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周四。刚从香港回沪的管金生第一天来公司上班。
上班后,管金生就得到报告,说是交易总部在国债期货上的仓量开得有点大,并且在多空的形势判断上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也许整个春节长假离开公司时间太长、上班第一天积累的事务太多,管金生一开始并没有亲自过问此事,只是委托总裁助理、基金管理总部总经理滕伟带人先去交易总部了解327合约的自营情况。
下午5:00,滕伟带着基金管理总部副总经理焦峰等来到交易总部。按理,基金总部和交易总部是平级的部门,只是由于滕伟有一个总裁助理的名分,再加上滕伟是奉管金生之命而来,所以交易总部的总经理何忠卿只能以下级向上级汇报的身份,带着总经理助理廖春晖和吴德力,来向滕伟说明情况。也许是出于面子,也许是为了留有余地,何忠卿没有亲自出面介绍,而是由副手廖春晖将春节前后交易总部在北京和上海在327合约上开仓的情况作了介绍。
听完情况介绍,滕伟表示现在这样的仓位太重,应减仓以争取主动,即使不减仓也不能再开新仓。
大约在6:30左右,管金生从瑞金一路的公司总部来到位于静安寺百乐门的交易总部,参加了大家的讨论。在听取了大家意见后,管金生在会议上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是成立一个顾问团,帮助交易总部做进一步的决策,由管金生当团长,何忠卿、滕伟为成员;二是任命廖春晖为前线总指挥,制定操作方案。操作策略是不再开新仓,逐步平仓出局。
这是万国证券在327上第一次改变国债期货交易决策管理机制,结果是交易总部的总经理何忠卿从交易决策中出局,而何忠卿的副手、交易总部的总经理助理廖春晖被管金生任命为前线总指挥。自此,危机决策、策略方向与具体操盘开始脱节……
从何忠卿的心理分析,对此变故并非没有不快。所以次日凌晨2:00左右,当他接到一个电话向他汇报明天可能会怎么操作时,何忠卿不无牢骚地回答:“现机制已变,小廖是前线总指挥,由他做方案,如何操作,我无权决定。”
但是,在万国证券,任何人的生死予夺最终只取决于一个人——即管金生的好恶,其他任何人无从置喙。管金生的秘书曾说过:在万国证券,即使管金生的决策有什么失当之处,也没有人敢向他当面提出谏议。何忠卿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当晚会议结束后的10∶30,当得知“必须全权使用与辽国发合仓的操作室”,何忠卿还是立即与辽国发联系,并带人一起前去南京西路波特曼大酒店与辽国发的董事长高岭见面,高岭一口应允万国证券第二天全权使用合仓操作室。
不过,任何决策都会对现有利益格局产生再分配,无论是权力、资源支配、附带的潜在收益……而且万国证券和其他任何机构一样,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晚在管金生主持下有关减仓的决策,迅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并很快又通过多个渠道反馈,余波荡漾,引发了阵阵涟漪。
在16日的深夜,刚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的廖春晖,就在住处不同寻常地接待了两个不速之客,说他们已制定了一套操作方案,并已得到管金生的同意,要廖春晖17日按此操作,出了事是上面的。廖春晖有点不放心,将信将疑。来客为证实自己所言非虚就打电话给管金生,但手机关机,传呼机一直无回电。
此事尽管只有一面之词,事后也无法从当事人处得到证实,但是,这使万国证券众多员工多年来一直相信,在327事件中有一个对万国证券的阴谋存在;相信在万国证券内部有吃里扒外的内贼在作祟。
2月17日周五,开盘前何忠卿、廖春晖等一起去与辽国发在上海合仓部分的操作室。开盘后,由廖春晖坐镇指挥打压,但一天操作的结果是,当天增开空仓42万口。增加的仓位主要是交易总部席位和交易总部上海外借席位,总持空仓量达到将近130万口。
当晚,管金生召集何忠卿、滕伟、廖春晖、焦峰等开会,会上,滕伟对当天增开的42万口空仓表示不能理解,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开空仓是错误的、危险的,并提议下周一应不顾一切出逃,哪怕价格再上冲、亏损再大也要出逃。会议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会议结束后,滕伟在回家的路上又被电话通知去公司开会,出席会议的有管金生、朱敏杰(总裁助理)、龚冬海(原交易二部经理、时任经纪总部总经理)、滕伟、张磊(经纪总部副总经理)、秦曦(综合研究部经理)等。会议临时决定组织“国债期货顾问团”,由龚冬海主持,滕伟与张磊辅助。龚冬海提议18日召开一个碰头会,管金生当即表示同意。会议决定18日周六到龚冬海家开会讨论有关事宜。可对于龚冬海提出的可否授权顾问团全权处理327事宜,管金生却予以否定。
这一天的操作行为是让人很难理解的。按照期货操作的基本套路,要减仓的话,只需针对自己所开仓单反向操作,即自我平仓就行了;或者对所持仓位认输、和对手方按市价(或协议价)平仓出局;如果要锁定成本价格、对冲风险,也只需反手在相反方向上建新仓;况且在国债期货上还有一个对冲风险的操作方法,就是所谓的套期保值,即在现货市场上反向操作,开空仓就同时买现券、开多仓就同时卖现券……很难理解这一天万国证券为了减仓和平仓出局,却反而增开空仓的操作手法。研究现有资料,对此的很多解释是为了减仓要打压价格,而打压价格只能增开空仓……任何一个稍有证券期货基本概念的人都明白,这个逻辑遵循的其实是股票市场操作的思路、即单边市场的操作策略;而国债期货市场是一个双边波动,不仅朝哪一个方向波动都可能赚钱或亏钱,同时朝哪一个方向波动都可能增加或对冲风险。不知当时万国证券的决策者和操盘者为什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非要用这种不策略、不理智的操作手法来硬碰硬地和市场趋势对着干?
为此,就万国证券最后几天的操作思路和手法,笔者专门访谈了当年万国证券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的员工、诸多当年参与过国债期货一线操盘的朋友以及现在参与国债期货和商品期货的操盘手。
综合笔者访谈的所有一线操盘手的观点,都认为万国证券当时的操作思路完全撇开了基本面的分析(即保值贴补率提供的下一个月市场走势的预警),也基本放弃了期货市场双向波动提供的对冲和风险控制机制。用的是当时市场上流行的那种简单、粗暴、原始、野蛮、实力压倒一切、非理性对赌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手法,即不管什么理性分析、趋势预测和是非对错,我只用资金实力说话。如果做空,我只要能够把多方全都打爆仓,他必须要平仓,我就赢了;反过来如果做多也是这样,我的资金实力胜过空仓,我把空仓全部逼爆,他也完蛋。据万国证券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的员工回忆:“当时就传闻有人对管总讲,这个期货其实没有什么对错,就是资金实力,我们要是大单子下去把多方打爆仓,他当天强制平仓,我们就赢了。我估计管总就是受了这个蛊惑,结果就完了。”
接受访谈的一线交易员都认为,经过这么些年以后来反思,这种做法如果用在远期交割的合约品种上(比如还有2年多交割的1992年5年期国债期货合约),做短线突击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交割在即的327合约(期货合约和现券都在1995年6月底交割兑付)来说,这种做法表明万国证券对这个品种的认识太不清醒、太不理智了。
诸多接受访谈的当年交易员这样对笔者分析:在当时多头行情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市场上多头无论用什么样的价格挂出的买入多单都无从成交,因为市场上没人卖出、根本买不到。你要有理智,谁会去放那个空单?154元以上你或许可以放空单,以便自己实现部分平仓的目的,但这么做在当时的情况下风险已经很大。万国证券居然敢在148元附近的低价放空,这等于是送钱给对方啊!对这送上门来的好处,多头肯定疯抢、出来就会被人家吃掉,有多少多头就会吃多少,你这是送肉到人家嘴里,完全是自投罗网。
众多操盘手如此分析多头的操作思维:在当时多头行情已经非常明显的形势下,哪怕空头有本事暂时把价格打低,多头主力只要筹措足够资金,比如说100万资金,我只用30万开仓,我还有70万就是作为补充保证金扛跌;更何况资金永远比现券供应充足、容易筹措。我只要扛到六月份交割,你有本事交得出现券吗?且不说你的保证金是否会成问题,因为你放的空单已经远远超过了1992年3年期现券的总量了,到交割兑付的时候空头到哪儿去买现券?你的空单最终在交割兑付时还是要平的,你买现券的动作最终还会自己把价位买上去。所以说,万国证券当时的做法最终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死路一条。
这一天的决策过程也让人感觉非常奇怪。深入分析这一天的两个会议,可以清楚地看到管金生对这一天的操作结果是既矛盾又窝火的。第一个会,是管金生回到上海以后,手下第二次把一个他不得不接受的现状和结果摊在他面前。尽管滕伟表示了对这一天操作结果的不满,但管金生似乎没有想清楚该怎么处理而没有做任何结论。也许是他在会后听到了某人给他做了分析,也许是他自己突然明白这个结果无法接受,他又扩大范围,找了公司里曾研究过国债期货和327情况的另外一批人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会上,管金生第二次改变了国债期货决策管理机制,成立了第二个顾问团——即“国债期货顾问团”,上升到整个公司层面、有多部门的人员参与决策,并彻底摒弃了交易总部的成员。原来在交易二部被何忠卿替换掉的龚冬海重掌大权,只是在龚冬海“提出可否授权顾问团全权处理327事宜”时,管金生断然地给予了否定,这说明管金生对重新启用龚冬海还是有所保留的。
2月18日周六,下午2点,按照前一晚的约定,国债期货顾问团成员来到龚冬海家。会上,何忠卿无法再如16日那般躲在一边,只能面对国债期货顾问团,像是做交代一般,亲自将交易总部327合约的自营情况作了汇报,并谈了做空的理由。
顾问团当即表示,虽然基本面形势尚难预料,但交易总部仓位太重已是事实,保值贴补率、贴息因素的不确定性太大,仓位如此之重显然面临很大风险,所以必须寻求减仓以控制风险。(www.xing528.com)
会议最后拟定了解决327问题的基本方案:①请证交所责成双方协议平仓;②将与辽国发合仓操作的我方合约转让给辽国发;③由辽国发出面试探与中经开协议平仓的可能性;④在327走势平稳的情况下寻求减仓机会;⑤加强研究、舆论、联络工作,开辟第二战场,为第一战场的操作争取一个较好的氛围;⑥随机应变,制定多套背景因素下的操作策略,处变不惊,方寸不乱,从容应对,作最坏打算,做最好努力。
这次会议延续了前两天的基本决策基点,减仓减少风险。同时也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看似有辱万国证券从不认输性格的策略,即请交易所出面协调,并和中经开接触,试探认输、协议平仓的可能性。应该说,这是一个清醒、理智、妥协、止损的策略性建议,如果这么做,会略有伤脸面,但能够保全万国证券,避免更大风险。
2月19日,周日下午1:00,国债期货顾问团举行第二次讨论会,出席人员扩大到操盘人员,管金生出席会议并至结束。
会上龚冬海将18日的会议精神作了汇报。但在这次会上管金生转变了前两天的态度,认为目前只有主和派的声音,没有主战派的市场,应该允许不同的意见。为此,他出乎大家意料地提请另外一个“局外人”列席会议。几个月后在面对中央调查组的调查中,其他与会者均反映该“局外人”表达了坚持做空的观点。
但该“局外人”事后反映,她到会后首先向大家表明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发表观点,仅供参考。主要是:①价格向上打平仓;②上面压住价格下面平仓;③将价格往下打压平仓。她自认为第二点比较可行。会议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在会上,管金生表示,中央以控制通胀为第一目标,最近又将召开“两会”[1],这两个因素对通胀形势的影响不可忽视,应有信心等待在短期内治理通胀的成效体现,并认为18日拟定的方案不是最佳途径。
尽管如此,会议总体上还是强调要控制风险,不再新开空仓。并再一次明确,廖春晖为总指挥,坐镇辽国发指挥中心;吴德力负责百乐门交易总部;刘峥嵘负责在北京的分仓,并让基金部已经在北京的王书琴和陈健两人协助。
就这样,万国证券尽管多次开会决策要减仓,也讨论到和对手方妥协的建议,并有过请交易所像314那样出面做“老娘舅”来平息事端的念头,但在左右迟疑、彷徨踟蹰、不断打左灯向右转的反复犹疑、心存侥幸的过程中,在新一周交易日开始时,仍旧沿着做空的道路空档溜坡、一路滑行过去……
2月20日至2月22日期间,万国证券虽作了减仓的努力,但此时空方已陷入多方的重重包围之中,空方稍有减仓动作即遭多方上拉价位的打击。虽然在低价位作了部分平仓,但要顶住多方压力,反使空仓总持仓量进一步增加,总持空仓量已达144万口。
据反映,20日晚,顾问团要求将自己开的40万口空仓在24日前全部平仓。但有人认为:多方在下档封盘,如不计价位减仓,等于帮多方的忙;且贴息只是传闻,不一定是真;在目前多空分歧严重、持仓巨大的情况下也不一定会公布。所以直至22日,整个万国证券的减仓计划毫无进展。
其实,从2月20日起,在北商所就传出已决定贴息的消息。万国证券由何忠卿派到北京负责和辽国发在北京联手分仓做空的刘峥嵘,眼见北商所的多单成倍地增加,而万国证券的空单被动地每天都在增加,保证金的消耗越来越多。她和在北京的另两个交易员王书琴和陈健特别着急,因为三个人从不同渠道得到的信息都是一致做多。
于是她们不断地将消息转达给上海总部,说北京这边已经很难维持,但当时已经无法联系到何忠卿,上海总部没有人敢承担这份责任。在北京的三个女孩孤立无援,没有人告诉她们接下来能做些什么。当时北京的各个分仓点纷纷打来电话,让万国证券追加保证金,最后她们已经不敢再接电话了。
2月21日晚,刘峥嵘她们了解到北京华能、中经开、中国人保信托,还有很多央企机构都在追加投资,将在国债期货的近期远期所有品种上继续加多仓。在北商所的持仓空单中,万国证券和辽国发的空单占到了90%。上海这边还在传来消息,会提供3亿资金来补保证金亏空。刘峥嵘即刻电话联系上海,急于将北京这边的紧急情况告诉上海总部,并告知若再追加3亿保证金仍然会血本无归,希望能阻止继续追加投资。是因为决策体系的连续改变,还是因为何忠卿的彻底消失不见,抑或是刘峥嵘的这个电话,现在已不得而知,反正原来说好的准备追加3亿保证金,最终没有再汇到北京。
当时,她们想到一个能救万国证券在北京空仓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第二天空翻多。当时北商所的国债期货交易规则设置了涨跌停板,如果自己空翻多,把价格打成涨停板,其他的多仓就开不进来了。于是,她们也将这个方案传递到上海总部,但还是没人敢担这个责任,做这个决策。
到22日,万国证券在北京的每个分仓点,因为透支的保证金都已达数千万,连夜数不清的追要保证金的电话,让她们无法入睡。
当时,万国证券留在北京营业部的这三个女孩,真真实实地感到身心濒临崩溃,唯一能找到、可以商量的人就是辽国发派到现场的经理高山。然而,刘峥嵘无意中隐约听到高山在与辽国发总部联系,说辽国发在北京与万国证券合作的仓位亏损已经无法改变,希望辽国发总部在远期做多仓。刘峥嵘同样将此信息传递给了上海总部,依旧没有收到任何反馈。
2月22日下午,何忠卿在这个节骨眼上,以“考虑到北京情况紧急,刘峥嵘一人难以应付”为理由,临时决定连夜去北京[2],并打电话要吴德力送些钱给他,两人约好在机场会面。吴德力在电话中要何忠卿向龚冬海报告一下行踪,有点不高兴的何忠卿说:“大哥大已经没电了,请你转告吧。”于是吴德力取了钱匆匆赶往机场,路上用大哥大跟龚冬海讲了何忠卿去北京的事情,龚冬海在电话中告诉吴德力,晚上7∶00在公司开会。
当晚出席会议的有管金生、朱敏杰、龚冬海、滕伟、张磊、廖春晖、吴德力等,会议决定:①2月23日上海、北京同时平仓,哪怕有比较大的亏损也要平;②成立决策小组具体负责操作决策,由张磊任组长,组成人员有吴德力、廖春晖;③由朱敏杰负责筹措资金1个亿,应付追加保证金问题。
其实,在327事件爆发之前,真正留给管金生处理国债期货交易风险危机的时间只有7天,其中可供改变市场不利处境的交易日仅有5个。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管金生三次改变了万国证券的国债期货决策管理机制,否掉了两个顾问团,最终成立新的决策小组,却任命了一个从来没有操作过国债期货交易的人来“具体负责操作决策”。
当晚何忠卿得知中经开无意协议平仓的意向后,曾打电话给廖春晖,廖告诉他,上海的事你不用管了,体制又变了,由张磊当总指挥,并明确北京的指令由刘峥嵘下达。但是,在北京的刘峥嵘和其他两位交易员,都没有印象最后两天里在万国证券北京营业部见到过何忠卿。
也许管金生始终没有弄明白,从16日开始摊开在他面前的这个“拆烂污”的烂摊子,尽管他自己不断努力想扭转不利局面,可在几乎天天开会要减仓的决策中,空仓量为何反而从16日的87万口上升到22日的144万口?究竟是下属执行决策不力,还是自己的指挥已经不灵?或是自己已经陷入多逼空的被围歼境地?他已无从追究。他也许没有想过在7天里三次改变决策管理体制、多次改变形势判断方向以及他打左灯向右拐的决策行为会给下属操作带来什么影响。尽管基本理性告诉他,明天(23日)“哪怕有比较大的亏损也要平”,并“筹措资金1个亿,应付追加保证金问题”,但是,不服输的性格仍可能在任何时候影响他在下一步的应对方向。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当天晚上万国证券所有的部署都没预料到,同一利益阵营的辽国发,为了止损,会在第二天一开盘就下三滥地打出那个灭顶的变盘,而把心气高傲的万国证券晾在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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