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科学的美妙融合：房龙作品的科普价值

偶然看到一本书，《论语言在文学和科学间的转换——基于房龙作品的科普价值研究》，先是被题目所吸引，对论及房龙作品的科普价值颇感新奇；再翻版权页，好家伙，看起来学术味道如此浓郁的著作，出版一年光景竟是第3次印刷了。

又习惯性地“端详”起作者来：刘光宇，文学博士、法学硕士、经济学学士，高级经济师，瞧着够“跨界”的。浏览书之绪论，感觉作者的“口气”也挺大：本书的理论意义在于：活学活用一般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具体分析房龙的文学创作、作品特点及其读者的文学消费与接受，在广义文学的理论框架内，沿着文学功能实用说的方向，向具体的科普功能延展……。本书的实践意义在于：尝试从房龙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运用文学语言普及科学内容的经验性做法，从作品内容及形式方面，提出若干实操性建议，增益中国科普事业。

作者定位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这名荷兰裔美国籍的畅销书作家，“堪称用文学手法普及科学内容的大师级作家”，我是十分认同的，尽管似乎还没有人把房龙当作“科普作家”。世所公认，房龙主要的贡献在于普及了历史、地理和艺术等方面的知识，推动了历史的大众化。客观上看，他的作品其实也具备丰富的科普价值，但就我所见，科普界对此却一直漠然视之。《论语言在文学和科学间的转换》一书所作做专门研究，无疑开了个好头，值得关注。

在作者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无外乎人文思想、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三大主线。文学均可以忠实地记录，可以艺术地反映，可以抒情地讴歌。近代以前，文学更多地着眼于人文思想和社会生活，突出表现为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此后，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两条主线未再有革命性突破。近代以降，科学技术因其突飞猛进地发展，逐渐进入文学的视野，出现了科普文学和科幻小说。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蓄势待发到群体迸发的关键时期，科学发现日新月异，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文学只有向科学技术领域寻求突破，才能避免沉入“文学已死”的命题。这必然涉及语言在科学与文学间的转换。

事实上，公众并非不欲了解科学的奥秘与神奇，而是往往慑于科学内容的深奥和枯燥，望而却步。这中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即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简洁明快的行文语言。因此，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直接影响科学内容的普及效果。读者读起来轻松的作品，作者写起来一定很艰难。如郭沫若所言：“文艺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语言是必要的工具。你总要能够采择言语，驾驭言语，造铸言语，自由自在地把言语处理得就像雕刻家手里的软泥、画家手里的颜料一样，才能够成功。”而当文学语言邂逅科普内容的时候，房龙作品的科普价值便称得上是一座有待重新发掘的富矿。

所谓的科普作品，在我们约定俗成的观念中，往往是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旨。但是，像《宽容》《人类的故事》《人类的家园》《天堂对话》这样的房龙作品，集多学科知识于一身，在让读者获取广博知识和开阔视野的同时，还不时能够得到人文方面的熏陶和哲学上的启迪，已不能被看作是单纯的某一知识门类的读物了。

那么，它是什么？(www.xing528.com)

如今在适合一般社会公众阅读的科普类作品中，有一类常被称为“科学人文”。何谓“科学人文”？打一个也许不甚恰当的比方：就像一个人一样，科学是他的骨架，人文是他的血肉。二者合一，方为一体，也才有灵气。就此话题，我曾与前辈科普作家卞毓麟先生多次进行交流，他相信科学和人文本来就是融合的，这也正是科学之美的所在。世界缺少的不是精彩，而是发现精彩和描述精彩。正如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1895—1953）所言：“没有枯燥的科学，只有乏味的叙述。”

作家林语堂说过，“最好的建筑是这样的：我们居住其中，却感觉不到自然在哪里终了，艺术在哪里开始”。由此卞毓麟延伸开来，描述最好的科普作品和科学人文读物所欲达到的境界，也应该令人“感觉不到科学在哪里终了，人文在哪里开始”。我深以为然。

伊林的科普作品曾经深刻影响了我国一两代科普作家的创作。他眼中的科普文学，“好似米丘林用‘蒙导法’培养出来的果树，它从文学中吸取艺术性，从科学中吸取科学性。”早年翻译过多部伊林作品的教育家董纯才先生则这么评价伊林：“他能用艺术的手腕传布科学知识。他打破了文艺书和通俗科学中间的明显的界限，因此他写成的东西，都是有文学价值的通俗科学书。”

据说，伊林在创作上受到过房龙的影响。他们的作品，都惯于用形象化的故事来阐明艰涩的理论，都能够简单明白地讲述复杂现象和深奥事物。在他们的笔下，文学与科学相融，是那般的美妙。阅读他们的作品，不时有如春风拂面，倍觉清爽；又好像有汩汩甘露，于不知不觉中流入了心田。

“语言在科学与文学间的转换”，有思想活力闪现，亦有别样一番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