而，在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孕育这种关系的政治背景之前，我们应该分别观察每条线索各自的背景和特质。因此，我们由内忧开始，首先将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因为它发生于政治史和经济史相互作用的节点之上，即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和他们所效忠的政府都陷于贫困化。
财政危机
德川时期的日本是一个农业社会。武士自身原本是农民—战士(farmer soldier);他们正是从农民那里寻得自己的收入和维持政府运转的税收;而且，国家大多的财富和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来自农业。与之相对，尽管在德川幕府统治前几个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贸易和商人，但是日本经济中的商业成分却是在德川时期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早在室町时代(1392-1573)，它们的重要性就逐渐显现。不过，贸易却是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受到了极大刺激并创造了巨额财富，这一发展被当时的人们视作国家种种弊端之根源。这也绝非偶然。商业的发展不仅是内战后和平与稳定得以恢复的结果，也是德川体系的自然结果。
自从武士被要求住在领主主要的据点周围，武士团体就往往成为城下町的核心，将工匠和商人吸引到身边为他们这个相对富足的统治阶层提供服务。[1]作为管理中心，城下町建立起与周边农村的交流网络，成为该地的政治经济中心。它也与江户和大阪两个大城市连接在一起，构成更大综合体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参觐交代制度要求每个大名隔年在将军首府居住。在那里，大名随从众多，并要一直保有一定规模的建筑为家人和官员们提供住处。结果，江户变成了集城下町种种特色于一身的巨大的城下町。到18世纪，它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100万，其中一半来自武士家庭，而他们的日常开销使这座城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由于他们的开销来自于200多个藩的税收，所以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途径来将这些资源从各藩运送到首都，最好是以现金的形式。而且，江户自身也需要得到衣食及其他货物的供应来满足居民的需要，而这些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临近腹地的供应能力。因此，这座城市变成了两个相离却又相扣的经济系统的中心。其一是将藩国的剩余物资在大阪的批发市场上销售，并以此换得可以在江户使用的信用凭证。另一个则是一系列城市商店生产、运输和配销货物的精心安排。最后，后者也被扩散到了藩国城下町，因为江户的生活趣味很快传到了那里，为当地正在成长的商人阶层提供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
到1700年为止，日本的商人已经高度专业化了。其中一些主要经营藩国的财政业务，掌控着在大阪进行税收稻米的销售以及衍生的银行业务。通常，他们要为未来的谷物垫付大量资金。另外有些商人成了批发商，从事各种商品的批发业务，或者经营大规模的交通和仓储业务。他们之下是零售商和当地的经纪人，大多数与店主、当铺老板、熟练工、文书一样，成为了武士的财务代理人。城下町中有与所有这些职业群体相对应的人，且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与农村有着联系。那时，农村的人们也已经开始投入部分时间从事贸易活动。事实上，城镇居民的需求逐渐地给农村生活方式带来了根本的转变。肇端于为城市市场提供食物，很多地方的农民从自给自足农业转向种植经济作物：制作蜡烛用的蜡、纺织用的棉花和蚕丝以及印染用的木蓝。不久之后，农村的企业家们就像城市里的一样，也接受了某些形式的制造业。酿酒是最有利可图且分布最为广泛的制造业之一，菜籽油生产亦是如此，但用于纺织品交易的纺纱和织布早在这个时代结束前，就以家庭手工业的形式组织生产了。到19世纪，在比较先进的地区，一些生产工序甚至是在车间里进行的。
经济生活复杂到了如此地步必然有严密的组织。居于社会结构底层的商人试图通过集体行动寻求安全，组织起协会以保护自己免遭其武士领主的剥削。[2]他们还尝试对一定的商品或服务建立垄断经营组织，往往以缴纳年费为代价获得官方对这类组织的认可。在大多数藩国，一两个大的商家被任命为藩国的财政代理。其他商家获得官方承包商和供货商的特权。事实上，无论在哪里，商业活动不但涉及技术细节，而且涉及到处理一个复杂的个人或商家的“权利”网络。
这是武士不愿进入商业这个行当的原因之一，并非仅仅出于对次于其身份等级的生活的本能反感，还在于他完全缺乏必要的知识。比方说，在不同的地方或者在不同的情形下，价格可以以稻米石、以黄金两(ryo)、以匁银(momme)或者铜文(mon)表示。为了记账的需要，可能要给这些单位设定一套价值标准;在这一时代的多数时间里，1石稻米约值1两金，或者60匁银，或者1，000文铜，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铸币的周期性贬值。因此，稻米的价格经常在60匁银的标准上存在10%或20%的上下波动，并不时会受到更为剧烈的波动周期的影响。[3] 19世纪在这个方面尤为“不正常”:在1830年代，每石稻米值80到180匁银;在40年代值65到100匁;在50年代值75到120匁;此后一场通货膨胀的最终爆发将价格从1860年的150匁提升到了1864年的200多匁，到1867年涨至将近1，000匁。还应记住，还存在另外两种对家庭和藩国的预算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差异或变动：很大程度上由交通便利程度决定的地区差异，以及与收成相关的季节性价格变动。
稻米的市场价格对武士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他们中的大多数靠固定的俸禄或者准封地上的名义产出维持生活，与耕地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难以通过改良农业生产管理的方式增加收入，也不能径直把他们从藩国得到的粮食用于食品，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来解决其他需求。所有城下町的武士都必须间或到江户服务。在那里，他们的工资只能以现金的方式支付，而江户的货币经济很快就传播到了各藩国的城镇与乡村。在这种情形下，武士处于很不利的位置。由于对商业实务相对无知，从作为他们俸禄的稻米的交易中产生的利润往往进了他们代理商人的口袋。而且，其他商品价格比稻米价格上升得更快，城市生活给了武士新的生活品位和机遇，浸染其中成为他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尽管他已难以负担得起对那些品位和机遇的消费。在“颜面”上的奢侈成为这个封建阶层日益贫困的主要原因。对于武士而言，保存颜面，如荻生徂徕谈及大名时所言，要顾及“他们在各种场合的穿着式样，他们的服装与饮食，他们的家具和住所，他们雇用的仆人，他们妻子的优雅，他们住所的规格，他们使者的地位，他们在城市中巡游时队伍的规模”。[4]在这些项目上的攀比使很多人落入高利贷者的手中。之后，高利率又使他们难以从债务中脱身。
大量证据表明，从这一时期的早些时候开始，武士就不仅仅是负债，确切地说，是贫穷起来。例如，长州于1669年准许那些俸禄低于200石的武士住到农村以削减开支。明治维新领导人之一的井上馨的家庭似乎从中获益，因为在井上馨小的时候，他的家人显然在他自家的一些土地上耕作。[5]萨摩有时也允许武士返回耕地以重新累积财富。在17世纪，大久保利通的先人延续这种做法长达七八十年。[6]并且，在很多地方，武士从事家庭手工业(比如，生产灯笼和伞)以弥补收入不足的个案屡见不鲜。有些武士甚至彻底放弃武士身份而变成了农民或商人。明治中期著名的财政大臣松方正义的家族就是这样;他的父亲是萨摩乡士出身，却放弃了自己的小封地，并在与南方岛屿的贸易上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7]
使相当多的武士家庭赤贫或者至少是带来困难的因素，同样也作用于大名和藩国的财务状况，或许后者的过程要慢一些。参觐交代通过大量的现金开销不可避免地卷入货币经济，这一点对大名的影响甚至甚于对武士的影响。[8]在1801年，到江户的一次旅行就花费萨摩藩14，100黄金两，相当于3.5万石封地一年的全部收入。诚然，这笔大的开销稍显例外——萨摩在所有藩中距离首都最远。但即使是相当小的藩，其参觐交代的总开销与其收入相比也相当庞大。除此之外，还要另算在江户维护一处府邸的花费，也许还不止一处。最富裕的外样藩主加贺，拥有四座总面积超过250英亩的建筑，幕僚达几千人。
幕府实施在首都居住政策的目的之一，恰恰在于确保藩国的财政不断流失以制止“过于强大的下属”(over-mighty subjects)出现。这项政策显然成功了。而且，除此之外，幕府还不时地要求大名承担公共工程建设，以进一步削弱他们的财力。大多数这种工程既非常昂贵又难以预测，因而难以为之预算。同样不可预测的是火灾、洪水和地震所带来的结果。虽然对于这些后果幕府不负有责任，但是，这些灾难经常发生，所以绝不能忽略。
为了满足如此超常的支出，藩国掌握的可支配收入相当之少，远不及它们强制施行的极高的税率的名声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到那个时候，大名土地的名义价值(石高)已经被调整，剔除了下一级封地(sub-fiefs)的价值，后者已不再向大名缴税，一如大名不再向将军缴税一样，且要考虑到日常的开销，比如武士的俸禄和行政管理人员的薪酬，这样一来，所剩的可支配收入少得惊人。1840年，长州将常规的和额外的收入加在一起，扣除后只剩下75，000石多一点的纯收入，而那里土地的估值为895，000石。[9] 19世纪，在萨摩总估值为89万石的土地上，年平均收入在12万到13万石之间，这还没扣除薪金的开销。[10]依照同样的计算方法，加贺于1868年在价值为138万石的耕地上得到了25万石稻米。[11]大名们可支配收入与其拥有的土地产出石高相比，在长州那里为8.4%，萨摩为14.6%，加贺为18%。
这些可支配收入的大部可以用于江户的开销。其他一些种类的收入也是如此，这些收入大多数实际上是以现金的方式筹集，通过对商业活动直接或间接征税获得。事实上，藩国中那些以金银形式获得的收入和进行的支出，通常被记录于独立的账户之中，为此目的，土地税收中那些无法转化为金银的部分是可以忽略不计的。1834-1838年土佐藩的数据就是一个例证。在这期间，该藩年平均税收为14.17万石稻米，减去有特定用途的项目，结余4，56万石。这兑换成4，848贯目(kamme)银，再加上各种应收项目，总额达6,179贯目。与之相对，支出达7，169贯目，年度赤字接近1，000贯目。[12]
非常重要的是，土佐的这些钱财中有不少于4，465贯目被用作了在江户的开支。塚平利夫(T.G.Tsukahira)的计算表明这一比例并非罕见。他以五个典型的谱代藩国为例，证明这些藩国在德川幕府后期花在参觐交代和相关项目上的费用大约占他们可用的现金收入的80%。在同一时期，对于五大外样藩国而言，如果加上他们主要用于同一目的的在京都和大阪的开销，这个比例是71%。[13]
考虑到这种现金资源的流失，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些让大多数武士官僚推崇的财政政策，不仅仅能增加整体收入，还能增加金银储备。
不过，这些沉重的支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土地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抵消了。其主要原因在于所谓可征税价值的增长，而这又是因为新的土地被耕种并被登记在册。所有的藩国都有两套不同的土地估值(石高)体系。其一称之为本高(“基本”价值)或者表高(“公布”价值)，是记入将军分封采邑的价值，通常也是德川幕府时代初期土地丈量得到的结果。这种估值虽然最初相当准确，但最终因为不能根据耕地面积和产量的增加做出相应的调整而变得不切实际。另一种通常被称作实高(“真实”价值)，内高(“私有”价值)或者草高(“总体”价值)，是由税务官记录的价值。他的数据可以根据新增土地(新田)时时更新。它有时也能反映出丈量制度的变化或丈量过程中的效能差异。毫无疑问，它与幕府记录的数据在很多情况下都有显著的差异。
长州可能是所有记录价值差异中最为极端的一例，因为它的表高从一开始就造假：在1610年当其自我估值已经超过50万石的时候，其报告的估值仅仅为36.9万石。1625年，新的测量使其自我估值上涨到65.8万石;1868年，不低于98.8万石。到1868年，后者已经超过了1610年以来一直未变的表高的2.5倍。[14]在土佐，二者也显示出巨大的差异，当时的实高超过49万石，而与之相对的表高仅为24.2万石。相比之下，萨摩是87万石对理论上的77万石，只增加了不到13%，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了弄清楚全国范围内这种差异的幅度，我们从名义上高于20万石的最大的藩国中选出16个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在1868-1869年的数据可以在出版物中找到。那时，它们的“真实”价值(实高)与“公布”价值(表高)的对比如下：3个真实价值高出100%;2个高出50%-100%;4个高出20%-50%;剩下的7个高出不到20%。[15]
加之于这些估值之上的税率很高，但无论在全国还是在地方都有很大的差异。当时的作家提到，19世纪的农民将收成中超过百分之五六十，甚至七十的部分交给了他的藩主。然而，这些数字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1868-1869年间明治政府土地收入的平均数显示，在日本多数地方，土地税收占实高的35%到45%，但一些地区要比这个比率低一些，另一些地区略高一些。[16]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个事实的佐证：在大多数藩国，支付给武士的收入相当于他们的俸禄和封地石高的40%，或者非常接近于这个数字。[17]来自某些藩国和乡村的证据也表明了这一点，武士的实际收入就在这一范围之内。[18]
总的来说，德川时代的各藩国，似乎不太可能大幅度地提高他们所获得的、作为税收的那部分农作物在农作物总产量中所占的实际份额，尽管地方官员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19]他们的统治，即便是在17世纪，一直都不宽厚，以至于税率上升的空间非常小。再者，税收系统的实际管理也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有效率。而且，正如我们将看见的，对商业财富征税完全是通过其他手段实现的。例如，从来没有哪个藩国会试图通过人为提高商用土地估价的方式来对地方贸易的利润进行征税。
然而，在藩国和陪臣的财务状况中，前者确实属于相对改善较多的一方。一方面，从藩国的常规收入中，相对于分配给武士的俸禄而言，藩国留下越来越大的份额用于自己的开销。俸禄所值保持不变，唯一的例外是奖赏或惩罚所带来的变化。因此，如果藩国整体的石高上升了(在大多数藩国确实如此)，则藩主占收入的比重，而非武士俸禄所占比重，将随着整体收入的增长而提高。这一效果可在萨摩看见。在1648到1849年之间，萨摩藩主收入占石高的比重增加了60%左右，而用作俸禄的收入份额仅增长了15%左右。[Ⅰ]
除了这个长期的趋势外，藩国还能动用其权威要求武士捐款。这些捐款往往以削减俸禄的形式出现。这些做法早在1700年就在一些地区发生，到18世纪晚期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尽管其程度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差异。例如，萨摩是最早尝试这一实践的地区之一——在捐款于1704年被规范化之前很久，它就已经在那里被断断续续地实施了。同时，萨摩藩属于那些捐款额度要求最低的藩国。它规定的官方额度是8%上下，但在出现财政危机的年头里有时也会上升到13%或15%。[20]在加贺，捐款比例依俸禄规模大小而变动，贫穷家庭的捐款比例较低。从1794到1866年期间，其比率在最低的5%-10%和最高的8%-18%之间波动。[21]土佐也实行捐款比例依俸禄规模大小而变的做法，但它设置的比例要高得多。它于1728年被制度化，形成了一个捐款比例最高者达50%的复杂递进体系。尽管武士们的反对有时使最高捐款比重降到25%，但是，原初的捐款体系似乎才是该藩国通常所图的目标。[22]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作为实体的藩国，在应付不断上升的城市生活成本上，处于比他们的陪臣更加有利的地位。他们在相对和绝对两个层面上，从实高的上升中获益。他们还能向农民和武士施加压力，这解释了为什么藩国负债是发生在武士负债之后。尽管如此，藩国负债早在1700年就颇具规模，并成为此后100年内各级管理者主要关心的问题。诸如“政策”与“危机”和“改革”这样的词汇几乎完全是在财政的背景下而言的，而财政也在19世纪前半部分成了某些激烈斗争的焦点。
关于藩国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并不难找到例子加以说明。例如，庄内藩，一个有14万石封地的谱代藩国，在18世纪早期负债已经超过8万两，除支付利息不算，每年还有赤字1.2万两(大致相当于1.2万石)。[23]加贺虽然有大得多的收入来源，但到1800年账户上保持经常的赤字;并在此后的50年里，经常年赤字高达3千贯目银(大约相当于6.5万石)。[24]萨摩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紧缩财政之后，到1818年负债总额仍高达100万两，并且很难从大阪得到贷款。到1827年，据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500万两，[25]尽管我们难免怀疑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增长真的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实现。最后，长州1840年的负债总额已达8.5万贯目银，其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已经超过了藩国税收所得的所有现金收入。[26]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时的一位作者指出，那时全国各藩的负债总额估计可达6，000万两金，仅利息等服务费一项就需要每年出售300万石稻米(即每年从各地运到大阪市场的数量的3/4)。因此，他评论说大名已经变成金融巨商的管家，而后者才是日本真正的“主人”。[27]
幕府也被与藩国一样的财政困难所困扰，虽然靠着将军更大的权威和更多的土地财富，这一过程发展得更为缓慢些。[28] 17世纪下半叶奢侈与厄运的年份耗掉了他们继承下来的储蓄，并把政府拖入财政困境，因为这时以牺牲藩主利益来扩充幕府土地已不再容易。尽管如此，正如第八代将军吉宗所证明的那样，幕府的财政困境也绝非无可救药。依靠细致的管理，而非任何金融天分，吉宗同时实现了稻米与现金的年度结余。然而，在他于1751年去世后，形势急转直下。在18世纪下半叶，稻米收入下降了，而与此同时，现金支出的增加远远快于现金收入的增长。结果，到1800年，按黄金两测算，幕府事实上已经出现小规模的年度赤字。19世纪早期商业的异常增长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倾向，以至于到1837-1841年为止，幕府的年度赤字已经超过50万两。
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农业生产的长期趋势，幕府似乎比很多强藩的境遇更差。在17和19世纪之间，估计税收价值(实高)在外样大名占统治地位的日本西南、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增长，远高于大部分德川和谱代大名封地所在的中央地区。[29]这反映了国家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经济发展的不同特质。边缘地区在德川时期财富增长主要得益于传统农业生产的发展(实高的增长是耕种面积扩大的主要证据)。在税收方面，这意味着很多有实力的外样藩能够运用经过检验并为人熟知的方法大量增加收入。相反，中心地区出现了典型的商业发展(包括商品农业)，并在设计新手段向这种新的财富形式征税方面给幕府留下了诸多难题。而由于幕府未能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一种反常现象出现了：尽管幕府控制着经济最发达的藩国，但是最终幕府没有比它的潜在对手在财政上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反之甚至更差。[Ⅱ]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幕府的力量被那些居住在其领土上的居民的财富增长削弱了，因为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带来了政治的和管理的难题，耗费了幕府很多精力。这一现象在外交领域也同样成立，在失败的局面下对公共政策负责绝不会成为力量之源。
幕府和藩国使用了很多严格来说不算税收的手段补充他们的日常收入，而这些手段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尽可能地剥削经济中的商业成分。对幕府而言，最重要的是重铸货币，即货币贬值。这种方法于1695年被首次使用后便被经常地不定期使用。铸币收益巨大：例如，在1841-1842两年内收益就超过160万两。[30]由于铸币为幕府垄断，藩国无法借此生财，但它们仍设法通过发行纸币从货币贬值中得到一些好处。
不论是幕府还是藩国都强行征集御用金(goyōkin)即“强制性贷款”。幕府在1761-1762年首次使用这一方法从大阪商人那里征集了70万两金。但是在19世纪这一做法成为常态。大山敷太郎记录道，从1853到1860年间，幕府积聚了140万两御用金，其中将近90万两来自于江户和大阪这两个城市。[31]在1865年，御用金的征集更进一步，其征集对象的范围扩展到村长和农民，这表明它不仅向城市商业索取利润，还把触角伸向了农业。来自位于武藏某谱代大名领地血洗岛的资料证明了这个观点。在1868年之前的30年里，那里涩泽家族中的两支分别经营木蓝和蚕丝的买卖，他们向藩主提供的御用金似乎要比整个村的土地税估值还多很多。[32]从很多关于农村家庭以此方法获得武士身份的历史纪录来看，这样的事肯定也在别处发生着。
收入也来自于商人组织和垄断经营，二者在德川时代的后半期越来越重要。[33]吉宗曾赋予一些商人集团以特殊权利，其主要目的在于控制他们的活动，而他的继任者效仿这个做法却是为了征集钱财。而且，幕府自身也使用垄断——比如，银、铜和某些草本植物，而这些垄断都是由一些特许商人为其经营的。大一点的藩效仿这种做法，运用政治权威抬高那些对财政贡献大的企业的利润。
有时，藩国直接给某些商人垄断经营的特权并帮助经营垄断业务。比如，在姫路，藩国用自己的纸币从生产者那里买来所有的棉布并将其销往江户，而财政便可以从这种现金交易中获取利润。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政府的干预更加直接，比如土佐和宇和岛对纸的垄断。[34]虽然在大阪的销售由批发商经营，但是生产和运输却由当地的官僚控制。在这里，藩国同样是使用自己的纸币支付，但当它收取收益时必须收到现金。这些是最常见的垄断形式，但在少数情形下，包括销售在内的整个过程都被置于藩国的直接控制之下。同时，在后一种情形下把商人当作官员使用也绝非少见。所以不论垄断经营的外在形式如何，几乎总会涉及武士与商人某种形式的合作。通常，他们还会拉村长加入垄断行列，以确保对地方农作物如桑树、糖，甚至稻米的控制。
在所有这些举动中，都贯穿着重商的元素，因为它们的目标之一在于获得可以在江户使用的金和银。[Ⅲ]因此，往往是那些在藩外有现成市场的“出口”产品被垄断。确实，在官员们看来，这是垄断最有价值的功能。诚然，垄断产生的利润的相当大部分流入了帮助赚取利润的商人手中。但是，在某些场合下，垄断产生的利润非常少，要么因为垄断很容易被打破，要么因为垄断的执行是如此之严，以至于使作为垄断对象的贸易本身无法生存。然而，在垄断系统成功运作的地方，它对藩国财政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比如，在19世纪开端，萨摩的糖垄断估计每年能产生大约12万两金的利润，非常接近于萨摩土地税收减去俸禄支出后所剩的所有可支配收入的价值。[35]有这样的总量，难怪垄断成了武士官僚们的当务之急。
批评与骚乱
与其他完全为了税收收益而汲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一样，垄断制度的缺陷之一，在于它仅仅针对了经济变化带来的问题之一即政府财政问题。它没有触及到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即武士贫困的问题。事实上，虽然从某个角度看，为了征税而刺激商业发展符合政府的利益，但是，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作为个体的武士依旧必须面对因在货币经济中持有固定稻米收入而产生的所有不利条件。而且，似乎对很多人而言，当商人变得更加富裕时，他的财富不但势必侵蚀武士的偿债能力，而且动摇武士对社会的统治。于是，商人的财富是一个不仅事关私人利益，还事关公共利益的问题。
这并非对既有秩序的唯一挑战。改变商人和武士之间关系的压力同样也在改变着农村的生活状态，[36]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为市场生产农产品，他们在应对价格波动或改良其土地生产力上的差别，使贫富分化愈发严重。税收设计的笨拙，使那些使用肥料提高了产量或者种植产值较高的其他作物的人，得以大幅度地降低了他们的实际税率，留在他们手中的收入被用于储蓄与投资。[Ⅳ]同样的道理基本也能适用于从事地方贸易与生产的人，因为这些活动也从未被全额征税。[37]在天平的另一端，那些没能抓住机会的人就被迫承担封建税收的全额负担，并且往往成为其周遭富裕邻人的债务人。这几乎不可避免地使有的人变成佃农，有时甚至丧失所有的土地。因此，在少数人变富的同时，大多数变得更穷，生计只够勉强依靠做兼职或全职农业劳动力，成为地方工业企业——比如清酒酿造企业——的雇员，或者逃难到城镇中去。佐藤信渊曾于1827年写道，已经有30%-40%的农民以这种方式失去了耕地。[38]
这一贫富分化的过程，在那些与城市经济联系最密切的地方(比如江户和大阪周围的藩国)，以及那些土壤和气候适宜特定的经济作物生长的地方，进展得更为迅速。[39]但是，即使是在最偏远的地方，这样的分化也不罕见。因此，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中农即传统的税粮种植者，在数量上都开始下降。[Ⅴ]同时，新的精英开始接管乡村政府，有时是通过与他们行将取代的人进行斗争才得以成功。[40]这些新的精英出身复杂，且因地而异：例如，在熊本和土佐，商业财富或土地财富都能为获得乡士身份与乡村官僚铺就道路;在会津，则是由雇用劳动力耕作土地的地主掌权;在长州，有的乡村由前商人统治，有的由靠收租获得收入的地主支配，还有的受新兴的中农阶级控制。[41]
1858年后倒幕运动的普通战士中，有许多来自这些人以及跟他们往来密切的人。他们参与商业与乡村事务的管理，这使他们对国家需求和困难的实际认识，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城下町中的武士，而他们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愿意在依靠能力而非等级的名义下进行社会改革。同时，他们绝非代表下层阶级的利益，他们害怕下层阶级的骚乱。所以，一旦他们为统治阶级认同就立刻站到当权者那边。[42]与此相应，必须指出，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利益像他们的出身一样多元。他们中有些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以粮食或租金的方式进账，因此主要关注土地税收的水平。另一些人依赖他们与垄断生意的关系致富，因此希望保持或者进一步发展垄断。还有一些人则对垄断充满敌意，他们或者是处在垄断圈子之外的商人，或者是欲寻求自由的(且更有利可图的)市场的生产者。
对于我们目前的论题而言，这些人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的兴起对农村骚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历史学家所列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农民起义的众多事件中，有些现在只能视作大众抗议集会，其中的一些甚至显然是由村长领导的。[Ⅵ]但是，毫无疑问，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村民越来越倾向于诉诸暴力以表达不满，不论他们的怨愤是源于征税者的苛刻，还是农村社会阶级关系变化所致。[43]
在1813年到1868年之间，有记录可查的事件就有近400起，其中一些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参与。比如，有人估计(有点不太可能)有大约10万人参加了1823年和歌山的游行，这次游行转向了对稻米商人、当铺老板和乡村领导的袭击。高粮价是导致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1836年发生在甲斐的事件有着相似的起因，幕府驻守该地的代表不得不从周边藩国寻求武装力量增援才得以恢复秩序。1842年，在幕府领地近江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起义，主要起因是当局试图增加土地税收。更令人震惊的是发生在1837年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是在大阪的一个幕府小官大盐平八郎的行动被披露后发生的。据说，大盐一直在密谋起义，以使他的上司受到人民的正义审判。大盐被出卖并自杀，这件事只在大阪引起了小规模的骚乱，到此似乎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关于它的新闻却推动了周边地区的起义，其影响远及日本海沿岸的越后国。而且，大盐提出了一些在以后的年份中愈发显示其重要性的问题。他自己入赘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并召集这样家庭的子弟进入他创办的学校学习。在学校里，他狂热地指责幕府统治的道德邪恶性，呼吁用儒家伦理和天皇正义来反对它们，就像1860年代“志士”将要做的那样。[44]换句话说，他的行为设立了一个新的模式，表明在幕府官僚与城市商人都备受质疑的背景下，农村的财富可以很好地与政治颠覆挂起钩来。
在谱代藩中，丰后国的武田和丹后国的宫津分别于1811-1812年和1822年爆发了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与垄断体系有关的商人与地方官员都遭到袭击。在外样藩中，长州19世纪早期发生的各种起义不下9起，并在1831年的大起义中达到高峰，这次大起义据说迫使藩主进行改革。
关于这次长州起义有大量的研究成果。[45]事实上，它正好说明难以对这些起义的原因和性质做出概括。这次起义和很多其他起义一样，肇始于一次反对藩国垄断的抗议，具体而言，是反对延长一项一年前开始实施的计划。然而，参与抗议的人所反对的绝非是同一件事。在骚乱源头濑户内海沿线的经济发达地区，怨愤之一在于稻米价格上涨。因为那里的农民不再种植水稻，转而种植油菜籽和木蓝等农作物，所以稻米价格的上涨使他们生活艰难。另外，垄断自身(它妨碍了这些经济作物的销售并限制了生产者的利润)和垄断执行过程中权力的滥用也是产生抱怨的原因。我们或许可以说在这些地区，起义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其他地方，特别是动乱迅速扩散到的落后山区，起义所反映的则更多地是农民对商人剥削之非正义性的模糊认知，表现为呼吁藩国减税以缓解农民的苦难。
就整个日本而言，动乱的原因更加多样。有时，就像在长州那样，藩国的垄断经营成为人们憎恶的对象。有时是因为税收太重，或地方弊政，或官僚没能很好处理收成特别差时的状况。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一些相当琐碎的地方性不满，就可把那些被贫穷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推向暴力。毫无疑问，这些“骚乱”不是革命性的，因为，尽管在骚乱中官员经常遇袭，但它们并没有导向推翻或改变政权的迹象。其实，如果要说存在某种线索贯穿所有事件的话，那就是农民的怨愤。无论这种怨恨最初的起因是什么，通常都把它们最近的敌人——“富农”，作为直接的攻击对象。这些富农往往是典当行老板和村长，后者或者是地主，或者是藩国垄断的代理人。而起义农民为寻求公正或救济所诉诸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藩主。
这一切——商人的富裕和武士的贫穷，农民叛乱与农村社会变革——所蕴含的危险，对于日本德川幕府的封建管理者来说已足够明朗了。从17世纪开始，他们就在探索既可以维持他们的阶级特权又可以满足他们领主的财政需求的对策;他们为此采取的措施，往往着眼于约束或者抑制商业的发展。而这有时是与将武士重归土地的计划联系在一起的。[46]熊泽蕃山(1619-1691)是第一个主张这项政策的人，他视此为重振军队士气并降低武士家庭开销的手段。他指出，也应该同时放松参觐交代制度的要求以减少在江户的花费。另一个武士阶层改革者荻生徂徕(1666-1728)也支持这项政策，但却比熊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给幕府控制藩国带来的威胁。因此，他在主张恢复藩国经济自给自足性改革计划的同时，强调还须采取相应的措施重申社会中的身份差异，特别是武士之于商人和农民的优越地位。以后的文人大体追随同一条线索，以至于此类“重农主义”成为改革文献中为人所熟知的一个成分。
没有证据表明有哪个“回归农田”(back-to-the-land)的企图完全付诸实施。[47]然而，真正发生了的是，对城市生活的敌意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成为改革概念中的一个元素。人们觉得，如果武士不能回到农田，他们至少不能在城镇中随心所欲地消费。因此，禁奢令(sumptuary laws)成为普遍的现象。与此相应地，商人也应该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以限制他们在武士身上牟利，而且要逼迫他们为武士和农民的利益贡献部分财产。乡村自身回归自给自足农业。正司考祺在19世纪曾写道：“真正的好农民是不知道谷物价格的农民。”[48]事实上，任何用于限制城市发展、强迫人们回到农村以提高土地生产力的计划，都被视为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正如山片蟠桃在一本于1820年出版的书里所言，“好的政府要鼓励农业发展，而不要鼓励工商业，以使城区衰退。”[49]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武士都同意这样做。很多武士喜欢城市的生活，没有要去农村践行节俭美德的欲望。而且，他们陷入了债务与付息、薪金与兼职(side-employment)的网络中难以自拔，与之共存似乎比摧毁来得容易。于是，他们支持那些主张让封建阶级更有效地剥削商业经济以治疗社会弊病的官员，而不支持以重农主义的名义来限制或者废除商业经济。[50]这也成为德川幕府后期改革的元素之一。
武士对那些号称改善他们状况的政策无一奏效、屡屡失败而怨愤不已，这也成为幕府后期改革的元素之一。德川时代的文献记载中充满了他们对贫穷的抱怨，对商人的愤恨，以及对那些富起来就得意忘形的平民(既有农村的，也有城市的)的行为的轻蔑恶言。同时，有关这些局面隐含的政治危险的警告，包括武士不忠作乱的暗示，随处可见，不绝于耳。
早在17世纪熊泽蕃山就曾写道：“如果大名破产、武士赤贫，他们从人民那里强征的税收就会加重，农民就会受难。如果农民赤贫，商人和工匠同样会受损失，继之出现的是大批饥寒交迫的无业武士(浪人)。于是，整个社会都将苦于贫困，而天亦将不佑将军。”[51]这一段话的最后一句，含蓄地将中国的“天命”之说运用于幕府统治：对于统治者而言，不能匡济子民则其权柄危矣。荻生徂徕作为一个坚定的将军拥护者，不愿意走得这么远。但他仍旧写道：“当一个人贫穷到衣食难保的时候，他就会抛弃所有对规矩礼仪的顾虑。除非底层民众尊崇规矩礼仪，否则必然发生动乱，最后便是内战。”[52]
在另一个文人本多利明( 1744-1821)那里，可以看到极力批判当局以至于显得颇有颠覆性的观点。他说，农民被藩主剥削了收成中的大部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整年血泪和劳作的结晶”被直接交到了作为大名债主的商人手里。[53]然而，其结果，即“农民因为饥饿而濒临死亡且良田正在变成荒地”的局面，却并不是大名的责任，而是将军的责任。[54]因此，最终必须面对后果的不是别人，正是将军：“现在大名全部赤贫且没有能力为他们的陪臣支付俸禄。农民被沉重的税赋搞得精疲力竭，并要杀婴以不增加吃饭的压力。于是，可以肯定的是，领主和农民都仇恨统治者……除非商人被置于统治者的控制之下，否则武士和农民的愤怒以及被压抑的怨恨将会喷发出来，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55]
这种怨恨的产物之一便是德川幕府后期要求“提拔有才之人”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选贤任能也是儒家的传统信条，但与大多数其他儒家信条相比，它与日本这个以出身决定地位的国度相容性较低。[56]荻生徂徕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比他在探讨幕府将军的统治权时更富激情(这可能是因为作为一个能力强但地位低的人，对此有更加切身的感受)。他对上层武士做了如下刻薄的描述：“他们与地位不及他们的人相脱离，因而并不了解百姓的情况。他们一直生活在周围人的谄媚之中，对自己事实上并不拥有的智慧沾沾自喜。”[57]荻生认为有能者必然从上层社会中消失，因为能力只有在有实践需要时特别是在逆境中才能提高。而且，如果社会上层中不再有有能者，而且没有提升来自社会下层的有能者进行弥补，那么政权将落入险境：
如果处在高位的人试图推迟自己被他人取代的时间，并且愚蠢到企图通过规定处在高位和低位的人永远保持阶级状态来维持现状，他们就违反了自然规律。这必将导致有能力的人在上层阶级中消失，并且总有一天动乱的年代会到来，那时有能力的人会在下层阶级中出现，并要推翻这个朝代。[58]
这一分析看起来像是中国历史的教训，如果它算不上一种威胁的话，那它更像是一种预兆。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由那些对幕府政权满怀忠诚之人鼓吹的儒家正统思想，在日本的情境下，却成为革命理性的起源。
这类儒家著述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到19世纪，“选贤任能”值得追求这一点，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尽管它可能与等级体系相冲突。[Ⅶ]而且，随着骚乱和政府危机的恶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它付诸实践。一些藩国的学校引进了实用的管理训练，并给予才能超群者更多赏识。因此，长州一份1840年的文件写道：“一所学校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它出了多少能人。”[59]
而且，特别是1853年之后，大批武士被幕府和藩国提升到比其世袭等级重要得多的岗位。[60]另有一些武士得到支持去学习西方军事科技以便进入那些通常为世袭“专家”预留的领域。正如细井平洲(1728-1801)所观察到的：“既有动乱也有和平……动乱时，不论其等级高贵与否，那些能派上用场且有助于赢得未来战争并促进藩国强盛的人会得到提升。”[61]其实，对于多数武士而言，这正是政治的本质：“如果可以由能人担任实职的话，不确定的明天自然会很好。”[62]这其中所暗含的对“程序”缺乏兴趣的特点，却道出了未来维新运动的几多特征。
天保改革
诚如上文所述，到19世纪为止，日本的经济变化已经衍生了很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实际的和潜在的社会冲突。新的“资产家”(men of substance)、富商和农民——他们的利益既与武士不一致，也相互不一致——所从事的活动，使农村大众在封建义务的负担之上，又增加了租金、高利贷和商业利润的新负担。而且，虽然一些武士偏爱他们的安逸生活，愿意与城市富人保持本质上共生的关系;但另一些武士则试图恢复武士的统治地位，并认为这一地位必须建筑在重农主义的基础上。此外，在后一群武士中，又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区分：一部分人鼓吹17世纪的理想，即自给自足的农业;另一部分人则与新生的农村上层阶级拥有共同的经济野心。
这种状态的后果之一是混乱。另一个后果是“改革”，即那些旨在改变日本现有的经济和社会，而非仅是维持政府之平衡运转的政策。在18和19世纪的多个场合下，幕府和很多藩国的行政官僚开始寻求解决那些可能威胁他们生活方式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的方法。他们为此使用了不同的手段;给予若干不同的社会群体以支持，并为他们自己的行动提供各种理由，因此也给历史学家提供了很多可供选择的“解释”。最后一次这种改革的尝试发生在天保年间。[Ⅷ]因为在后人看来，很多那时发生的事情所奠定的模式，对维新运动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讨论它。不过，在对它做概括论述之前，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从幕府开始。
于1716-1745年间担任将军的德川吉宗为其继任者开创了很多“改革”的先例：削减开支、颁布节制法、重铸货币、控制价格、提高征税效率、鼓舞士气，任何一方面可增加幕府收入，另一方面可限制武士消费的政策都在考虑之内。他的孙子松平定信是1786-1793年间的首席大臣，也是这个国家的下一个主要改革者。他将注意力放在了控制公共与私人开销上，但这对于改善政府的偿债能力和武士的习性并没有产生任何长远的影响。因此，当浜松的谱代藩主(6万石)水野忠邦于1841年7月成为首席老中，并宣布要在吉宗和定信的基础上设法减少年度赤字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宣布改革的计划，还指明了改革可能的特征，即以各种名义打击铺张浪费。[63]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各种法令络绎不绝，规定了武士的衣食、发型和礼物赠送的标准，剧院和妓院世界里让武士禁不住受诱惑的所有奢侈行为习惯均在管制之下。此外，还通过禁止新移民进入江户、命令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回到农村务农等政策，限制流入江户的人口;为德川的武士所欠的债务设置了最高每年10%的利率限度;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来降低城市里的商店价格。这其中最后一项得到了一些空前的干预商业经济运作的行动的支持，包括以垄断经营迫使价格上升为由命令解散商人协会(株仲间)。
这些措施与那些直接针对武士消费的措施有相同的缺陷——治标不治本。无论商人们多么关心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价格上升的根源其实在于产量相对静止而需求上升了，而非江户商会的操纵。因此，水野的政策能否达到他预期的结果从一开始就令人怀疑。事实上，他也没有管理机器来保证恰当的政策执行。武士默许了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率，因为没有贷款他们无法生活。商人们逃避价格管制或者干脆不把货物带到市场来交易。而且，幕府对江户赖以获得资金和供给的复杂系统的干预打断了信贷和流通的正常过程，因此这几乎使商业停顿下来。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失败。水野基于重铸货币和强制贷款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却不得人心。他严酷的节制法也同样不受欢迎，因为它触怒了江户的大多数居民，特别是那些住在将军城堡里的人。而且，水野对特定问题缺乏判断力，这使他与德川家族成员争吵不休。如果水野是一个出身地位很高的人，或者是一个善于结交朋友的人，他与德川家族之争或许无关紧要。然而，实际上他的个人出身地位并不高，也不善于结交朋友，所以他只能依赖于改革的结果;然而，由于他自身的能力不足，预期的结果并未出现。1843年11月，天保改革以水野被解职而告终。
水野尝试为幕府做的事，也被别人在藩国尝试着做，有时候甚至连手段都是一样的。例如，土佐的改革者直接受到了水野方法的激励，并遭遇了相似的命运。[64]相反，在肥前，新大名锅岛直正的陪臣于早些年发动了改革。他们采用的是常见的节制政策，目的是为了限制武士和藩国的开销。除此之外，他们还打击乡村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巩固自耕农的地位。这被认为既有利于封建制度的稳定，又有利于肥前主要经济作物稻米的生产。而且，至少在短期内，它似乎也起到了维持农村传统生活方式的作用。[65]
水户，另一个注定要在19世纪中期的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藩国，提供了一个可与肥前比拟的个案。那里的改革是由新大名德川齐昭的继位引发的，其改革措施包括通过土地调查来限制富足地主的财富。然而，与肥前不同，水户保留且增强了藩国垄断(在纸张和烟草上);给那些参与垄断经营和土地调查的村长以乡士身份;开始将武士安顿于农村，用作民兵力量的核心，以承担维持乡间秩序的责任。此外，还照着水野忠邦——齐昭在幕府自身改革中的合作者——的样子设法改善藩国的财政管理，并逐步地提高武士的教育和士气。[66]
长州的天保改革是这个传统派议题的另一种变体。在整个18世纪以及19世纪早期，在长门和周防(两个组成长州的藩国)，特别是在濑户内海海岸沿线，商业活动持续增长。[67]这导致萩的城下町中出现了有权的商人集团，并形成了不同时期对诸如纸、蜡、棉布和菜籽油等物品的垄断;但是长州藩却一步一步地陷入债务，到1830年代欠了约8万或9万贯目银，大致相当于150万两金。在1830年，长州藩试图通过实行一个野心勃勃的垄断计划来削减债务，这个计划将把众多不同类别商品的所有贸易交予五个特权商人集团之手，以换取每年360贯目的贡款。然而，这个计划引起了大量的农民骚乱，不得不很快放弃。即使这样，以后的几年仍不断有零星的农民起义爆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大名毛利敬亲于1838年指派了一个平侍村田清风实施财政改革。[68]村田的第一批措施很传统，包括节约开销，改善预算程序和改进财政管理。但在1840年他发动了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改革，包括废除一些垄断，并改变另一些垄断的性质，也包括节制法和重塑武士军事责任感的措施。总之，只要在藩国的财政利益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村田就会支持传统道德和自耕农，而反对“堕落”和垄断商人。
诚然，村田并没有显著地减少藩国的负债。不过，显而易见地，他成功地拒绝偿付部分债务，并以应急基金的方式建立起了现金储备，后来，这些储备成为长州军费开支的主要财源。[Ⅸ]而且，取消藩国对多数垄断经营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此外，行政节约的部分收益也惠及农民和武士：农民的附加税从5%减到3%，藩国削减武士俸禄的程度也逐渐减小。这两项措施有助于提高士气并解释为何长州在此后的40年内只发生了4次农民起义。确实，村田留下的长州，在许多方面，都比他接手前的长州要强得多，不论它在严格的财政意义上会处于什么地位。
同样的评价也适用于萨摩的改革者调所广乡，虽然他与村田在政策方面大相径庭。[69] 1831年，当调所开始改革时，萨摩不仅要为已有的债务每年支付大约35万两金的利息，而且还在经常账户上出现每年5万两金的赤字。大阪的钱屋对继续向萨摩提供贷款踌躇不决。然而，其中的两家最后决定支持调所，提供资金以供急用。此外，在他们的帮助下，一份主要以垄断贸易收益逐渐偿还对城市商人债务的计划得以出台。调所的这个计划扮演的角色是确保贸易有效运转，而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确实，对既有财源管理的改善是他总的来说获得成功的关键。通过改善那些将运送到大阪市场销售的稻米的品质，改进稻米的经营管理方式，调所把这些稻米的市场价格翻了一番。同时，更加细心地提炼蜡(这时也成为垄断商品)也取得了同样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来自琉球和大岛的食糖贸易被重组，产生了更多的利润。
从18世纪末之前很久开始，这些岛上的糖就被当作税征收。到18世纪末，大岛上所有不被当作税上缴的农作物都由藩国垄断经营。[70]调所的贡献在于：强化了禁止私自交易的禁令，违令者犯死罪，要被处以极刑;调整了对生产者的付款机制和在大阪销售农产品的方法，以使萨摩财政的收益最大化。武士官僚们密切监视着农产品的去向，所有农产品都必须以固定的价格卖给他们。反过来，他们以某种与糖的价格挂钩的固定价格为岛民提供所需的其他各种物品，以此确保糖的实际收购价格能维持在很低的水平。由于藩国是用自己的船将糖运送到大阪，并在那里以招标的方式售出，所以很显然收益的相当大部分归藩国所有。虽然我们没有关于真实收益的完整数据，但是从我们能找到的资料来看，调所每年取得大约10万两金获利的估计并非不合理。他的继任者沿用他所采取的措施，其成绩远远超过了这一数字。毫无疑问，他的整个工作业绩，包括从其他垄断得到的收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武士的债务，还积累了大量的现金储备，这与长州村田所做的相似。萨摩后来的领导者可以将这些资金用于军事改革，购买西方武器，进行一系列使用现代技术的昂贵实验。
长久以来，这一直被看作是天保改革的重要政治影响之一，即通过自身相对成功的改革，一些藩国，特别是萨摩和长州，增强了自己对抗幕府的力量，并使自己能在时机降临时挑战幕府的权威。据说，水野失败是因为幕府控制了这个国家富裕的核心地带，这里的商业发展更加充分，因此更难屈从于封建阶级的需求;而村田和调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的土地除了更加紧凑因而更加容易管理之外，还在经济上处于相对不发达状态，从而使武士的控制权得以在那里重申、商业发展可被用于为藩国利益服务。[71]
当然，这个论断是有根据的。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战争基金，萨摩和长州就无法把它们的军备打造到了敢与幕府较量的水平。然而，这种论述过于简单化了。在决定何者的军力变强、何者变弱的问题上，采用西方制度和技术的意愿与用于引入这些制度和技术的资金同等重要。而这一点不是天保改革的主要特征，但却是那些在安政年代(1854-1859)及其后发生的改革的主要特征。[72]
在天保改革中，幕府与藩国之间出现的一个显著的不同点是政治性的：即在藩国而非在江户，中层地位的武士获得了权力和管理经验。甚至在萨摩这个在这些方面保守的藩国，调所仍然能够以平侍身份，经由任职于藩主宅内，最后升为家老(首席咨议)，俸禄达1千石。继他之后成为萨摩政治中心人物的武士(尽管不可否认是大名家族的远亲)也有相同的经历。[73]阿尔伯特·克莱格(Albert Craig)证明，1840年左右以后的大多数长州政治领袖，从村田开始，都是俸禄在40石到200石之间的平侍。[74]齐昭在水户主要支持者的身份等级也大致如此，尽管他们的俸禄更高一些(200石到300石之间)。[75]而肥前的改革亦由大名随员中的平侍发动并实施。[76]
鉴于藩国政治结构的特征，这些人晋升的关键自然是他们与藩主的关系。无论实际上藩主是怎样的人，在理论上他总是个独裁者，因此多数职位需要他来任命。因此，他个人的偏好(或许通过提名其家臣担任要职体现出来)，乃是那些出身卑微的人克服世袭身份局限或者一个集团把它所反对的另一个集团赶下台的最常用的方式。主要出于这个原因，继承权纷争成了派系斗争中最常见的情况，而这在缺乏明确长子继承规则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因此，水户身后无嗣的藩主德川齐修于1829年去世后，他的弟弟齐昭在中层武士改革集团的支持下，赢得了与上层武士保守集团的斗争才成为其继承人，这些上层武士欲立家齐将军的一子为水户藩主。[77]萨摩的岛津齐彬是1850年代另一个伟大的改革藩主，他也是在一场政治纷争后掌权的，这一政治纷争与他批评调所的政策有关。[78]在这场斗争中，其对手为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久光。齐彬得到了大久保利通的父亲所属的中层武士的支持，也牵涉到幕府领导阿部正弘的干预。
在包括我们刚刚讨论到的某些藩国中发生的政治事件表明，上层武士与中下层武士之间存在着相互斗争的关系。这种分裂并不奇怪。大多数上层武士，因为掌握政权，所以对政治和经济事务的态度都很保守。因此，改革的计划，或者任何其他群体试图分享权力的尝试，都包含打击上层武士的成分。然而，我们切不可由此推论所有身份较低的人会团结起来要求改革，或者对改革作同样的理解。例如，在长州，村田清风及其作为“开明”派领导人的继任者周布政之助都鼓吹回归重农主义理想，而他们“保守”的对手坪井九右卫门和椋梨藤太则鼓励城下町中的武士与特权商人互利合作。然而，这四个人出身平侍，经济地位大体相当。村田的俸禄是91石，周布的是68石;坪井的是100石，椋梨的是46石。由此可见，至少很难得出结论说上述政策之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甚或为一个阶级内部上层和下层之间斗争的表现。[79]
然而，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有关天保改革的社会背景，尚有一些重要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所有的现代研究者都同意，天保改革中的一个要素是官方对垄断以及从中渔利之人的仇恨;而这一敌意或者导致垄断被废除，显然是为了达到降低价格和利率的目的;或者导致对垄断更加严厉的控制以服务于封建财政。研究者们还一致认为，天保改革是对19世纪上半叶所形成的局面的反应，正是在这一时期，垄断贸易增长迅速。从这里距离做出如下的断言只有一步之遥：天保改革是藩国与农村中反对垄断的群体(如中农——在像长州这样的地区为经济作物生产者)结成“同盟”的产物，而这个同盟取代了此前存在的藩国与特权商人之间的同盟。
关顺也提出了此说的一个版本。他认为当封建阶级发现它的商人盟友变得过于强大时，就产生了寻找力量较弱而无法挑战其权威的替代性支持者的需要。堀江英一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在他看来，天保改革是藩国抛弃与旧的农村领导者的同盟关系，而转向与那些开始以经济自由为名攻击旧同盟的人结盟的过程。两种解释都将下层武士视作新同盟自然而然的代言人，因为正是他们，同中等农民一样，因商人阶级壮大而受损最多。出于不同的关注点，芝原拓自和远山茂树认为改革意味着农村和城下町中惧怕农民起义风潮的人走到了一起。[80]
这种研究方法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关于武士阶级内部分化的问题，而是关于武士与非武士群体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给予城下町政治以阶级斗争意义的问题。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或可从质疑在此背景下“同盟”一词的适用性入手，因为这个词意味着在具有自我意识和彼此独立的实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合作，而这些合作并未在相关史料(它们只描述了武士的主动行为)中反映出来。更重要的是，如我们关于天保改革的概述已经证明的，在改革中幕府和各藩国所处的环境和实施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差异，为此，对于任何声称可运用于整个日本的普遍性解释，我们都必须持怀疑的态度。实际上，天保改革的研究之缺乏共识，也体现在日本历史学家的分歧上。他们的分歧往往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是不同的藩国。因此，在这里，田中彰的看法基本是正确的。他认为，尽管所有的天保改革都志在维持或恢复封建权威，但是由于各地封建权威受到挑战的本质各异，因此各地封建权威做出的反应也不一样。[81]以我们现有的知识，几乎不可能再找到一个比此说更为周全的学说，它确实适用于所有的藩国模式。
尽管如此，以社会经济因素解释天保改革的方法也不可完全抛弃。乡村社会正在变化，而且是以可能影响政治力量平衡的方式变化着。封建制度正面临危机，因为它的政治形式已经落后于经济基础。随着经济商品化而发生的价格革命，已经制造出一系列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德川社会毫无生存空间的现象：受债务逼迫的武士，或成为野心勃勃的求官者，或成为穷困潦倒的制伞工;富裕的城市商人享有封建庇护，并在某种程度上享有封建身份;农民要不抓住新的机会，变身为生产者与经营者走上致富之道，要不没能抓住机会而沦为佃农和雇农。这些现象都同既存的规则格格不入。它们意味着实际与理想的脱节。而这一脱节远则具有潜在的革命性，近则立即引发了不满与动乱。这些现象未必能证明“同盟”说是解释德川幕府倒台的合理假说，但它们与明治维新后才可能发生的若干主要政策行为有显著的关系：废藩、地税改革和新的社会结构。因此，任何关于维新的概论都应该把它们纳入其中。
【注释】
[1] 关于城下町的发展和特征，参见Hall，“Castle Town”。
[2] 参见Sheldon,pp.25-63。
[3] 关于这个时期一直到1825年的详细价格表可见于《读史备要》，第743-773页，另有一个一直到1866年的不太详细的表见于Borton(pp.208-209)。最为新近的价格可见于《地方史研究必携》，第157-159页。这些价格表有细节上的差异，但是大体的模式是一样的。
[4] McEwan,p.40.关于18世纪早期武士的贫困问题可见于第35-56页。《维新史》,1:321-333也给出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有助益的描述。
[5] 《世外井上公》,1:9-10。然而，必须澄清的是，有了平侍的身份和100石的石高，这样的家庭很难说是贫穷。关于长州武士贫困的大体情况可见于奈良本辰也，《近世封建社会史论》，第111-113页。
[6] Katsuda,ōkubo,1:6-8.也可见Hayashi,Part 2，pp.127-129。
[7] Tokutomi,Kōshaku Matsukata,1:59-64.这可能既是为了脱离贫穷也是为了追求富足。(www.xing528.com)
[8] 这个主题曾被细致地考察，见于塚平利夫，《德川日本的封建控制：参觐交代制度》，第88-102页。关于这个环境中的藩国财政的最好的一般性讨论可见于土屋乔雄，《封建社會崩壞過程の硏究》，第4-51页。
[9] Craig,Chōshū,p.39.这里所说的估值是指内高(uchidaka)或者实高(jitsudaka)，也即长州自己用于管理的数据，而非报告给幕府的数据。
[10] 《鹿儿岛县史》,2:68-77。同样,这里给出的总估值也是实高。
[11] Tsuchiya,Hoken shakai,pp.41-47.
[12] Matsuyoshi,pp.41-47.贯目是一个重量单位，1 贯目等于1，000 文目。
[13] Tsukahira,pp.96-102.
[14] Craig,Chōshū,p.42;Seki,Hansei kaikaku,pp.2-10;Naramoto,Kinsei hoken,pp.202-205.
[15] 土佐和萨摩的数据见于《藩制一览》,1:151-152。其他可以在我的文章《日本的封建收入》第256-261页中找到，当时我也考虑到了地区差异。
[16] Beasly,“Feudal Revenue，”pp.261-265.
[17] 比如，关于这个在1690-1691年的信息可见于Kanai,pp.60-74。
[18] ōe,第15-22页给出了熊本在18 世纪税率低于40%的例子。Naitō,pp.2给出了同时期备中农村税率在50%-55%之间的例子。Chambliss,pp.47-5武藏的一个村庄在1825-1973年间的平均税率在27%-29%之间。亦可参在“Land Tax”中给出的例子。Smith 考察了在德川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在日本不同部分的11 个村庄得到的税收收入，发现除了有3 例高一些的其他都分布在35%到45%之间。
[19] ōyama(pp.300-328)给出了一个九州在这一阶段末期，在幕府控制的土地上这么做没能成功的例子。
[20] 《鹿儿岛县史》，2:87-90,250-254.
[21] Tsuchiya,Hōken shakai,pp.113-123.
[22] Matsuyoshi,pp.114-147.
[23] Tsukahira,pp.84-85.
[24] Tsuchiya,Hōken shakai,pp.18-25，123-162.
[25] 《鹿儿岛县史》,2:243-247，250-254。
[26] Naramoto,Kinsei hōken,pp.110-111.亦可参见Craig,Chōshū，pp.38-42。
[27] Tsuchiya,Hōken shakai,p.41.
[28] 关于幕府财政的最有助益的讨论见于堀江保藏的《三大改革》一文。亦可参见Tot man,Politics，p.79。
[29] 我在“Feudal Revenue”一文讨论了这一点，特别在257-265页。亦可参见Hall,Government，pp.357-359。
[30] Sheldon,p.128.
[31] ōyama,pp.350-374，有关于捐款的形式和总额的详细分析。
[32] Chambliss,pp.56-57,61.
[33] 关于藩国垄断的一般性描述见于堀江保藏，《我國近世の專賣制度》，第16-104页。
[34] Matsuyoshi(pp.224-278)给出了关于土佐纸垄断的详细描述。
[35] Tsuchiya,Hōken shakai,pp.354-360.萨摩的稻米收入中，只有大概1万石可以在江户使用，但到1830年，销售糖、蜡和油菜籽等将这个数字提高了6倍。同上书，第26-33页。
[36] 关于这个主题的一般性论述，尤其可参见Smith,Agrarian Origins,pp.157-179;亦可参见他的“Japanese Village”。Smith 新近发表了一项珍贵的关于这一时期的一个农业改革者的案例研究：“Okura Nagatsune and the Technologists”。
[37] 比如，尽管涩泽荣一从事木蓝贸易的父亲所拥有的土地不到2 町，但他却可以认捐大量御用金(这是一种财富的标志)。2 町只能产出20 到30 石，因此从土地的角度说他只能算是中农，或略高于中农。参见Chambliss,p.36。
[38] Tsuchiya,Ishin keizai-shi,pp.11-14.没必要去接受这个实际的数字，但是它作为一个精明的并去过很多地方的观察家的估计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39] Naitō(pp.296-314)写到，在18世纪末期的备中的一个种植棉花的村庄那里，“富”农(30石)和“贫”农(3石以下)之间的差别已清晰可见了。
[40] 例子可参见Smith,Agrarian Origins; Naitō,pp.314-330。亦可参见Furushima,pp.3-10，21-27。
[41] 熊本和土佐的情况参见ōe,pp.27-32; Jansen,Sakamoto,pp.30-32;会津的情况参见Nagakura，pp.107-117;长州的情况参见Seki,Hansei Kaikaku,pp.80- 89,110-119。
[42] Tōyama,pp.37-39.在后面我们还有必要回到这个问题，尤其见于第6章。
[43] 关于起义的频率和地理分布以及它们所表达的不满的总结，是建立在日本史学家的工作基础上的，最方便地可见于Borton,pp.17-28，39，88n，121n，205-207。这里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引自Borton。亦可参见Tōyama,pp.25-32。
[44] 关于大盐的其他信息参见Najita。
[45] Borton,pp.84-86; Craig，Chōsh，pp.55-57; Naramoto,Kinsei hōken,pp.114-116; Seki,Hansei kaikaku,pp.89-101; Tanaka Akira,pp.31-38.
[46] 参见Ono,pp.39-61;Tsukahira,pp.106-113,119-203;McEwan,pp.57-74。
[47] Ono(pp.12-18)援引了在佐贺(肥前)、熊本(肥后)和米泽的有限实验的例子。很清楚，在萨摩和长州贫困的武士都被允许在某段时间内返回农地。然而，所有这些例子都是为了解决无法偿债的问题而为特定的群体设计的解放武士的策略，并没有任何一个设想要分散整个城下町的人员。
[48] 本庄荣治郎，《经济理论与德州时期日本历史》，第101-102页。
[49] 同上书，第105-106页。关于山片对商业怀有敌意的其他方面，参见上书第98-99、205-206页。
[50] 例如，可参见上书第108-110页所引的海保青陵(1755-1817)的论断。民族主义学者本居宣长(1730-1801)尽管谴责无限制地唯利是图，但却也认识到了贸易的重要性，并认为减少农民起义的策略不仅仅在于镇压，还在于去除怨愤的根源。同上书，第96-98页、103-105页。
[51] Tsukahira,p.105.
[52] McEwan,p.31.
[53] Keene,p.189;修订版(1969),p.199。
[54] Keene，p.182;修订版(1969),p.193。
[55] Keene，pp.197-198;从修订版(1969)删去的部分。
[56] 参见Harootunian，“Jinsei”，pp.87-94。那里指出，正统信条与实际状况的明显反差与选贤任能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有莫大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亦可参见Dore，pp.190-193，198-213。
[57] Tsunoda et al.,p.433.
[58] 引自McEwan，p.78。
[59] Dore,p.210.
[60] 中级武士爬上藩国官僚体制较高职位的过程，似乎在某些地区——如土佐和熊本——在18世纪后半叶已经开始了。参见福岛成行，《吉田东洋》，第254-255页和大江志乃夫，《藩政改革の研究》，第20-23页。我们将会有机会在后面的章节讨论19世纪的形势，特别是与土佐、萨摩和长州相关的形势。
[61] Dore,p.197。
[62] Harootunian，“Jinsei，”p.113.
[63] 我关于水野的改革的描述主要根据Horie Yasuzo，“Sandai-kaikaku，”pp.67-78; Honjō,“Tempō”;Miyamoto，“Tempō”。
[64] Jansen,Sakamoto,pp.43-46.
[65] 关于肥前的改革，参见Shibahara，pp.28-75。
[66] 《维新史》,1:384-387 以相当传统的史学视角对水户的改革进行了总结。Shibahara( pp.133-164) 更详细地探讨了这些改革并给这些改革的社会背景以更多的注 意。
[67] 关于长州的经济发展，参见Seki,Hansei kaikaku,pp.24 - 54,66 - 79; Craig,Chōshū,pp.38-43,62-67; Tanaka Akira,pp.31-38。
[68] 关于村田的改革的讨论见于Craig,Chōshū,pp.54- 67; Seki,Hansei kaikaku,pp.98-107; Naramoto,Kinsei hōken,pp.117-123。
[69] 关于调所的改革的细致的研究可见于Tsuchiya,Hōken shakai,pp.389-455。亦可见于Tōyama,pp.35-36; Skata,Meiji ishin shi(1960),pp.58-61。
[70] 关于萨摩的糖贸易，参见Tsuchiya,Hōken shakai,pp.446 - 480; Craig，Ch pp.69-72。
[71] 例如，参见Tōyama,pp.25-44; Craig，Chōshū,pp.72-73,353-354,360。
[72] 参见Tōyama,p.35; Skata,Meiji ishin shi(1960),pp.61-63; Umetani,pp.310- 317。
[73] Tanaka Sōgorō,Kindai Nihon,pp.80-82; 《鹿儿岛县史》,2:278。
[74] Craig,Chōshū,pp.110-111.
[75] Shibahara,pp.133-134.
[76] Shibahara,pp.42-46.
[77] Tōyama,pp.42-43; Ishin-shi,1:145-146.
[78] Kagoshima-kenshi,2:272- 279; Katsuda,ōkubo,1:29- 33,43- 47; Sakai,pp.224-232.
[79] Craig 在Chōshū 第78-83页和94-98页比较详细地讨论了长州1840年以后的政治; Naramoto,Kinsei hōken,pp.123-130; Seki,Hansei kaikaku,pp.119-127;Umetani,pp.318-322。
[80] 又可参见Horie Hideichi; Seki,Hansei kaikaku; Shibahara; Tōyama。
[81] 依据田中彰《明治维新政治史研究》第27-53页概括写成。
[Ⅰ] 《鹿儿岛县史》,2:68-81.有趣的是在这整个时期内城下町中武士的俸禄只增长了8%，且都发生在1771年之前，而乡士的俸禄却增长了36%，且非常平稳地分布在这段时间里。这表明前者因与土地分离而严重受损。
[Ⅱ] Totman也指出到19世纪，幕府的土地已经变得相当分散且支离破碎，为此旧的“中部地区城堡”(central fortress)几乎都被摧毁。这一局面因其引起行政管理的困难，在军事和经济上削弱了幕府。参见Totman,Politics,pp.62-63.
[Ⅲ] 长州的村田清风曾说：“财政的第一原则是将长州生产的所有产品销往其他藩国以交换金银，并且不让长州生产的任何金银流出去。”(Craig,Chōshū,p.74)
[Ⅳ] 关顺也在《藩政改革》第56-66页中指出，出于这个原因长州在山口和三田尻附近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实际税率不超过40%，而在其他地方的税率为50%或60%。更为突出的是，古岛，“成立期寄生地主制的性格”，第18-19页举证说一个在河内藩(Kawachi)从事棉花种植的家庭只需为他们自己种植棉花所用的耕地(以区别于出租给佃户的土地)缴占收入11%的税。
[Ⅴ] 然而，在一些地区，商业性种植行为导致村子里富农和无地农民双双消失殆尽，剩下的几乎全是一种新型的中等农民—生产者。例如，可参见芝原拓自引用的关于水户一个生产纸的村庄的数据，芝原拓自，《明治维新》，第120-123页。
[Ⅵ] 我们不应过度强调这个事实，因为村长在官僚和大众之间处于两难的位置，前者要求他对打破安定的动乱负责，而后者则把官员的行动归咎于他。参见Befu，“Duty”，pp.28-46。而且，有证据表明到19世纪，事实上有很多村长对他们的处境不满。参见Jansen，“Tosa”,pp.331-347。
[Ⅶ] 应该记住这种表达可能被理解成——也确实被像松平定信这样的保守主义者理解成——只不过是要在出身够资格的人中选取最有能力的。
[Ⅷ] 日本人习惯性地选择一系列有吉祥含义的年号来称呼年份。天保(“上天庇佑”)就是其中之一，指1830年到1843年(这两年分别是天保年号的头一年和最后一年)。年号经常被用作那些发生在被谈论时期或与之相关的重大事件的年代标签。因此，这里所讨论的这些改革被称作“天保改革”，就像那些于安政年间(1854-1859)在1854-1858年间缔结的条约被称作“安政条约”，以及发生在明治时代(1868-1912)的皇权恢复就被称作“明治维新”一样。
[Ⅸ] 这些储备主要来源于一个为了利用长州接近并控制日本的主要航道(经过关门海峡)的优势而设立的机构。在这个例子上——可能是因为利润丰厚——村田对垄断的所谓敌意并没有显示出来。参见Craig,Chōshū，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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