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末和1868年初发生的事件有两个特征值得强调。其一，它们的运作方式是封建性的，并充满个人色彩：表现为那些最终都可诉诸其私家军队的雄藩大名之间的争斗。其二，它们代表的是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而非意识形态之战。斗争当下涉及的利害不是日本的基本制度是否需要改变，而是那些以将军的名义执政的德川家臣，是否由另一批意欲以天皇的名义掌权的诸侯，特别是来自萨摩和长州的诸侯所取代。出于这个理由，幕府的对手对口号的兴趣甚于对行动计划的兴趣：他们机敏于王政复古即“恢复天皇统治”，或富国强兵即“使国家富裕、使军队强大”之类的泛泛而谈(这些言论或许因他们指责幕府“自私”、“滥用”权力而被放大)，但却在如果他们取得政权后将可能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上语焉不详。在政治争论中此类现象并不罕见。
胜利，或者对胜利的期待，改变了这一切。这类现象屡见不鲜。一旦新领袖必须发号施令而不仅仅是宣传鼓动之时，他们就面临如何使用他们手中的权力的问题。这导致他们发起了一场更为具体的政策争论。他们都从一些相同的目标、一些共有的信念出发：国家统一要求政治变革，因为在外患当头的情况下，国防有赖于国家统一;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使朝廷能够扮演一定的角色;他们还有一个共同信念，愿意“以夷制夷”，即采用西方的技术，为增强军力和经济服务。换句话说，他们的态度至少部分地反映了社会中支持他们的那些人的利益：改革大名的技术现代化和1863年“志士”的政治观念。
于是，说1868年初帝国政府的政策尚待决定，并不等于说对他们将采取什么方向，我们没有任何征兆可循。一方面，传统政体的性质，围绕着这个政体而产生的强烈的情感之争，限定了可行的取代幕府的政治选择的范围。另一方面，新领袖的特征，意味着某些政治和社会变化将要发生，而其他的变化不太可能发生。虽然这一点从未获得清楚的宣示，这个集团的成员一直就一系列的方案进行讨论，而最终的决策也来源于这些讨论。因此，对早期明治政治的讨论，可以从介绍这些观念(包括具体的和一般的观念)的背景开始。
然而，我们还需考察局势，因为做出决定的那些人也无法完全掌控事态的发展。他们要尝试做什么事情，以及在什么时候做，往往是由他们觉得能够做到什么事情决定的。因此，在我们转入探讨明治社会的形成这个更为广阔的问题之前(这是本书后面几章将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应该首先考察紧接着王政复古之后政府面临的日常问题，也即考察“绝对主义”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现实性和理念性的两类因素。因为正是这两类因素的互相作用，而非一者压倒另一者，给予了日本一个中央集权的、西式的官僚制国家，一个以公开宣称“恪守传统”、其权威系由神道信仰信条认可的天皇为元首的国家——这几乎不可思议。
影响与观念
1868年最初几周日本政治的中心问题是在天皇统治被“恢复”后，德川家族是否，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应该保留政治影响力。但是，几乎同等重要的是藩国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改变必须走多远的问题。换句话说，当时的人们争论的问题只局限于相当狭义的政治领域，涉及的是政府的组织以及政府组织的性质问题，诸如封建制度与由天皇任命官僚的郡县制度相比的优越性问题。最初，有关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除了那些与权力归属直接相关的问题，均未被提出。从逻辑上而言，这场争论从检讨天皇的地位开始，因为对他个人的控制一直是此前斗争的焦点。
在好几个世纪里，日本天皇一直是一个象征，而非一个统治者。他是“民族独立、历史传承、国家统一、内部和谐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和谐”的体现。[1]因此，对于维新领导人而言，天皇非常重要，因为他能够给予明治政府领导人以合法性，一如在过去的近七百年中，天皇的先人给予将军以统治合法性一样。像德川统治者一样，明治领导人也给予天皇以巨大的仪式性尊敬。这样做使他们能够在一个“不因对德川政策负责而被玷污的”主权的名义下，[2]强调一种文化的延续，但实际上他们所追求的路线在日本历史上并没有真正的先例。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一点，对他们把对日本人的心理冲击控制在最低水平，重新塑造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短期的观点看，这一点也是把难以控制的诸藩联盟维持住的关键所在。如一位当时的观察家所言，新政府的存在一度“完全系于他(天皇)神圣之名的光环之下”[3]。
但是，由此我们绝不能推断明治政府的功能只能在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框架下运作，一如早些年间志士所鼓吹的尊皇主义并没有排除封建国家的存续一样。像真木和泉和武市瑞山一类的志士，虽然常常蔑视他们的藩主，却并没有废除藩主赖以生存的整个体制的打算;他们提出以天皇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取代幕府，创造一个天皇所有的国家，他们以及朝廷公卿都能从中获得一定的回报。因此，他们对江户的仇恨，起因于希望实现驱逐外夷，绝非必然意味着对革命性创新的呼唤。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转而思考另一个不同的传统，一个与其说是政治的倒不如说是学术的传统。这个传统视封建制度为对中国规范的背离，而这个规范在日本非常久远的古代就已确立。
德川的学者不会意识不到他们生活在一个与中国有很大不同的政府体制下;其中的不同，不仅在于天皇和将军的双重权威，而且也在于领地制、封建义务和世袭身份上。[4]他们明确地把一个具人身依附和分离主义倾向的制度(封建)同另一个强调中央集权的制度(郡县)区分开来，而且会非常自然地会比较其制度的优劣。封建诸侯自己，和幕府以及大名的儒教学者们认为，封建制度对军事力量的增强，提供了比中国体制更好的基础;他们还相信封建阶级结构提供了一种中国所无法企及的持续的社会稳定性。然而，作为儒家学者，他们对他们所教授的东西是否受到重视，有着一种职业利害的关切。这一关切又夹杂着他们对在中国，如他们当中的一位学者所言，“生于农家之人”亦能“升至国之宰相”[5]的景仰。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两个传统中的任何一个都并非必须不遗余力去卫护。
这一事实对日本进入现代世界具有某种重要意义。首先，因为两个体制都为人熟知并在部分上被接受，因此，就有了把忠诚从“封建”制转向“官僚”制而不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的可能。其次，因为关于官僚制的知识仅仅是学理性的——作为一种现实的官僚制在历史上和地理上都是遥远的，所以用新概念重新塑造官僚制并不困难。鸦片战争时期，日本评论者把中国的战败归罪于其行省制度在军事上的缺陷。他们相信封建制能够避免这些缺陷。然后，当他们自己的国家与西方打交道也不成功时，他们开始论证封建制也有缺点，尤其有问题的是一直备受珍爱的诸侯分立制度。这个制度导致的碎片化和分立化，置整个国家的安全于危险之中。这实际上是在以“西方的”方式，为中央集权官僚制做论证。不过，他们能够把这一制度附会为熟知的郡县制，而非某个西方的模式，使这个制度为人们接受变得大大容易起来了。
在日本就以上问题进行论述的人中，大多数是为藩主服务的武士学者，然而正是在天皇朝廷中，存在着一种可归之为中国式中央集权结构的残留。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是后来被取代的8世纪模式的残留，而不是当时的宫廷高级职位，这些职位如关白是幕府借以在朝廷行驶权力的渠道。因此，在这个背景下，呼唤回到过去——复古一词意为恢复古代，就意味着在宫内，权威从藤原家族转移出去，一如在全国，权威从德川家族转移出去一样。毫无疑问，出于这个理由，王政复古的号召对如岩仓具视那样的低级公卿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如果一切照旧，他们不可能指望获得最高的官职。
确实，正是岩仓提出了以日本这一传统特征为基础的宪制方案。在他于1867年春天为雄藩大名来到京都与庆喜讨论兵库和长州问题而准备的一份文件中，他已经就日本在其统治者每每执迷于“为小权而争执”的局面下，怎样在政治上变强的问题进行了探索。[6]他说，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把全国六十多个藩国改造成一个坚强的帝国，以此保证民族的统一。”
不过，尽管如此，岩仓仍旧感到封建制力量强大以致无法忽视：“自镰仓幕府创建(1192年)以来，军人家族一直拥有自己的领地，各个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经营管理。现在，任何贸然管制他们的企图都将困难重重。但是，如果不进行管制，我们就不可能奠定向世界展示天皇优越的基础。”[7]因此，在他的心目中，他所预期的愿景仅仅是藩国臣服朝廷，而非摧毁藩国。他提议建立地区政府，这些政府的行政管理范围将大于藩国，这个制度复活了8世纪的“七道”体制，即在京畿区域内的五国(又称畿内)之外，日本全土被划分为七道。统治这些地区政府的官员“将从天皇家族亲王、宫廷公卿和封建领主之中，按选贤任能的原则任命”。这些人将按一定的期限在道内轮流任职，并“承担指导和控制道内封建藩主的职责……并协调彼此之间的行政管理责任”，贯彻为国富所需要的新旧政策：促进农业，开荒垦殖，为福利项目筹集资金，扩大税基;发展对外贸易;于小学之外，在每个地区建立一所地区性大学，这些学校的授课应包含儒教价值，确保国家的年轻一代不至于“为逐利之途所诱惑”，即便他们被鼓励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岩仓在这个文件中提出的建议，预见到了不少明治政府早期所要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实际上，唯一缺失的是那些最终将为明治政府涂上现代官僚、工业和军事体制色彩的西式元素。同样在政府问题上，他勾画出一个可替代幕府的天皇体制，但这个体制既没有让权力从当下的统治阶级那里旁落他人手中，也谈不上对封建体制及其政治形式作完全西式的攻击。可以说，岩仓所论就是日本传统凭其自身所能走得最远的地步。
当然，另一方面，日本不再局限于它自己或者中国的经验，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如此。其悠久的“兰学”传统，于19世纪中叶在外部威胁的阴影下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扩展。而到明治早期，这一传统又因外国领事和公使愿意教授日本人西方社会的运行方式，以及那些到过外国的日本特使和学生的亲身观察而加强。在幕府自1860年开始的外交出使活动中，有的人就专门负责搜集有关西方社会制度方面的情报，以为他们自己和上司所用。[8]好几个藩国获准派遣自己的人员加入幕府的外交使团。而有的藩国则自行派出留学生甚至使团，如萨摩在1865年所做的那样。在少许场合下，还有个别积极分子能够自费出洋，只需得到官方的赞成;例如，在长州就有好几例。结果，到王政复古的时期，日本已经拥有了一个“专家”核心，他们的知识，在有的场合中，仅仅是建筑于对欧洲或美国的一次访问的基础之上;但在另一些场合中，则反映了他们长年学习的结果，或许包括在西方大学学习的经历。这些“专家”不仅能够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而且也在法律、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以其所学补日本传统之不足。
当时，一方面，在日本居住的西方官员和人士一般都好为人师，而另一方面，武士官员都受到中国式的上书请愿传统的熏陶。这保证日本的统治者能够从这两个集团那里——无论是他们自己的毛遂自荐还是应政府的要求——获得大量的建言。这些建言通常出自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日本人之口，唯有在建言是有吸引力的时候，他们才可能产生决策影响。西周尽管在莱顿接受过训练，但在幕府的最后几年中却基本被忽略而倍感挫折。[9]然而，当有想法的人恰好也是有地位的人的时候，他就能向政府高官们面呈自己的观点。正是部分由于王政复古使不拘一格广开言路之风盛行，或者至少是由于出现了从重地位向重能力的转变，维新开启了巨变的大门。
如前所述，明治政府所继承的现代化思想路线之一，是幕府内部围绕法国公使莱昂·罗切斯提出的方案发展起来的。这个路线的目的是通过军事组织、税收和国家一般行政的改变，增强将军对大名的权威。它的主要倡导者是一群与外国打过交道的中层官员。但是，他们却能够赢得若干上司支持他们的如下观点：封建制——对此他们意指当下幕府与藩国之间的关系——必须让位于对更强的中央权力的需求。于是，就有松平春岳在1867年11月与板仓胜静谈论时，提到恢复天皇统治必定导致创建行省体制(郡县制度)的观点。[10]松平据此反对恢复天皇统治。庆喜本人据说在几周后声称，如果日本要变强大的话，它迟早必须追随英国的样板，放弃封建制度。[11]帕克斯在这一年年初与庆喜共进晚餐(该晚餐完全是按照外国风格进行的，饭后喝咖啡)后，称将军对封建制、郡县制之类问题的建议持开放态度，并对汽船、煤矿、铁路和电报抱有兴趣，这些给他以深刻的印象。[12]
这些评论所蕴含的有必要就政治制度的效率，以及这些制度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做出回答的体认也体现在幕府领袖于1867年末讨论过的制宪计划中。尤其是大给乘谟于11月13日提交的文件所传达的信息，似乎已是近明治而远德川了。[13]该文件写道，在一个正走向“启蒙”(开化)的世界上，当许多日本人都希望“一举扫除旧习”，引入西方做法的时候，有必要仔细思考一下如何才能维护传统秩序的问题。政治问题是他首先关切的事情。乘谟相信唯有采取一种令人信服地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体制，在政治上才是可行的。当然，将军的权威也能得以维持。但是，它必须加以修正(通过建立有大名和武士参与的全国性和地方性谘议院)，并增强实力以反对地方特殊主义(通过废除大名控制的私家军队，建立一种藩主须将其收入2/3贡献国库的税收体制)。与此相适应必须建立一支现代的陆军和海军，其成员从武士阶级中体格健壮、智力健全者中招募;必须建立一个奉天皇之名而行动的政府;必须实施“开化”政策，根据这个政策，藩主需要把他们剩余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开办学校，设立工厂，建造铁路等等相关事业。
把大给的思想与岩仓在数月前提出的观点相比较，令人惊奇的一点发现是在这两人之中，是这个幕府官员更加“现代”和“西方化”，尽管他仍旧忠于德川家族，仍旧忠于封建领主的阶级利益。显然，他知道这些问题事关重大，已经超出了将军及其敌人正在进行的权力之争所牵涉的问题的意义。还有一些别的幕府官员，如胜海舟和榎本武扬，也持类似的看法。这些幕府官员在因内战激起的情感随着时间流逝而平息后，都服务于明治政府。换言之，现代化，甚至政治现代化，绝非仅仅是政治同盟的产物，或由萨摩和长州垄断。不过，尽管我们承认这一点(这是重要的一点)，我们还须认识到历史剥夺了幕府拥护者决定国家未来发展路线的能力。他们的方案因试图为德川权力保留相当大的位置而遭到排斥，他们对政策的影响也因幕府军在鸟羽伏见的战败而终结。结果，他们最终的贡献更多地在于制造舆论氛围，而不是建造一个新的国家。这个任务落在他们的对手也是继承人的身上。
然而，我们仍可主张，尽管出现权力中断，幕府关于宪制改革的观念仍然通过土佐和越前传递给明治政府。在1867年10月撰写呼吁将军辞职的土佐文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坂本龙马，是江户胜海舟的老朋友，从他那里，坂本产生了日本如何以西方方式变富变强的构想。越前的由利公正也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这三个人的理想社会中，官职依靠能力而非由出生决定，而政府中包含了某种代表会议的成分。[14]这就意味着必须对封建制度进行攻击。
实际上，这一点清晰地显示于一位越前武士在1867年于长崎向坂本出示的一份文件中;据说，这份文件的观点得到了坂本认同，认为“几乎就等同于”他自己的观点。该文件指出，“六十六个藩国有二百六十三位藩主，每一个都在自己的领地中独立行政。在如此分裂的局面下，我们怎能把国家做强，怎能提升国家威望？封建制度必须马上废除，郡县制必须在一个能够控制全国的帝国政府领导下立即建立。”[15]这段话的精髓被吸收进土佐向庆喜提交的文件。除此之外，这份文件还主张要兴办学校，保护“合理公开的”贸易条约，以及清除“私利”和“不合时宜的习惯”。[16]于是，这些建议成为公众辩论的话题，对1868年1月之前和之后的政策发展产生了影响。
连续性的另一种形式，是由英国公使哈里·帕克斯爵士向日本政府慷慨提供的。帕克斯是能够代表他那个时代的人物。在他看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正是文明发展的顶峰。再者，虽然他毫无疑问地坚信西方在日本的特权地位，是对双方都有益从而值得卫护的东西，他也知道这个特权的存留需要法律和秩序支持。他在11月27日即他闻悉庆喜辞职的那一天，向伦敦致信时写道：“为了国家的普遍利益，与同外国列强保持友善的谅解同等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它的权威应在整个帝国都得到承认。对于这一必要性的认识已是与日俱增。”[17]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使雄藩大名承认“一个享有管治一般立法、司法和国防等一切事务权力的最高权威”。不过，帕克斯对这个目的能否实现表示怀疑，除非“军事服务与武士土地收入挂钩的制度”被“一个更好地适合于文明政府建设的体制”所取代。在次日另一封信里，帕克斯观察到，幕府关于宪制改革的方案最终必定要“打击大名的势力”。他认为，这些改革的受益者将是大名的武士陪臣，而反幕府运动依靠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对其“首领几乎毫无信任可言”，而且似乎“不达到自由表达意见的目的”决不罢休。[18]
对于明治领袖(其中的某些人帕克斯在他们获得明治政府官职之前就已认识并打过交道)，帕克斯以同样的力度表达了他的反封建见识和期待。例如，根据他自己的记录，他在1869年1月曾对岩仓这样说道：“贵国现在正在天皇领导下重组政府。显然，后者需要中央组织和物质力量的支持;尽管有许多事情可以留给地方政府去做，但政府的某些核心功能，如立法、国防、外交等等，应当由中央把持。”他认为，唯有这样做，才有可能“纠正分治离心这一长期困扰日本政体的问题”[19]。
这类政治建议并非特例。对于帕克斯来说，同其他外国人一样，认为好的政府不过是文明国家的一个特征而已，文明国家还应享有因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社会和物质利益。1867年他在谈到幕府官员时写道，“我的一个目标是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军事动作转向工商实业。”[Ⅰ]对外贸易“将通过引入企业和产业精神和创造资产阶级——两者都是日本急需的事业——大大增加国家的财富”。[20]抱着这一思路的帕克斯，在维新后找到了向明治政府提供咨询等帮助的机会，这些机会有的是因人所求而来的，但更多的往往是帕克斯主动所为。他咨询建言的问题远远超出严格意义上的外交职责，包括灯塔、铁路、货币、农业租税、武士津贴、工厂和教育等问题。
毫不奇怪，帕克斯如此教授的东西最终超出了日本人能够接受的范围，于是他的影响渐渐衰减。然而，在此之前，他的角色已经被日本人接替。后者的建言，更具爱国主义之性质，从而更有说服力。许多访问过欧洲或者在那里求学过的日本人，都对欧洲的文化的优越性是如此信服，以至于在他们回到母国后都抱定决心，致力于传播“文明”，把日本从半野蛮状态提升为文明之国。[21]他们所言之文明，指的是赫伯特·斯宾塞和萨缪尔·思麦尔[Ⅱ]所言之文明，自由贸易之文明，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文明，也即当代西欧特别是英国之文明。在文明的名义下，这些有留洋经验的日本人批判自己国家的文明：封建制从政治到社会各个侧面，儒教从道德到理性，均受到批判。他们毫无保留地要求采纳西方的一切，从铁路到国会，从发型到哲学。然而，他们否认这样做就是不爱国或者反日。福泽谕吉说道，“我最大的希望始终是引导整个国家走上文明之路，把日本建设成伟大的国家，军力强大，贸易繁荣。”[22]当田口卯吉主张他要求日本接受的模式具有普世性时，他遭到了只知道拷贝西方的谴责。对此谴责，田口的回答同福泽的见解一样分明：“我们学习物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科学，不是因为西方创立了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是普遍真理。我们为在我国建立宪制政府而奋斗，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政府形式，而是因为它符合人类的本性。”[23]
有关西方及其制度的著作，如在维新前夕出版的西周的《万国公法》(国际法)和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西方现状)，均为那些参与政治的人们所利用——据说中冈慎太郎在1867年5月把一本福泽谕吉的书送给了岩仓具视[24]，从而帮助形成了一种讨论日本如何解决其面临的问题的舆论氛围。不过，这些著作尚未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压力形式，并在那些关键的地方发生影响。这时，西周和福泽本人在政治上都不活跃。他们对萨摩和长州都保持距离，因为两个藩国都曾与极端的排外观点密切相关。但是，他们又不愿支持在他们看来蒙昧的幕府。[25]因此，至少在明治时代的头一两年里，他们并无机会接触到权力中心。事实上，西周一直为德川服务到1870年。就像其他一些曾从幕府那里领薪水的现代化论者一样，[Ⅲ]西周作为官僚和宣传家的重要性，等到若干年之后，政策路线大局已定，任务转向制定改革的详细计划时，方才显现出来。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到明治领导集团中，特别是到萨摩的五代友厚、寺岛宗则和长州的井上馨和伊藤博文那里，寻找明治政府初期政策思想的来源。他们都曾访问过西方，并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得出结论，尽管他们从他们在西方学习年月中所获得的知识还不够全面。英国的稳定与日本的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五代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早在1865年就极力主张政治改革是国家富强的先决条件。[26]寺岛讲得更加具体，至少就制度改革而言。他在维新前夜写给萨摩当局的信中说道，他在欧洲学到的一切东西，都使他坚信封建体制必须被摧毁。他认为，“权力之所以转移到幕府那里，是因为领主制度的存在。我相信要实现真正的天皇统治，所有领有土地的藩主必须被废除。”[27]藩主最终应把他们的土地都交给天皇，变成平民;而作为第一步，他们可以把收入的一部分交给朝廷，向天皇控制下的国防军提供部队，并确保在新政府中任职的官员领取工资而非授田。
在长州，伊藤提出了极其类似的观点。1868年1月，他写信给木户，力主从对地方封建忠诚转向对国家忠诚，转向对“公共利益的关切”[28]。一年后，作为新政府的一名官员，他论证道，国家统一将使日本能够“平等地与外国接触，能够产生一个文明开化的政府”。而国家的统一建立在废除藩国——如果有必要的话用暴力废除——的基础之上。[29]他紧接着提出了一份希望政府采取的政策清单。这份清单由他以及多位兵库官员共同签名(此时伊藤任兵库知事)，强调了与外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以符合普遍的“自然法”;强调了学习西方的重要性，藉此日本方可“睁眼看世界，改革那些几个世纪传下来的陈规陋习”;强调了通过废除藩国建立有效政府的重要性，这样，“日本人才能从片面的律法中解放出来，毫无例外地服从于统一且正义的统治”;强调保证所有的人，“不分贵贱”，从限制职业和居住权利的一切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30]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维新后的一年之中，伊藤就使自己成为同代人中“进步”之人的代言人。不过，此时他尚未成为一个最具政治重要性的政治家，五代和寺岛也是如此。他们的服务和能力已经使政府中有人听取他们的声音;但是，唯有到1868年末，在大隈重信的领导下，这些人才聚集起来，在大隈的领导下，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同样也是大隈将涩泽荣一、神田孝平等更具才能的前幕府人士引入这个集团。[31]一旦到了这个阶段，他们就能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进行西式改革计划。而在此之前，他们所作的不外乎影响他们的上司：大久保、西乡、木户和岩仓，后者因为他们在推翻幕府中的作用而掌握了政府大权。
当然，大久保以及他的同事绝非反对政治改革之徒。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在日本之外的地方生活过，没有一个对西方有充分的了解。因此，他们总是抱着谨慎的态度看待改革。他们唯有在其他办法都已试过且作用不佳之后，才愿意使用他们的手段和经验来推进更加激进的现代化(或西方化)。实际上，正是通过他们，现代化者的计划得到了现实的检验，那些似乎是值得追求的事业，得以从政治可行性的角度进行验证。这一过程经历了好几年。
建立政府
执政是一件剪不断、理还乱的事情。不说别的，单单因为局势自会决定何者必须优先处理、何者可以缓后对付，就足以说明这一点。1868年的日本也不例外。在这一年1月获得权力的人们，虽然真诚地相信他们的使命是拯救国家，而这唯有通过“富国强兵”才能实现，但是，他们还必须解决一系列与这个目的并无直接关联的问题。他们必须打赢，或者成功地终止内战;必须设法为战争筹资;必须搞出一套班子来治理那些已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国土。这些事对他们自己的生存而言都不可或缺，而他们相信做得好坏，反过来将决定国家的存亡。但是，这些当务之急，确实在明治政府的初期，使它的领导人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制度改革上。
幕府一旦被推翻，新领袖发现他们必须继承幕府的责任，其中的一些必须马上行动。外交事务就是如此。在那里需要处理的问题紧急而且棘手。考虑到此前几年中发生的事情以及朝廷所发布的各类文件的基调，非常合乎逻辑的一点是，大多数武士，尤其是那些现在看到他们事业成功的武士，自然会期待随着政权的变动而来的是某种“驱逐”外夷的行动。如木户1867年春天在长州对他的支持者所说的：“我们年轻的志士只看到他们眼前的敌人;对于世界大势认知却错得离谱。”[32]结果，1868年初见证了一系列对外国人的攻击：2月4日在兵库有肥前军队的攻击，3月8日在堺市有土佐武士的攻击，之后于3月23日，两个浪人试图在京都刺杀帕克斯(这两个浪人具有典型性：一人原先为僧人，另一个是一个乡村医生18岁的儿子)。
这些袭击让天皇政府尤为不安的是它们可能导致西方干预内战，或者推迟对权力转移的承认。帕克斯本人曾直言愿意接受任何“正规的政府”，而不问它采取什么形式。[33]他已经成功地使外国代表们发表了保持中立的宣言，但这是在罗切斯的反对下做到的，后者的一些军事顾问其时仍在德川军中服务。这使得局面变得微妙，尤其是因为在堺市被袭的是法国人。
同时，对外国人的攻击，如岩仓所言，也提供了一个向世人证明天皇统治已成为现实的机会。在1867年，正值讨论兵库开放之时，岩仓敦促朝廷承担谈判的责任，藉此剥夺庆喜掌握的权力。他当时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盘算的：“以处理对外事务为表，寻求收回天皇管理全国权力为实。”[34]现在，与大久保一道，他把这个盘算运用于1868年的局势，藉此说服犹豫不决的朝廷承诺惩治凶犯，向外国人道歉，并(于2月8日)公开宣布幕府缔结的通商条约，在对令人不满的条款加以修正的情形下，将得到维持。[35]排外的要求事实上已经转为修正通商条约的要求。事情到此并没有终结。2月29日一份由越前、土佐、萨摩、安芸和熊本诸藩藩主共同署名的文件，与一份由长州单独提出的文件，敦促政府安排天皇召见各通商条约国使节，借此表明政府拒绝攘夷。他们认为，这一举动将标志着日本不再以“井底之蛙的视野来看世界”，表示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意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36]朝廷没有什么迟疑地接受了这一请求。这毫不奇怪，因为朝廷所拥有的军力无不来自于这些藩主。
帕克斯正是在前往参加天皇和列国公使会见(上述的往来导致这次会见的发生)的途中遇袭，而且日本外务省发现有必要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坚持不懈地对武士们进行外交事务问题的教育。[37]尽管有这些情况发生，上述朝廷的决定仍然为新的领导人赢得了从外交事务问题上暂且喘息的时间。这就使他们能够把注意力转向同样紧迫的确立其自身权力地位的问题。他们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即使有，也是相当脆弱的，因为鸟羽伏见之战后各藩迅速向天皇政府臣服是明哲保身，观望待变，而绝非尊皇主义的复兴。同时，在京都本身，朝廷公卿对日本的新外交方向愤懑不满，加之土佐和越前对萨摩和长州拒绝庆喜保留其大部分领地一直耿耿于怀，[38]从一开始就对胜利者的团结构成威胁。如木户所言，“萨摩和长州有许多言论使那些本来就不相信我们的人愈发生疑。我们虽然相信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朝廷考虑，但要让全国信服这一点却是难上加难。”[39]这个论断使他(一如它也使大久保和岩仓)去寻求各种方法，巩固统治者的同盟。
在一定的层次上，明治领导人为达到强化同盟的目的，可能操作传统的联盟和家族纽带，与那些有意在中央政府任职的藩主建立关系，例如，九州岛的熊本(外样，54万石)就是如此。在更低的社会层次那里，他们可以指望许多不同地方的尊皇主义者和改革者的支持，在过去的十年中，志士的活动已经和这些人建立起联系，以及像他们这样的人，或是不断加大对其藩主的压力，要求后者宣誓忠诚于天皇的事业;或是作为个人可能被纳入新的明治政府的官僚队伍。肥前(外样大名，35.7万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里，大名锅岛直正一直在通过采用西方技术追求“富强”的同时，在全国政策上保持谨慎中立，而尊皇主义者在1868年初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声势。而他们的领袖，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副岛种臣，是一群与那些在萨摩、土佐和长州取得控制权的领袖有一样背景的人物。他们很快就成为明治政府中的重要人物。[40]
在1868年1月宣布废除朝廷和幕府官职、创立新职之时，所有受到任命的官员都与政变有直接的关联。这就是说，除了极少数亲王，所有的高级参议(议定)和次级参议(参与)均或者是反幕府公卿，或者是反叛藩国的代表。但在其后几周，参议人数大大扩张了，其意图显然在于扩大政府的支持面。不可避免地，一旦长州被宽恕，它的代表即加入参议的队伍。此外，只要被政府发现，新的同盟者就不断被招入政府。于是，到政府进行重大重组的6月11日(紧接着江户投降之后)，有超过100人获得了议定或参与的职位。
在此期间，总共有30人被任命为议定：有5位亲王;12位公卿(大多是有名的尊皇主义者，不过也有2位前关白，近卫忠熙和鹰司辅熙);13位大名或其亲戚(最早得到提名的5位大名来自萨摩、尾张、安芸、越前和土佐，肥前的大名和前大名，来自长州、熊本、备前、宇和岛、安房与津和野藩的代表也得到了任命)。参与的人数更多，共有102名。他们包括43位公卿和6位没有公卿地位的朝廷官员。其余的53位均来自藩国，主要来自那些提供了议定的藩国：23人为高级武士(很重要的是，其中仅有3位来自萨摩藩，没有一个来自长州、土佐和肥前藩);21位是中级武士;2位(长州藩的伊藤博文和萨摩藩的寺岛宗则)则或因其出身可视为低级武士，虽然那时他们已是旗本;7位无法归类，只可把他们视为武士阶级一员。
而在下一个阶段，即从1868年6月直到行政结构再次调整的1868年8月期间，参议人数大大减少。以前有30位议定，现在只有21位，大多数为大名和尊皇主义者公家(但没有亲王)。参与人数削减得更加厉害，从102位降至22位。这22个人之中，有3位公卿(而以前有43位);其余的19位为藩国的代表(而以前有53位):2个大名和1个大名的继承人;2个高级武士;13个中级武士;1个低级武士。换言之，在早先名单上存在的高级武士中的大多数现在已经被略掉。同样有意思的是，现在仅有7个藩国在参与那里得到代表;而尾张、宇和岛、备前藩则没有得到任何代表，甚至尽管它们的藩主仍为议定。这一切，意味着统治集团的基础在地理和社会上都被缩小。对于统治集团来说，不但传统社会中的上层人物，而且某些直到最近仍很有权势的大名，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类似的权力集中化也反映在行政结构上，即官职本身的性质上。在1868年2月中旬，朝廷设立了政府七部，其名字来自于曾经存在于所谓的天皇统治黄金时代的七官：神道、内国、外国、海陆军、会计、司法和“制度”。在这个月末又增加了第八部总裁局，负责料理政府的一般事务。这些部的长官和首席次官都是议定或参与，从而给予参议会成员以行政执行的权能。
在6月这个体系被一个更为精致的体系政体书(Seitaisho)所取代。这个体系以西式的权力分立之名，设置了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行政官)。立法部门由上下两院构成，前者成员包括议定和参与，后者成员则由各藩和天皇的领地提名产生。行政部门减少为5个(行政、神道、会计、军务、外务)，由行政官统领，而后者还负责管理从德川家族没收来的土地。按规定，这些部门的首席长官都必须是亲王、公卿或者大名，但在实际上大多数关键决策都是由议定和参与(如前所述，到这时其人数已相当之少)做出的。行政官职位本身由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担任，两人均为公卿，分别与长州和萨摩藩过从甚密。两人都是议定。在部门中，真正掌权的是副大臣，他们大多是参与，继续发挥他们作为参议和官僚的双重职能。
随着这些变动，我们看到，到1869年中，形成了大约30人的一个集团，一个可被称为第一代明治领袖的集团。它包含三类人：维新前统治阶级中那些在新秩序中生存下来的高级官员，他们之所以生存下来，部分是因为他们赞同和维护了朝廷和贵族的利益，部分因为他们比他们阶级中的其他成员更具有才能;那些在维新运动后期担当领袖的武士，更具体地说，那些曾在1867年统治萨摩、长州和土佐藩政治的武士;最后，那些从其他藩国、特别是从政治“中立的”肥前招入政府的武士，但也包括从其他地方招入政府的一两位以改革者而名声远扬的武士。
在第一类人中，公卿之中首推三条和岩仓，不过中山忠能(1809-1888)和德大寺实则(1840-1919)继续在宫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大名中，锅岛直正(肥前)、伊达宗基(宇和岛)、松平春岳(越前)一直到1871年废藩之前均占据重要的政府职位。而其他大名中的大多数，包括山内容堂(土佐)和岛津忠义(萨摩)都从1869年起，不再在实际意义上参与中央政府。
第二类人几乎所有的名字现在都为我们所熟悉：来自萨摩藩的有大久保和西乡，与两人一同进入中央政府的还有他们的主要支持者吉井友实、寺岛宗则、松方正义和大山严;来自长州的有木户和广泽真臣，然后是前原一诚、大村益次郎和井上馨，外加两个初露头角的年轻人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来自土佐的有后藤和福冈，紧随其后进入明治核心参议成员之中的有板垣退助、斋藤敏行和佐佐木高行。
在第三类人中，有两位著名的中级武士改革者，于1869年被明治政府的反对派暗杀的横井小楠，以及来自越前藩的财经专家由利公正(1829-1909)。两人都曾是松平春岳的策士。这类人中的其他人，如前所述，大多来自肥前。他们的领袖是大隈重信(1838 -1922)。他是一个家境殷实(400石)的炮兵专家的长男，[41]比木户和大久保岁数略小。他的背景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尊皇主义者，但他能在政治上升到高位的首要原因是他作为一名“专家”，在与“富强”相关的事务上特别有用。早年他学习过兰学，后来学英语;从1864年起，他负责肥前藩在长崎的外贸事务，这段经历使他与商业接触，获得商业经验。他后来成为外交家、现代化推动者、官僚、政党政治家、首相和舆论家，是明治史上一位杰出人物。1868年之前与他在肥前藩共事的好几个人，后来都成为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之中，有副岛种臣(1828-1905)，曾与大隈一起学习英文;有大隈的侄子大木乔任(1832-1899);[42]有江藤新平(1834-1874)，一个出身于低级武士家庭的人，[43]他在维新前曾因尊皇攘夷活动而遭到惩罚，又在1874年因替封建制张目反叛天皇政府而被处死。
江藤出现在上述的名单中这一事实，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第一代明治领袖在日本未来走向的问题上，并非只有一个统一的观点。这些领袖中，既有“保守派”，又有“进步派”，两派彼此之间后来发生殊死的斗争。不过，他们也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性。至少，明治领袖中的武士成员在年龄和家庭背景上的相似之处，足以让他们以大体同等的条件合作共事。他们相互打交道时，关心地区差异甚于关心阶级差异。[Ⅳ]同样地，他们在性情上也颇有相通之处：残忍、随时准备动武，但也具政治现实主义，从而懂得考虑行动的后果。在他们之中，已经几乎找不到任何1862和1863年意义上的志士的影子。他们大都阅历丰富，通常有在藩国官僚机构工作的经验，依靠自己的政治技巧走过惊涛骇浪的时日，把自己送进全国政府。志士如果还活着的话，一般都存在于同德川作战的军队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明治政府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不仅把出身高贵者推到一旁，也把尊皇攘夷派的莽撞之徒排除在权力之外。尊皇攘夷极端派被释放，并得到平反;如果他们还活着，则常常得到奖赏;他们都得到了荣誉称号，即便去世也是如此。但他们很少被委以重任。[44]
新的领袖群体的本质和视野，反映在他们劝服国人接受他们新近获得的权威的努力中。这部分是一个操纵藩国联盟的问题：选择哪些藩国在政府里得到代表，选择藩国中的哪些人得到支持，即支持那些有望使地方政策与政府保持一致的人。他们自然想到的是在击败幕府斗争中，总能战胜其敌手的武士政治家。而同样地，这些武士政治家对武士骚动具有第一手的认识，对如何处理这些骚动有一定的办法。早在1868年2月，明治政府即规定各藩可以派代表参加武士大会，从而给予那些没有在议政官那里得到代表的藩国发出声音(尽管不是控制性的声音)的机会。而从这一制度中，发展出两院制立法(议政官)制度，后者于当年6月被纳入政体书制度。而仅在五个月之后，议政官即被纳入行政，而后在1869年初又被公议所替代。公议所是一个由200多个武士构成的议事机构，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它多次集会，讨论诸如废藩、佩剑、强迫贷款以及禁止基督教等事务。[45]讨论远非建设性，但它们也达到了目的。公议所设置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给封建的观点提供表达意见的场所。这个机构的活动到7月告停。
对于一个依靠藩国提供武装力量的政府而言，与藩国商议的过程是合乎逻辑且必不可少的。这些过程一直持续到新政权感到足够强大而无需同藩国商议时方告结束。同样重要的是利用天皇威望的能力。这样做同样很自然，因为对于那些在自己藩内把其大名用作政策工具的武士而言，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让天皇扮演类似的角色，并不会有什么困难。因此，这些武士乐于同那些依照传统或自利之心而强调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天皇标帜而非封建现实的人合作。明治政府的多项重大决策，如对德川家族的惩罚，就是以天皇，而不是冷酷的官员的决定形式出台的。天皇现身于京都之外，这在好多代人的历史上首次出现。神道及其礼节也备受尊崇。神祇官享有很高的正式地位，并以一位亲王为其首长。而在全国各地，神道学说和教师都受到政府的鼓励。[46]
1869年3月出版并在各地流行的一本小册子，就显示了新政策的特点。各地的“体面之士”受命学习它，并向大众传授它揭示的原则。[47]第一条原则是日本人，作为日本人，欠天皇感激之情，因为他保护并养育了日本人。这一亏欠必须以尊皇来偿还：“以虔诚之心接受天皇的意志，卑微的我们要服从他的命令;我们要下定决心为天皇献身。”第二条原则是日本人必须以天皇政府喜爱的方式行事。他们尤其必须遵守与外国列强签订的条约，这些条约现在已经得到天皇的准许。为了避免“暴力且无法无天的行为”带来的“耻辱”
(这些行为将招致外国的轻蔑)，日本必须“让天皇的敕令遍知于天下”，并且“团结成为一个整体”。
利用天皇的尊严来支持新生政权的最好例子，是1868年4月颁布的所谓五条誓约。在很大的程度上，誓约试图使藩国打消对那些推行“维新”之人态度和目标的疑虑。誓约的主题在1月16日发布的通告中已经可以窥见，它是：“(从此)万事皆将由天皇朝廷决定。决策须广泛征求意见，行动须基于公众的看法，而非特殊派别(即幕府)的私人利益。传统的德川体制及其法律中的好的东西应当加以保留。”[48]然而，在德川覆灭已成定局之时出现的誓约本身更进一步，描绘了新政府将要采取的行动的政策框架。
好几个人共同起草了这个誓约。[49]第一稿是越前的由利公正在1868年2月2日举行的一次会议后写就的，在这次会议上，包括三条和岩仓在内的朝廷官员讨论了政府获得政治和财政上的支持的必要。除了再次重复此前做出的政策将通过“公共议论”决定的承诺，由利主张，为了避免人心不服，必须让人民“实现他们的抱负”;武士和庶人必须团结起来促进国家的福祉;“天皇国体”之基础必须通过向“全世界寻求知识”而加以巩固。
在这个阶段，这个文件仍旧非常笼统，尽管它清晰地反映了起草者对经济的兴趣(或许还反映了他早前与富农和商人的关联)。一两天后由福冈孝弟撰写的修改稿体现了重大变动。它专门提到由封建大名组成的国会，并指出除了庶民的抱负之外，“文武官员”的抱负也将得到施展。显然，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重点：作为统治者的朝廷与封建集团的团结，而非“民众的”参与。福冈本人后来谈到了这一变动：“并不是我要轻看大众，我只是不把他们视做重要的政治因素。”[50]
这个文件在其后的几周停留于福冈的修改版状态，这可能是因为新领袖们正专注于外交政策和内战问题。无论如何，直到3月10日朝廷宣布天皇将召见外国使节没有任何修改发生。此后，木户对福冈的草稿做了润色，并新加了一个与外国事务相关的条款。“历来之陋习”必须破除，意即必须抛弃锁国政策;“普世公道”(即国际法)必须遵守。经过此番修改，又经岩仓和三条少许语词的更动。比如说，在其中某个阶段(尽管无法确切地断定于何时)，福冈的大名大会在修订稿中变成“普召天下之士”的大会。这个文件最终于1868年4月6日正式发布，其内容为：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www.xing528.com)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51]
如果我们根据誓约这一非常概括的言论，就断言明治领袖们现在心中已经很清楚他们将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那显然是很不现实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誓约看做一个纯粹的公关举动，一堆意在为新生权威赢得民众支持的说辞，而不予考虑的话，那我们就太多愤世嫉俗了。参与撰写这个誓约的人级别之高，用心之深，都意味着誓约不只是为赢得民众的说辞。进言之，誓约的用词反映了(尽管不够清晰)他们在文章信件中详细记载了的(岩仓)、在藩国行政中(木户和大久保)表明的政策承诺：政治统一，这意味着新的政治统治基础将比此前更为广阔;富国强兵，为此必须利用西方技术，抛弃排外政策。就此而言，誓约所表明的态度为推行现实可行的计划奠定了基础。
【注释】
[1] Webb,“Development”，p.187。关于这同一话题，又见Hall,“Monarch”。
[2] Hall,“Monarch,”p.41.
[3] Adams,2:132.
[4] 他们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可见浅井清的《明治維新と郡縣思想》第16-38页。
[5] McEwan,p.22.
[6] 署名日期为1867年第3月[4月5日-5月3日]的备忘录，载《岩仓具视关系书》,1:288-300。
[7] 署名日期为1867年第3月[4月5日-5月3日]的备忘录，载《岩仓具视关系文书》，第297页。
[8] 关于外交使团对“政治”信息的搜集，见 Osatake,1:42-56。
[9] Havens,pp.57-59.
[10] Asai,pp.74-75.
[11] Asai，p.37.
[12] F.O.46 / 80，帕克斯致斯坦利，第78 号,1867年5月4日，大阪。
[13] 这一文本载于《淀稻叶家》，第334-342页。
[14] Jansen,Sakamoto,pp.338-341.
[15] Asai,pp.37.
[16] Jansen,Sakamoto,pp.316-317.
[17] F.O.46/82，帕克斯致斯坦利，第194号，江户，1867年11月28日。
[18] F.O.391/14，帕克斯致斯坦利，江户，1867年11月28日。
[19] F.O.46/106，帕克斯致斯坦利，机密，横滨，1869年1月13日。
[20] F.O.46/67，帕克斯致斯坦利，私人信件，江户，1867年10月15日。
[21] 这触及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此我们无法在这里做适当的讨论。它在如下的著作中得到了详细的考察：Sansom; Blacker,The Japanese Enlightenment; Havens; and Pyle。
[22] Blacker,The Japanese Enlightenment,p.121，引自福泽的自传。
[23] Pyle,p.90.
[24] Jansen,Sakamoto,p.250。关于当时日本人对西方的政治知识的了解程度的更详细讨论，见于Asai,pp.92-103。
[25] Havens,pp.66-70; Blacker,The Japanese Enlightenment,pp.25-27.
[26] Tanaka Akira,pp.202-205.
[27] 寺岛写于1867年11月27日的备忘录，见Katsuda,ōkubo,2:606-608，at p.606。
[28] 伊藤致木户，1868年1月28日，载于《伊藤博文传》，1:332-333。
[29] 伊藤备忘录，约在1868年12月或1869年1月写成，载于《伊藤公全集》，1:第1部分，第165-168页。
[30] 文本署名日期为1869年第1月[2月1日-3月12日],载于《伊藤博文传》，1:420-425。文件的签名者之一是陆奥宗光，通过他而与土佐建立了链接。陆奥虽然出身于德川藩国纪伊一个家境良好的武士之家，但曾与坂本龙马一起服务于海援队。见Jansen,“Mutsu，” pp.311-313。
[31] 见Sakata,Meiji ishin shi(1960),pp.229-232,235-239。
[32] 木户致黑田清纲，1867年4月23日，载于《木户孝允文书》,2:286-287。在1868年2月(致伊藤博文的信中)，木户把他的批评延伸至其他藩国的武士那里，后者正在对外国人施以攻击。见Sakata,Meiji ishin shi(1960),pp.217。
[33] F.O.391/14，帕克斯致斯坦利，大阪，1868年1月5日。
[34] 岩仓备忘录，1867年5月29日，载于《岩仓公实记》,2:36。
[35] 该敕令全文载于Katsuda,ōkubo,2:431-432。又见Oka,pp.139-142。
[36] 1868年2月29日备忘录，见《岩仓公实记》,2:315-317。Black，2:178-181有一欠平衡的英译文。
[37] 例如Redesdale,2:487-491 给出了外务省一篇文章的全文，该文是为了在1869年召开的一次武士大会准备的，其目的显然是要大会拒斥任何残存的攘夷情绪。
[38] 山内容堂的一封署名日期为1868年1月6日的信件(载于《岩仓公实记》,2:168-169)对萨摩和长州的高调和新政权核心圈子没有适当地向大名咨询做了抱怨。
[39] 木户致三条实美，密信，1868年1月22日，见《木户孝允文书》,2:353 - 356,356页。
[40] 关于肥前的维新政治，特别参见Shibahara,pp.91-96,102-103,107-112。最近出版的两个传记也很有用：Nakamura Naomi,ōkuma Shigenobu;Sugitani Akira,Eto Shimpei。肥前技术发展在第5 章(第123-124页)有过讨论。
[41] 关于1868-1869年创设的官职及其任命最有用的讨论，可见于Robert A.Wilson,pp.9 - 46;高级官员的名单见上书第105 - 119页。参见我的论文“Councillors of Samurai Origin”，那里讨论了新的领导的地域和社会出身。
[42] 关于大隈的背景和早期生涯，见Nakamura Naomi,pp.1-43。
[43] Sugitani，pp.1-3.他的父亲是一个町里小官(以疏忽政务闻名，对酒和皮影戏的兴趣大于对其职责的兴趣)。
[44] 关于一些相关的例证，见我的论文《土佐政治团体》和《萨摩政治与武士阶层》。
[45] Robert A.Wilson,pp.49-54.
[46] 参见Oka,pp.144-148;Delmer Brown,pp.101-103。 Tanaka Sōgorō 在Meiji ishin第27-37页中引用了后来任职于神祇部的大须藩武士Yano Gentō 写的一篇长文，该文从神道传统阐述天皇统治的观点。
[47] 这个小册子的译文见Redesdale,2:503-510。
[48] 朝廷致大名;文本载于《岩仓公实记》,2:199。
[49] 关于誓约的不同草稿的最详细论述，见于Inada,1:1 - 22。英文有关论著见Ishii Ryosuke,pp.141-145;Pittau,pp.12-13。
[50] Akita,p.8.
[51] 我的翻译主要参照石井良助著作第145页的措辞。还有多种英译文。参见Sansom,pp.318-320。
[Ⅰ] F.O.391/14，帕克斯致哈蒙德，江户，1867年7月14日。这里的话隐约涉及莱昂·罗切斯的行为。帕克斯在另一封信中指出，罗切斯“更愿意做的是为日本人的军事抱负或虚荣出谋划策，而不愿对他们的商业繁荣贡献智慧”(同上书;1867年3月16日)。
[Ⅱ] 萨缪尔·思麦尔(Samuel Smiles)(1812-1904)以作为一系列阐释与工业化社会相适应的道德的小册子的作者而著称，其著作名为“性格”、“节俭”、“责任”等等。他最为人知的著作“自助”(1859)于1871年被翻译为日文。
[Ⅲ] 在1873年创立的明六社——一个专门从事于传播启蒙思想的俱乐部——的创始人中，大多数是前武士，明治官僚，并与幕府学习西方知识的机构番书调所(番书研究所)和开成所有直接的联系。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比作为官员更具影响(可想而知是因为他们与幕府有过从的历史之故，至少在明治初期)。参见Havens,Nishi Amane ，pp.164-169。
[Ⅳ] 大久保因意识到新政府中的武士成员因来自不同的藩国而彼此之间并不十分了解，所以他才在新政府成立的初期常常出于社交目的与他们见面(Katsuda,ōkubo,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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