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商与扬州的戏剧演出活动修正

如前所述,盐业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实力雄厚的盐商的奢侈消费,在促成扬州的经济繁荣景象的同时,引导了社会生活和消费领域中的奢靡之风,从而直接影响了扬州城的生活方式,成为包括文化在内的城市服务性行业兴起和发展的催化剂。明清时期,作为一种文化娱乐行业在城市登场、并获得伸展的扬州及其周边市镇的戏曲演出,恰好与前述扬州盐商的诸特征,尤其是盐商们穷极奢欲的消费有着紧密关系。

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盐商尤其有“贾而好儒”特征的徽州盐商尊重文人,重视子孙教育,大量收藏和刊刻书籍,购买古董等文化商品。他们为了标榜“风雅”与“高雅”,享受文化娱乐的乐趣,雇用文人学士,供养门客。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的清代文人金农寄食扬州近二十年,每年卖文所得达千两白银,但所得随即花光^〔38〕。如果没有挥金如土的商人们的需求与购买,金农每年消耗重金的生活方式是难以为继的。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扬州的经济和消费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经济魅力的强有力牵引,使得全国的优秀学者和文人纷纷聚集扬州。当时,雅俗共赏的戏剧既是商人们标榜“风雅”的一种手段,也在商人奢侈生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39〕。在考察盐商的活动与扬州戏剧发展的关系时,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文人学士大量汇集扬州这一事实。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卷二至卷六记载了清代初期至乾隆后期活跃在扬州的大批文人、学者、书法家、画家的事迹,提及的知名人物达数百名。这些知名人物的背后一定还有很多的文人和学者。被言及的文人和学者中,除了学有专长者外,精通诗词的音律、音乐,在当时上流社会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教养,亦即他们不仅理解戏曲,而且很多人甚至直接参与戏曲创作的活动中。据史料记载,文人学者经常与盐商以及盐商的家人聚会,以吟诗作赋、赏戏听曲,创作乐曲、排练剧本等为乐。著名的文学家蒋士铨进士出身,工诗、南北曲,作为盐商的门客,其主要职责为创作剧本,《香祖楼》《雪中人》《临川梦》《桂林霜》《冬青树》《空谷香》《四弦秋》《一片石》《第二碑》等都是他的重要作品。他的创作速度很快,有的剧本排练不足一日就登台演出^〔40〕。当时与蒋士铨相似的文人学者在扬州活动的还有不少。乾隆时期的盐商江春专门聘请了一些制曲名家,长期供养他们。这些文人学者们当然不仅仅为戏班的演出提供故事情节、台词与唱腔编排等,而且还粉墨登场,担当角色,参加演出。苏州书法家王式序酷爱演戏,常为海府班客串,后来在扬州盐商的各戏班里任教,尽心尽力培养梨园弟子^〔41〕。陈应如在“织造府”任下级官员的同时,兼任海府班的客串^〔42〕。文人学者参与戏曲演出活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戏曲的质量,同时也改善了演戏这一公众娱乐的社会形象。

第二,商人既为戏迷、音乐爱好者,又热心研究戏曲。乾隆时期两淮盐业巨头、徽商江春是“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特殊人物,在供养的众多门客中,他从蒋士铨等文人学者那里学到了各种知识,加深了对戏曲的感悟。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六记载,兄弟为浙江省高官的程崟,祖籍歙县,早年在扬州经商,后成为扬州盐商总商之一。他喜好音律,精通演剧,甚至江南的戏曲专家的修养也不及他,经过他指点的弟子,后来都成为著名演员,可以说他是一位精通戏剧的名师。扬州大商人程志辂喜爱戏曲,收集了十余书架各种戏曲音乐关联的工尺谱,这些曲谱对当时的戏曲演出非常珍贵。著名演员每来扬州,总要拜访他家,浏览他的丰富收藏,程家的收藏在当时可以视为一个戏剧资料中心。他的儿子也热心研究戏曲、参与排练与演出实践^〔43〕。商人的戏曲爱好和实际参与,促进了扬州戏曲演出的发展,并扩大了戏曲在城市居民娱乐生活中的影响力。

第三,扬州盐商打造了八大戏班。

乾隆年间,盐商们竞相组建专属自己的家班。徐尚志招聘很多苏州名优,组建“老徐班”。大商人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洪充实都效仿此法,招募“副末、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老旦、正旦、小旦、贴旦、打诨”等主要男女角色的演员,置办行头等等,组建自家的戏班。当时扬州皆重视昆曲,称昆曲为堂戏^〔44〕。上面所述的都是表演昆曲的戏班。但是,唯独江春组建了两个戏班,一个叫“徳音班”,专门表演昆曲,被称为“内江班”。另一个是“花部”的“春台班”,是盐商们蓄养的八个戏班中唯一表演昆曲以外戏曲的戏班,被称作“外江班”^〔45〕。(www.xing528.com)

盐商们对戏班的投资也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有关戏班的设备和道具,在史料的描述中,老徐班在演出全本《琵琶记》的“请郎花烛”一段时,用的是“红全堂”的幕景,演出“风木余恨”一段时则改用“白全堂”幕景,服饰道具极为完美华丽。在大张班表演《长生殿》的时候,使用了“黄金堂”幕景。在小张班的《十二月》演出中,仅“花神”一角的衣裳费就花费了白银一万两。而“小洪班灯戏,点三层牌楼,二十四灯,戏箱各极其盛。若今之大洪、春台两班,则聚众美而大备矣”^〔46〕。《桃花扇》的演出花费多达十六万银两之巨,而《长生殿》的演出则费银四十余万两。四川名演员魏长生入江春的“内江班”,仅一次的演出报酬就达白银千两,如果从当时普通五口之家年收入大约二三十两银来看,盐商对戏班的高投资和名演员一次演出的高收入就更为清晰。综合戏班的华丽舞台装置和演员的豪华行头、巨额演出费用等,就容易理解盐商与戏剧、演戏之间的紧密关系。

正如前面所述,建造私家园林为盐商奢侈消费的重要部分。他们追求大和新奇,在扬州城内外营造了许多私家园林。每个园林中设有休息、娱乐场所和设施。除寺庙以外,扬州演戏的场所几乎都在盐商的豪宅和他们的园林中。清代前期,江春“康山草堂”、汪懋麟“百尺酲桐阁”、马曰琯·马曰璐的“小玲珑山馆”等园林和宅邸都是非常有名的文化娱乐场所,其中均有戏台等设施。有关扬州盐商张氏“容园”,黄钧宰曾如此描述：园内有38个单独的建筑物,其风格和大小各式各样。招待客人时,园内事先预备几个戏班,只需主人、宾客呼唤,戏班立即粉墨登场。拥有如此规模和设备园林的商人,还有黄氏、程氏、鲍氏等^〔47〕。从上述史料中,我们能够推测扬州盐商的日常住居环境与戏剧有很深的关系。

在扬州盐商总商中,徽州人占很大比例。他们打造戏班的目的并不单一,中间存在政治性目的,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并非本书的主要任务。不过,盐商蓄养戏班、积极参与演戏活动另一方面是扩大社会关系网络,加强商人间的经济合作,优化商业环境的一种社交手段。此外,徽州商人蓄养戏班也与徽州的传统有关。在徽州地区原本就有通过戏剧祭祀的习俗。在宗族或势力很大的家族中,总会蓄养几个业余的“乐仆”以备祭祀之需。徽州商人把家乡的这一习俗带到扬州等经商之地,随着经济实力的増强,将“乐仆”扩展到戏班。扬州总商之一的汪石公去世后,由其妻处理内外要务,她酷爱赏戏,在家中蓄养演员,不时演戏作乐^〔48〕。由此可知,扬州盐商在保持家乡共同的习俗、文化的过程中,与汪妻一样,家内置小戏班的现象也有不少。

综上所述,在娱乐手段还比较单一的传统中国社会,成功的盐商为了在社会活动中显示自身的存在感,把演戏和戏剧当作交际手段,通过拥有名角、戏班以及与剧本创作、编排导演相关的专业人员,投入大量资金,积极推动戏曲的创作、演出活动。而且开始形成城市的新的社会风气——观看戏曲演出成为社交场合中不可缺少的方式。正是因为拥有巨额财富的盐商们的经济援助和积极参与,才在扬州城及其周边城市促成了戏曲演出以及相关的文化艺术活动的空前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