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半月刊与历史地理研究的相关性

《禹贡》半月刊的创办既有学术上的考虑，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与顾颉刚自身的学术兴趣和爱国情怀是密切相关的。因“古史辨”成名的顾颉刚在研究《尚书》中的《尧典》和《禹贡》的过程中，觉得《禹贡》的问题太多，几乎牵涉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因此仅仅就《禹贡》本身作文字考证，许多问题难以解决，需对中国历史地理作深入的研究，才能将问题弄清楚。1932年顾颉刚在燕京、北大两校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主讲《禹贡》。当时，刚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的谭其骧在任职于北平图书馆的同时，亦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他们都感到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必要，认为当时“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不知《禹贡》九州、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这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极端的耻辱！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唯心史观、唯物史观！”，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了解历史的。”[30]而在当时他们所教授的学生有这方面好的论文，也缺乏出版的机会，不能互相的交流，因此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期刊来刊载这方面的论文，以促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1931年日本公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面对国难，顾颉刚深感内忧外患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到处看见的都是亡国灭种的现象。他认为学者如果有丝毫的同情心，就不能安居在研究室里。因此他一方面将在燕大、北大讲授的“中国上古史”课，改为“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以史地教育激发青年爱国热情；另一方面考虑成立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边陲民族史、地方志为课题，以维护我国独立、领土完整、民族团结为宗旨的学术团体。

他极为悲愤的感慨：“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的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顾颉刚强烈希望唤起国人的主权意识，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他认为“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都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31]而作为历史学者，他更是以“书生报国之志”，希望通过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来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因此，1934年顾颉刚便与谭其骧商议，决定联合燕大、北大、辅仁三个学校的学生，出版一个刊物，并组织禹贡学会，以促进人们对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视，《禹贡》半月刊也由此产生。将刊物命名为《禹贡》是因为“禹贡一篇于吾国地理书中居最早，其文罗列九州，于山川、土壤、物产、交通、民族诸端莫不系焉；今之所谓自然地理、经济地理者，毕于是乎见之。以彼时闭塞之社会而有此广大之认识，其文辞又有此严整之组织，实为吾民族史上不灭之光荣，今日一言‘禹城’，畴不思及华夏之不可侮与国土之不可裂者！以此自名，言简而意远。且论沿革地理之书，自《汉书·地理志》以来，莫不奉是篇以为不祧之祖，探源导流，同人之工作固当发轫于此尔。”[32]

《禹贡》半月刊创办的宗旨就是为了“谋以沿革地理之研究，俾补民族复兴之工作，俾尽书生报国之志”[33]。并且在《发刊词》中对研究中国古代地理作了具体的工作计划：一、从散漫而杂乱的故纸堆中整理出一部可供一般史学者阅读的中国地理沿革史；二、用最新式的绘制方法，绘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三、广事搜罗所有中国历史上的地名，一一加以考证，用以编成一部可用、够用，又精确而详备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四、详密整理历代地理志。从《禹贡》后来所刊载的论文来看，基本上贯彻了这一工作计划。不过后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外敌入侵，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禹贡》半月刊逐步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边疆地理和民族史，并出版了有关边疆地理沿革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多种专号[34]，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加强对边疆地区和各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上。半月刊的栏目设置亦非常广泛，分别有：春秋以上地理及民族、战国至汉时期地理及民族、三国至唐时期地理及民族、宋元时期地理及民族、明清时期地理、边疆史地、内地各种族、中外交通、方志之学、地图编制法、地方小记、游记、书评、目录、传记、通论、杂类等多项内容。下面我们分门别类地对《禹贡》所刊载的内容作一番简单的介绍。

首先，关于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研究。刊载地理沿革史是顾颉刚等人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初衷，因此这一部分在整个半月刊中所刊载的比重最大，计249篇，占总载文章数约34％。其中先秦部分91篇，秦汉部分8篇，南北朝部分13篇，隋唐部分15篇，辽金元部分34篇，明清部分51篇。另外，在7卷6、7合期还专门出版了《古代地理专号》。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顾颉刚的《有仍国考》、冯家升的《洪水传说之推测》、史念海的《秦县考》、杨向奎的《自战国至汉末中国户口之增减》、谭其骧的《论两汉西晋户口》、黄席群的《晋初郡县户数表》、俞大纲的《北魏六镇考》、谷霁光的《北魏六镇的名称和地域》、邓嗣禹的《唐代矿务产地表》、张昆河的《隋运河考》、日本学者大谷胜真撰、周一良译的《安西四镇之建置及其异同》、余瑛的《宋代儒者地理分布的统计》、日本学者羽田亨撰、冯家升译的《西辽建国始末及其纪年》、谭其骧的《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李漱芳的《明代边墙沿革考略》、余贻泽的《清代之土司制度》等等。就总体而言，《禹贡》半月刊刊载有关地理沿革史的文章大多还是以考订校补和辑录为主，是对清代地理沿革史工作的进一步推进，但也不乏对地理沿革的特征的总结和分析，为推动地理沿革史向历史地理学的转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www.xing528.com)

其次，关于边疆史地和民族史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在《禹贡》创刊初期并不受到重视，是随着顾颉刚希望“借此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忱，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才逐步受到关注，成为刊载的重点内容。除散见在各卷的有关文章外，从第5卷开始，分别陆续发表了西北、回教与回族、康藏和察绥等专号。如第6卷第3、4期合刊的《东北研究专号》，刊登了金毓黼的《辽海丛书总目提要》，受到较大的关注。又如《禹贡》在发表多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后，又出版了7卷第11期《康藏专号》，登载吴丰培《清季达赖喇嘛出亡始末》、段克兴《旅藏八年之感观》等10余篇文章。关于民族问题，发表了冯家升《述肃慎系之民族》《匈奴民族及其文化》、马培棠《三代民族东迁考略》、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迁徙考》等文，同时又出版了一期回教与回族专号。边疆民族问题是相互关联的，《禹贡》通过大量刊登这方面的文章并且发表专号，是想由此唤起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危机感，正如第7卷1、2、3合期中的《纪念辞》所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使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彼此休戚相关，交互尊重，共同提携，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

第三，有关历史地图的研究和绘制。刊载有刘纵一《关于绘制中国历史地图之我见》、吴志顺《编纂甲种地图底本的起因及应用图料之报告》、王以中《山海经图与职贡图》、王庸《桂萼的舆地指掌图和李默的天下舆地图》等。同时刊内还附有他们在编绘精确的地图底本上所印行的不同缩尺、不同色彩的最新分幅地图，这些地图“用经纬分幅，使各幅可分可合，须大须小，得随用者之意；每幅皆分印浅红、浅绿及黑板套色3种，使用者可以按各自欲加绘之色而采购。凡购红绿单色图者，如更购黑板套色图以作对照，便可一目了然”。根据文章的不同内容绘制和插附的地图包括有疆域与区划、山川、民族、人口、物产、交通等。另外，编者们还根据地图的不同比例将图分成甲、乙、丙三种，其中甲种为1/2000000，已完成21幅；乙种为1/5000000，已完成6幅，丙种为1/10000000，已完成2幅。这些不同的分幅地图线条清晰，内容详备，即使据图分析，也能得出明确的结论。正如编者所言：“要把我们研究的结果，用最新式的绘制法，绘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他们不仅对编绘历史地图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同时也注意广泛吸收学术信息，对一些国内外出版的重要历史地图册一一阅览，进行评价，并注重采纳其先进的方法和手段，以求不断的充实和更新。

第四，有关方志学的研究。《禹贡》将方志学列为重点研究课题之一，先后发表李泰芬、朱士嘉、张国淦、瞿宣颖、傅振伦、张其昀等人研究方志学的多篇论文和河北通志馆等编纂新方志的经验体会。1935年《禹贡》开始长篇连载张国淦的《中国地方志考》。顾颉刚并为之写了按语，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蒲圻张石公先生研治地理之学，发愤忘食，盖数十年如一朝，收集方舆图籍之富，甲于旧都诸藏书家，遍求各省、府、县古今志书而读之，并辑集其佚著之散见于群籍者，以及序跋评论之属。一字之涉，咸所不遗，作《中国地方志考》数百卷，与宜都杨惺吴（守敬）先生之《历代舆地图》，可谓泰、华并峙者矣。”

除上述之外，半月刊载文中还有一些篇幅是关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诸如百濑弘撰、刘选民译的《日人研究满洲近世史之动向》、张美翊撰写的系列作品《巫来由部落志》《苏门答刺岛志》《婆罗洲志》《檀香山群岛志》《澳大利亚洲志》等；王重民的《马可波罗故居巡礼记》、王日蔚翻译的《中世纪西方史者关于维吾尔之研究》等等。同时，还专门出版了《利玛窦地图专号》和《南洋研究专号》。另外，半月刊还载有一些游记、笔记、地理书目辑录和地理论著索引、国内地理界消息、会员通讯录等，这些一方面丰富了《禹贡》刊载的内容，也有利于学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禹贡》半月刊从创刊初期发行500册到后来发行1500册，由开始时期多方求稿，到后来因稿件积压而选择刊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文章，其影响力不断扩大[35]。其所属的禹贡学会也因此发展壮大，会员到后期增至400多人，逐步形成了“禹贡学派”。顾颉刚在《禹贡》三周年纪念号中作《纪念辞》，欣慰地提到：“我们这个团体虽到今只有短短的历史，然而各方面的人才已渐渐合拢来了：起先只有数十个大学师生在图书馆里钻研旧籍，现在呢，好许多专家带了他们的实际调查到我们这里来了。”[36]应该说，《禹贡》半月刊的创办和禹贡学会的成立促成了“禹贡学派”的形成，在史学界形成了一股历史地理研究的热潮，不仅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忱。刘起纡指出《禹贡》半月刊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由《尚书·禹贡》的研究，延伸为历史地理的研究，为我国开始建立历史地理学这一门新学科，培养了整整一代的我国第一批历史地理人才；二、倡导了边疆学的研究，使国人注意到了这一严重问题，不少人继起从事此项研究，至少使人注意到研究边疆的重要性；三、提出了民族历史和民族现状的研究，这是以前所难有的，为我国今后兴起的民族研究作了先导。[37]直到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在总结顾颉刚的学术成就时，还提到了顾颉刚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的贡献[38]，这说明《禹贡》半月刊在推动我国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