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儒学家顾栋高的贡献及传世著作

《清儒学案》卷五十六《震沧学案》：有清一代经学，以汉学为盛，而康、乾两朝御纂诸经，汉、宋兼采。乾隆中，荐举经学，为一时旷典，被擢者皆宋学也。其中震沧规模较大，最孚时论，同举者附列焉。述《震沧学案》。○顾栋高，字震沧，又字复初，号左畲，无锡人。康熙辛丑进士，授内阁中书。雍正中引见，以奏对越次罢职。乾隆十五年，诏中外大臣荐举经明行修之土，所举凡四十除人，先生为邹侍郎一桂所举。高宗严其选，惟先生及陈祖范、吴鼎、梁锡玙四人被擢，并授国子监司业，论者谓名实允孚焉。先生以年老下任职，会皇太后万岁，入京祝嘏，特召见，命内侍扶掖奏对。……二十四年卒于家，年八十一。先生学出于紫超高氏，治经于《春秋》最深。著《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以列国诸事比而为表，曰时令，曰朔闰，曰长历拾遗，曰疆域，曰列国爵姓及存灭，曰列国地理犬牙相错，曰都邑，曰山川，曰险要，曰官制，曰姓氏，曰卿大夫世系，曰刑赏，曰田赋军旅，曰吉礼，曰凶礼，曰宾礼，曰军礼，曰嘉礼，曰王迹拾遗，曰鲁政下逮，曰晋中军，曰楚令尹，曰宋执政，曰郑执政，曰争盟，曰交兵，曰城筑，曰四裔，曰天文，曰五行，曰“三传”异同，曰阙文，曰吞灭，曰乱贼，曰兵谋，曰引据《诗》、《书》、《易》三经，曰杜注正讹，曰人物，曰列女，凡百三十一篇，条理详明，考证典核。其辨论诸篇，多发前人所未发。《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续编三卷，采录旧说，发明经义，与但考故实、体同类书者有殊。《尚书质疑》二卷，不载经文，不训释经义，惟标举疑义，大抵多据臆断。又有《大儒粹语》二十八卷，合宋、元、明诸儒门径而一之，援新安以合金溪，为调停之说。又有《毛诗订诂》三十卷，《仪礼指掌宫室图》若干卷，《司马温公年谱》十卷，《王荆公年谱》五卷，《万卷楼文集》十二卷。(参史传、《学案小识》、《锡金合志》)

《清史稿·儒林一》：顾栋高，字震沧，无锡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授内阁中书。雍正间，引见，以奏对越次，罢职。乾隆十五年，特诏内外大臣荐举经明行修之士，所举四十余人，惟大学士张廷玉、尚书王安国、侍郎归宣光举江南举人陈祖范，尚书汪由敦举江南举人吴鼎，侍郎钱陈群举山西举人梁锡玙，大理寺卿邹一桂举栋高。此四人，论者谓名实允孚焉。寻皆授国子监司业。栋高以年老不任职，赐司业衔。皇太后万寿，栋高入京祝嘏，召见，拜起令内侍扶掖。栋高奏对，首及吴敝俗，请以节俭风示海内，上嘉之。陛辞，赐七言律诗二章。二十二年，南巡，召见行在，加祭酒衔，赐御书“传经耆硕”四字。二十四年，卒于家，年八十一。所学合宋、元、明诸儒门径而一之，援新安以合金溪，为调停之说，著《大儒粹语》二十八卷。又著《春秋大事表》百三十一篇，条理详明，议论精核，多发前人所未发。《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续编》三卷，采录旧说，发明经义，颇为谨严。其《尚书质疑》二卷，多据臆断，不足以言心得。大抵栋高穷经之功，《春秋》为最，而《书》则用力少也。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栋高少与同里蔡德晋、金匮吴鼎精心经术，尤嗜《左氏传》，遇拂意，家人置《左传》于几上，则怡然诵之，不问他事。……其学合宋、元、明诸儒门径而一之，援新安以合金溪，为调停之说，著有《大儒粹语》二十八卷。^[1]

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二《怀人诗十八首》之四：麟经传大义，璀璨如日华。后儒昏不知，聚讼同鸣蛙。伟哉左畬翁，白首穷搜爬。董子不窥园，伏生老无牙。以兹视古人，风尚何以加。廓然云翳清，灼灼舒晴霞。一编走四极，功绩靡津涯。此老今硕果，身影无欹斜。衣垢懒濯澣，但颂酒德嘉。两目虽短视，青灯涂嫩鸦。出门不识路，归途忘其家。后生笑腐儒，末俗堪咨嗟。岂以太古音，俪彼筝笛琶。(无锡顾栋高字震沧，一字左畬)

阮元《儒林传稿》卷一、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五、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唐鉴《学案小识》卷十三《经学学案》、诸可宝《畴人传三编》卷一、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九十一皆有传，存目。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总序》：忆栋高十一岁时，先君子静学府君，手抄《左传》全本授读曰：“此二十一史权舆也，圣人经世之大典于是乎在，小子他日当志之。”……二十一，先君见背，读《仪礼丧服》，旁及《周官》、《戴记》，而于《春秋》未暇措手，年二十七八执笔学为古文，始深识《左氏》文章。……雍正癸卯岁蒙恩归田，谢绝势力，乃悉发架上《春秋》诸书读之。知胡氏之《春秋》多有未合圣心处，盖即开章“春王正月”一条而其背违者有二：其一谓《春秋》以夏时冠周月。是谓夫子以布衣而擅改时王之正朔。其一谓“不书即位”为首黜隐公，以明大法。是夫子以鲁臣子而贬黜君父也。其余多以复仇立论，是文定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非夫子之《春秋》即非人心同然之《春秋》。又春秋强兼弱削，战争不休，地理为要。学《春秋》而不知地理，是盲人罔识南北也。雨雹霜雪，失时为灾，搜田城筑，非时害稼，时日尤重。学《春秋》而不知时日，是朝菌不知晦朔也。用是不揣愚陋，覃精研思，废寝与食，家贫客游，周历燕、齐、宋、鲁、陈、卫、吴、楚、越之墟，所至访求春秋地理，足所不至，则询之游人、过客、舆夫、厮隶，乃始创意为表，为目五十，为卷六十有四。首列《时令表》，明商、周皆改时改月，以正胡氏及蔡氏《书传》之非；于《吉礼表》详列十二公即位，或不书即位，明夫子当日皆是据实书，以正圣人以天自处贬削君父之谬；列《朔闰》及《长历拾遗》二表，以补杜氏之《长历》。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时日屈指可数，列《疆域》及犬牙相错五表，以补杜氏之土地名，而《春秋》一百四十国之地里聚米可图；郊禘社雩，崩薨卒葬，搜田大阅，会盟聘享，逆女纳币，杂然繁多，列《吉凶宾军嘉五礼表》，以纪《春秋》天子诸侯礼仪上陵下僣之情形；税以足食，赋以足兵，乃鲁税亩而田制坏，作丘甲而兵制亦坏，列《田赋军旅表》，以志强臣窃命，损下剥上之实；霸统兴而王道绝，周室夷为列国，霸统绝而诸侯散列国，淆为战征，列《争盟》凡五，《交兵》凡七，以纪《春秋》盛衰始终，矜诈尚力，强弱并吞之世变；晋楚争衡，互为胜负，其当国主兵事者，左氏备载其人，列《晋中军楚令尹表》，以志二国盛衰强弱之由；宋、郑为天下之枢，晋、楚交争，宋、郑尤被其害，子产有辞，而诸侯是赖，向戍为弭兵之说，而中夏遂靡，列《宋郑二执政表》，以志二国向背；关于天下之故，周室颓纲，鲁亦守府，自襄王锡晋南阳而势益不振，鲁自僖公赐费而季日益强，列《王迹拾遗》、《鲁故下逮》二表，以志周、鲁陵迟，尾大不掉之渐；禘即祫，祫即禘，一祭二名，而朱子取赵伯循说，谓祭始祖所自出，殊不知帝喾原非稷契之父，《生民》《长发》皆商周尊祖禘祀之乐歌，断无称母而不称父之理，著《禘祫说》，以明《戴记》祭法大传之诬；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成文理，杜、孔已断为阙文，宋儒谓各有意义，殊不知文姜、哀姜之罪恶，岂待去其姓氏而明，况上下截去一字，人复知为谁某，圣人无此弄巧文法以俟后人推测之理，列《阙文表》，以一扫后儒穿凿支离之病；“三传”各执一说，党枯护朽，此是彼非，使学者茫然歧路，靡所适从，列《三传异同表》，酌以义理，衷于一是，以袪后日说经雷同偏枯之弊；蛮夷戎狄，种类杂出，地界既殊，称名复混，列《四裔表》，别其部落，详其姓氏，以正史迁允姓姬宗目为兄弟之妄；战争滋兴，技巧益甚，决机两陈，制变无方，列《兵谋表》，以志孙武、吴起、《六韬》、《三略》之始；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周公成王业而作《诗》、《书》，一时学士大夫占筮决疑，歌诗赠答，引物知类，千里同风，列《三经表》，以志汉、宋儒者经说传义之祖；大河迁徙，从古不常，而周定五年河徙系己未，为鲁宣之七年，《春秋》以河为境者，六国独系于卫，列《河未徙》与《已徙》二图，以志《春秋》与《禹贡》河流迁变之自。此皆有关于经义之大者。既著《叙论》百余首，复编口号，以便学者之记诵。盖余之于此泛滥者三十年，覃思者十年，执笔为之者又十五年，始知两先生于此用心良苦，先母舅霞峰先生博稽众说，无美不收，高先生独出心裁，批隙导窾，要皆能操戈入室，洞彻阃奥，视宋儒之寻枝沿叶，拘牵细碎者，盖不啻什伯远矣。余小子钝拙无似，得藉手以告其成，以无负先君子提命之旨，与两先生衣被沾溉、耳濡目染之益，谨述其缘起，以识于首简，命之曰《春秋大事表》云。

顾栋高《春秋左传杜注正讹表叙》：昔杜元凯作《春秋释例》，世人未之重，独挚虞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发明何但左氏，当亦孤行。”至今百世，遂为定论。然愚尝受其书而反复之，杜氏之最精且博者，莫如作长历以正《春秋》之失闰，作土地名以考列国之地理，其学诚绝出古今，至其解释经传，不无龃龉，而其最大者尤在昭十五年周景王葬穆后，传注曰，天子诸侯涂妄当在卒哭，复于隐元年宰晅归赗，昭十二年子产辞享礼，二传疏通而证明之。杜氏释经既误，遂以此断据朝廷大典为一代定制，后世谓杜氏短丧，其详俱见《晋志》。考晋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崩既葬，博士张清议皇太子宜从权制除丧即吉，陈逵议以为宜终服三年，有诏更详议，时预为尚书，建议以为日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同齐斩。既葬除丧服，谅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皇太子宜卒哭除衰麻，以谅终制。卢钦魏舒问预证据所依。预云，周公不言高宗服丧三年，而曰谅三年，比释服心丧之文也。叔向不讥景王法丧而讥其晏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之制也。《春秋》晋侯享诸侯，子相郑伯，时简公未葬，请免丧以听命，君子谓之得礼。宰晅来归惠公冲子之赗，传曰吊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丧服，谅之证，学者未之思耳。丧服诸侯为天子亦斩衰，岂可谓终服三年耶?非必不能，乃事势不得，故知圣人不虚设不行之制，因遂具议为奏。奏上，诏从其议。皇太子卒哭除衰麻，时预议初出，内外多怪之，或谓其违礼以合时，预乃使傅士殷畅博采典籍，为之证据以垂示将来，呜呼! 元凯历事至久，读书至深，亲见当世行三年丧者，多饮酒食肉，宴乐嫁娶，不循轨则，况以天子之丧，勒令天下士庶皆从重服，势必小人皆违法犯禁，君子皆循名失实。以为制不称情，读《春秋》而见当日诸侯之例皆既葬成君，列于会望。不知此自当时之失礼，非先王本制也。欲执此为定制，令上下可通行，为短丧者立赤帜，论者谓其得罪名教，岂过论哉。呜呼! 元凯释《春秋》，而至倡为短丧，欧阳永叔援《仪礼》，而至倡为两本二父，经术之误，害于政事，于古同病，不可不戒之。谨条列其注《左》数条与其当日所建白，列诸简端。令后世考古者知别择焉。辑《春秋左传杜注正讹表》第四十八。

顾栋高《毛诗订诂》卷一“关雎”条：案毛、郑谓后妃求淑女，看程子及谌氏若水二条，是辨其妄矣。乃华氏犹致疑于《集传》之言，反若有取于毛、郑之说，窃以为未然也。如陆堂之说，只是诗人代写文王忧乐之情，宜如此耳，原不必实有是事。大抵诗与骚一例，其言多拟诸形容，不嫌过甚。……亦只是设言耳，岂有实哉?读者勿以辞害志可也。今人多以忧乐于文王身上难说，遂以为宫人思得后妃，又或以为太任择妇。细玩孔子说不淫不伤，自宜从夫妇男女上立说。若是姑之择妇，又何淫伤之有?毕竟《集传》之言，程子及吕氏皆同，为断不可易，不必更求新义也。欧阳首辟《序》说，为朱子先驱，其言多可采者，乃其自为说多未安。如此篇以为刺诗，且曰：“先勤其职，而后乐，故曰乐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指切，故曰哀而不伤。”则失之远矣。陆氏谓：“不遍观汉以后诸儒之说，不知《集传》之妙。”知言哉!(www.xing528.com)

姚文田《邃雅堂集》卷二《春秋大事表序经序》：文田自束发受《春秋》，窃苦其难读，及见诸家说经，以为一字增损皆有义例，而又予夺褒贬，言人人殊，于是益瞀乱回惑而无主也。其后见朱子有直书其事之言，向之众难塞胸者豁然以解，然犹未敢信之坚也。嘉庆己未岁，文田由中书舍人蒙恩改官翰林，与修《高宗纯皇帝实录》，时距高庙践阼之初盖已六十五年，昔之勋戚旧臣更无一人在者，上特敕满汉大学士尚书等八人为正副总裁官，而大司空南昌彭文勤公实主其事。于是先拟进书法条例，遂移取内外记注、六科史书暨内阁旧贮文簿章疏，选派儒臣，分年编辑。其时契勘诸书，即有时日歧异，姓氏错互，且多残缺者。既在廷无可咨访，则又分咨中外各衙门，检取原案以求信实，而其覆到，一以岁久，册籍霉烂为言。后五年，文勤下世，继之者为今大司农歙县曹公。未几，曹公视学江右，再继者为前少宰萍乡刘公。总理之人既凡三易，至于分纂诸臣更不能详举矣。迨书成之日，体例杂糅，繁简殊异，上乃载命词臣专司画一，竟以简策繁多，有不能覆定者，皆如其旧。文田自初设馆至蒇事实皆与焉，然后知作史之难固如是也。夫以国家中外乂安，车书一统，典籍未尝散亡，政教未尝废缺，上有继志述事之君，下有博闻通达之臣，然堇堇数十年之间，而记载犹不能出于一，况春秋二百四十余年?当是时，王室不纲，列邦多故，加以纪载各殊，赴告不一。鲁史据文直书，以存其事而已。洎乎孔子修之，其本无者既不敢增，其本阙者亦不能补，则一皆仍其旧文，读者乃执一字之繁简，而辄妄生异说，岂通方之论哉?今以经文言之，如同一锡命也，而庄元年则称王，文元年则称天王，成八年则称天子；同一弑逆也，而郑髠顽、楚麇、齐阳生则但书“卒”，莒庶其晋州蒲薛比则称“弑”，以国宋杵臼、齐商人莒密州，又系国以人，余率举其臣下之名，臣子无贬斥君父之理，弑逆无可从隐讳之条，则举其大者，而他可知已。无锡顾震沧先生撰《春秋大事表》，取十二公之纪，分为五十门，采辑众说而平决之，大率以朱子之言为本，洵可谓卓识矣。其中颇有诋诃《左氏》，以为妄撰者。愚谓《左氏》与《公》、《穀》不同，《公》、《穀》乃后世经生之言，故其文抉摘经字，多生异论。如《穀梁》于桓之书王牵涉宋曹，支离实甚。自昭三十二年至哀六年，书仲孙何忌者十二，独定六年冬传写脱何字，公羊遂以为讥。二名虽前后文亦不照矣。《左氏》于叙事则首尾完备，于战伐则疆域可稽，于世族则子系不紊，此必有所依据以为本，而非能凿空为之者。虽其事亦或难信，如夷姜、齐姜之类，当由其传闻过差，而直以为左氏私说，未敢以为然也。要其书攘剔榛蔓，宣明大义，实为有功于圣人。惜卷帙繁重，学者未易遍读。楚雄太守包君敏前官开封分守时，政余多暇，复取顾书之散见各类者，仍依经以为次，辑其要论，件系于后，间亦参附己意，多能匡顾氏之不逮。文田借读再周，喜其文简而义明也，趣之授梓，以惠来学，而犹恐世之说经者牵于众论而不能决也，故举昔之所身亲者而详告之。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四《书春秋大事表后》：《春秋大事表》五十卷，故国子监祭酒顾先生震沧撰。凡为表五十有一，舆图、论叙、口号错见其中。方癸亥、甲子间，先生馆于余家，余亲见其著稿，稿成，辄举以示余，时尚未尝得其半也。及戊辰、己巳间遂有成书，又举以畀余，且曰：“是书之成，门人华师道与有力焉。如《朔闰表》、《长历拾遗表》非我所能为，盖华生笔也，未知生前能见兹书刊刻否?”又数年，先生以经明行修蒙恩授国子监司业。丁丑岁，又授祭酒衔，而书亦次第刊成。又三年，先生殁矣。余于是书所深取者，《朔闰》、《长历》、《犬牙相错》、《都邑》、《三传异同》、《阙文》、《杜注正讹表》七篇。若《人物》、《列女表》及口号，则每与师道共观，先生以为二表，可不作。口号可改为附论，不必悉为有韵之文。先生初则颔之，卒弗从也。要之，世之读是书者，取其典核可已。其毕生用心于此，故收名也远，宜与宋之程公说《春秋分记》并传不倍也。

杨椿《孟邻堂文抄》卷五《春秋大事表序》：乾隆己巳春，从子遂曾以无锡顾震沧手书并所著《春秋大事表》邮寄于余，请为之序。序曰：昔之言《春秋》者，莫善于义，莫不善于例。义者，宜也。例则舞文弄法吏所为，非《春秋》教也。自汉胡母生著《公羊条例》，廷尉张汤用之以治大狱，丞相公孙弘以其义绳臣下，江都相董仲舒撰《决事比》，于是公羊家以《春秋》之义为狱吏例矣。穀梁氏因之。《左氏》后出，经生恐不得立于学官，仿《公》、《穀》二家为书不书之例，引孔子君子之言附益之，后儒未詧，谓皆出于邱明。杜预集传中诸例为《释例》十五卷四十部，而习《春秋》者，益但知有例，不复知有义矣。司马迁云：“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指者，胡母生例也。张晏曰：“ 《春秋》才万八千字。”李焘曰：“今更阙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则《春秋》文脱落，盖甚于他经，后人欲于月日、名字、爵号、氏族之间，以一二字同异为圣人褒贬，且云：“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岂不谬哉?先儒谓《公》、《穀》深于理，而事多谬，《左氏》熟于事，而理未明，叙事亦多失实。夫《公》、《穀》考事之疏，不必言矣。至以祭仲出君为行权，卫辄拒父为尊祖，无父无君已甚，犹谓深于理乎?《左氏》则见闻之广、纪述之详，后之读者尚能发为至论，况其自为之，焉有所见之不明、所叙之失实如昔贤所讥者乎?……是岁夏四月戊寅朔，武进同学弟杨椿。

杨椿《孟邻堂文抄》卷五《毛诗订诂序》：《毛诗订诂》，余友无锡顾复初先生所作也。今年春，先生与余胥会京师，出其书，属为之序。余惟《毛诗》序传得失，先儒论之详已，而义或尚未尽者，则风雅正变之说锢之也。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雅者，正也。《大戴礼·投壶篇》：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则不特小雅为雅，召南、魏诗亦为雅，不特文、武、成王之诗为雅，后世刺贪、刺不留贤之诗亦雅矣，奚正变之分也。且即有正变，二南太师所陈，周之盛时乐，王为王朝新乐。邶、鄘十一国之诗，周衰各国自作之乐，序谓之家殊俗国异政者，以正变分之或可。豳诗为周公作，或他人美周公作，何王道之衰?礼义废，政教失，而目之为变风乎?二雅则孔子自正，各得其所者也。《民劳》、《板》、《荡》、《抑》、《宾之初筵》与《书》之《召诰》、《洛诰》、《酒诰》、《无逸》、《立政》何异?《六月》、《采芑》、《江汉》、《常武》与《书》之《甘誓》、《费誓》又何异?《采菽》、《崧高》、《韩弈》与《书》之《康诰》、《文侯之命》复何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与颂之《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更何异?而概以为变雅乎?若云以美刺分，《淇澳》、《缁衣》美卫、郑之二武公，小雅《车攻》、《四诗》，大雅《云汉》六诗皆美宣王者也，何以亦为变乎?若云以时世分，周颂作于周初，鲁颂僖公时作，何独不分正变乎?夫发言为诗，比音为乐，雅乐无正变，则诗自无正变。三百五篇中，美之者固正，刺之者亦未始非正。千五六百年道有升降，俗有污隆，其诗无一不正者也。孔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无邪者，正变则不能无邪矣。余向持此论，读先生书，博而要，简而明，深幸其与余合也。为序之如此。乾隆十七年春正月丁亥，武进同学弟杨椿序。

【注释】

[1]详见中华书局本第17 册，第5476 页。《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七：“ 《大儒粹语》二十八卷，国朝顾栋南撰。栋南字季任，又字未余，吴江人。是书摘录周子、二程子、张子、杨时、谢良佐、吕大临、尹焞、罗从彦、李侗、胡宏、朱子、陆九渊、张栻、吕祖谦、黄干、蔡沈、陈淳、真德秀、许衡、薛瑄、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二十八家讲学之语，汇为一编。诸儒门径各殊，栋南合而一之，大旨援新安以合金溪，为调停之说者也。”《清文献通考》、《清通志》皆系之顾栋南。《(同治)苏州府志》、《(乾隆)江南通志》亦著录顾栋南《大儒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