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影响的优化

图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由于图所具有的直观、准确、概括等特点，使它在表现事物特征与反映人的思想方面具有其他文化表现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优势，甚至完全可以超越其他文化表现形式成为人类在认识世界与把握世界方面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工具。有关这一点，早已为我国古代的一些智者所认识，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宋代的郑樵。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一文中，提出了富有创见性意义的图学思想，并以大量的笔墨阐明了图（图谱）这种文体在人们认识事物特性及其本质方面的重要功能与作用。郑樵在《通志·图谱略·索象》中这样写道：“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向。”在这里，郑樵指出了图所具有的重要的实用性功能，那就是“功”，即可以用来解决实际性问题。郑樵又把图（图谱）的功用与治国理政、建功立业之类的重大事件紧密联系起来，认为成就事业者必须要依靠图（图谱）这种重要的工具：“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郑樵还在占有丰富的资料与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具体提出了16类需要专门配置图（图谱）的书籍：“今总天下之书，古今之学术，而条其所以为图谱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宫室、四曰器用、五曰车旗、六曰衣裳、七曰坛兆、八曰都邑、九曰城筑、十曰田里、十一曰会计、十二曰法制、十三曰班爵、十四曰古今、十五曰名物、十六曰书。凡此十六类，有书无图，不可用也。”而后一一讲明理由：“人生覆载之间，而不知天文、地理，此学者之大患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星辰之次舍，日月之来往，非图无以见天象。山川之纪，夷夏之分，非图无以见地之形。天官之书，书不可仰观。地理有志，志不可以俯察。故曰：天文地理，无图有书，不可用也。”^[21]在这些阐述中，郑樵将图（图谱）这种文体样式提到了十分之高的程度，认为“非图无以见天象”“非图无以见地之形”，这是对图（图谱）这种文体样式社会功能的高度肯定与评价，充分体现了郑樵在对于图（图谱）的社会价值认识上的真知灼见。

另如在明代章潢《图书编》等书籍中，也对图的功能价值问题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该书卷十六《天道总叙》曰：“臣旧作图谱志，谓天下之大学术者，十有六皆在图谱，无图有书不可用者，天文是其一也。”像郑樵一样，章潢在其论述中对图（图谱）的功用也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天下之大学术者，十有六皆在图谱，无图有书不可用者”。这是对图的功用所作出的极高的评价。

在中国传统图像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学术界还专门发展出了一门有关图像功能价值理论的学问——图志学。所谓图志学，就是一种专门研究如何运用“图”这种文体形式来表现事物特征，反映人类思想，描绘物体情状的学问，它重点强调了“图”这种文体形式在记录、阐释、说明历史、文学以及其他各种事物方面的独特的功能价值，赋予了“图”这种文体形式在人类文化表达与文化传播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它摆脱了长期以来中国学术传统中“重文字轻图像”的倾向，把有关文化表达与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视角引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图志学”这一学术命题的提出，始终是在图像功能与文字功能对照和比较的框架中进行的，提出这一命题的逻辑前提就是图像功能与文字功能之间的那种相对应、相比较的“互文性”关系。中国图志学倡导者杨义先生在《重绘中国文学史地图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指出：“图志学就是用图来讲文学史，把图看成是用构图、线条、色彩、情调来构成的一种没有文字的特殊的语言，一种重要的原始材料或特殊的‘文本’，来跟文献资料互相参照，形成一个新的解释系统。”^[22]他在《文学的文化学和图志学问题》一文中又指出：“图志学的提出，实际上是提供的文学的文献学之外的另外一个文学存在空间和解释空间，在文字空间与图画空间之间开拓一个相互对照阐释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系统，并且经由互文性沟通了文学史、艺术史和文明史，扩张了文学地图重绘可能的模样和范式。”^[23]在这些文字中，作者一方面精辟地指出了图志学的本质特征，那就是“把图看成是用构图、线条、色彩、情调来构成的一种没有文字的特殊的语言，一种重要的原始材料或特殊的‘文本’”，对“图”这种文体在传情表意、塑造形象方面的独特地位予以了高度的肯定，另一方面，又专门指出了图在发挥这种功能时与文字之间的那种互文性关系，那就是“跟文献资料互相参照，形成一个新的解释系统”。我国图志学学者还专门论述了有关图像与文字相结合的表达方法在文本创作中的重要性问题，认为一种高质量的文本必须做到图像与文字的完美统一。“文学史著中的图像与文字若要实现最佳的意义传达与审美效果，而不是单纯以图像点缀文字招徕读者，那么图文之间必须形成互相阐释的语境与空间，从而使文学史著内的文字与图像史料能够展开多维度的相互对话，如此则不仅图像的选择者与文字的撰写者应该最好合一，而且图像的选择、使用构想也应该与文字撰述同步，以便使图像与文字结合得紧密而且具有互动的可能性。”^[24]由此可见，我国学者在建立图志学理论时，并没有仅就图像功能而论图像功能，而是把文字功能作为一个参照系，从图像功能与文字功能相比较、相互补的“互文性”关系中来论述图像功能问题，这也正是中国图志学所具有的一个鲜明的学术特点。这种理论上承郑樵等人的图谱学说传统，下开我国现代图像学、图谱学理论风气之先，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www.xing528.com)

西方学者在有关图与图像的社会功能价值的认识上也有许多重要的理论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彼德·伯克在《图像证史》中提出的“以图证史”理论。所谓以图证史，就是指利用图像史料来研究历史的科学，其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将图像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德国思想家罗伊森已经认识到：只有当历史学家真正开始认识到视觉艺术也属于历史材料，并能有系统地运用它们，他才能更加深入地调查研究以往发生的事件，才能把他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上。在彼德·伯克《图像证史》一书中，更是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以图证史的理论思想。彼德·伯克指出，西方在图像史上曾出现过两次革命，一次是15至16世纪的印刷图像的出现，另一次是19世纪20年代的摄影技术的出现。这两次图像技术的革命都有力地推动了图像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作用。彼德·伯克在《图像证史》中还专门引用了一句库尔特·塔科尔斯基的名言：“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25]

西方社会在有关图与图像社会功能价值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思想，是“可视的意识形态”理论。经过一个多世纪图像志、图像学研究的盛况，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认知到视觉图像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他们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文化传播方式与视觉认知方式可以逐渐超越文字而成为一种新的话语表达系统，其中一种重要的形式就是图像。由于图像对于事物的直观性、整体性、延展性把握，使得图像在反映事物特征以及表现人的思想方面具有了其他认知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势。在这个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威廉·米歇尔提出的“可视的意识形态”理论。米歇尔观点的时代背景是当代社会文化已经一致认同了“图像时代”的来临、人类已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图像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思想的主要媒体方式已从“语言文字的”转型为“图像的”。作为当今世界比较活跃的现代图像学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威廉·米歇尔，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版了几部非常重要的有关视觉文化和现代图像学的理论著作，如《图像学：图像、文本、意识形态》《重塑的眼光：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相》《图像理论》，等等。米歇尔的学术观点可以说是后现代视觉图像文化的典型代表，他所关心的论题早已超越了一般性的艺术现象，而开始更为深刻和具体地讨论图像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图像转向》这篇论文中，米歇尔已经把图像的地位抬升至文化上的制高点，阐明了当代思想正在朝着“可视的意识形态”状态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趋势。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图像表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为高深精微的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26]。而且他认为观看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优于阅读，而且语言文字实际上根本无法充分阐释视觉经验，即二者在根本能力上的不平等。因此他指出，图像学重建中的关键举措应是设法超越语言艺术与视觉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使图像学“进入人类立体的基本构建之中”，使“图像的理论同意识形态话语批判地相遇”^[27]。

西方社会的这些有关图像功能与价值的理论，从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式的视角切入对图像功能与价值进行阐述，揭示了图像对于人类世界的重要意义及其本质内涵，赋予了图像理论以更多的文化学意义，对于当代人类社会的影响显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在有关图像与人类意识形态关系的方面，西方图像价值理论的贡献是极为显著的，它所提出的“图像思维”这样一种富有当代社会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特点的学术命题，致使人们可以逐渐摆脱以往总是在与文字的互补关系中讨论问题的窠臼，使人们对于自身的认知方式与文化传播方式产生了全新的理解，同时也为当代各种可视性图像文献，包括图谱文献的编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