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原：拓展省立图书馆建设

陈东原虽非图书馆专业，然对于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亦深铭于胸，他以一位教育学家的眼光视图书馆为社会大学校，在整顿图书馆事务方面不遗余力，为省馆各方面的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改建馆门和馆舍

在馆舍修建方面，刚接手的省馆“仅以藏书楼及西偏旧屋数楹为基础。只有阅览室1所，大门在今馆之西，非但无以壮观瞻，亦殊狭窄不堪”。旧藩署环境幽静，自辟为省立图书馆址后，署内多处仍被其他单位所据。陈到馆后首先交涉“净园”，结果半年后省保安队等几个单位全部搬出。随即改造东门为图书馆正门，并请书法家书写“安徽省立图书馆”匾额挂出。然后将其他空屋改建两所阅览室和一所报纸入藏室。1931年，又争取教育厅拨款4000元，改建藩署大堂为二层大楼，上辟为杂志阅览室，下层为图书馆编目、采购室，西头和藏书楼连接，辟为图书借阅处。这样，藏书楼、阅览室、借书处便各有专用。此后，陈东原又报告省政府，以图书馆读者日益增多，读书需要幽静环境为由，提出将旧藩署及其附近古迹改为安庆公园，省立图书馆居中，以便吸引更多读者来利用图书馆。此报告经省府常委会通过。通过一系列改建和调整，省立图书馆内、外部便给人焕然一新之感觉。

（二）设立专门阅览室

陈东原到任时，藩署内空屋不少，但却没有一所阅览室，这有悖于近代图书馆的意识。1930年2月，他改紫微堂和江南宫分别为普通阅览室、日报阅览室，将第一进东厢房3间辟为杂志阅览室，辟敬义斋为儿童阅览室，此屋面积100多平方米，又隔出一部分作为讨论室，以便邀请读者或专门研究者讨论儿童阅读之事。1932年春，专辟新楼作为借书出纳处，从此省立图书馆便有专门的借书处。1932年夏，修建第一进楼上房屋，设为历史文化陈列室，专门陈列本省出土文物和乡贤名家著述。1933年，修建第三进房屋，东边为普通阅览室与普通书库，西边为杂志阅览室与杂志书库。这样至1934年，全馆既有专门书库，也有专门阅览室，更有古物陈列室。除此之外，还在南门外增设临江分馆，入藏书刊3万余册。经陈东原数年之经营，图书馆功能分布合理，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

（三）改组机构设置

在陈东原就任馆长之前，馆内组织机构本应按教育厅规章设置，因种种原因，未能达教育厅之要求，导致职责未分，工作效率低下，为此，教育厅多次训令胡翼谋馆长“该馆组织，规模粗善；唯馆务繁简不均，除固定日常工作外，少扩张改进之事务，应将全体职责任务，重行分配，以求工作效率之增加”。陈东原将馆长之下设立股，股之下设立课，共有总务股、编藏股、流通股、研究股四股，为使各股、各课权责分明，提高职员工作效率，他特意拟定了各股、各课的工作大纲、程序以及职员规约，这样使图书馆工作更加细化，便于管理和提高效率。

（四）馆藏经费逐年增加

藏书建设方面是图书馆重点工作之一。在1930年之前，省立图书馆每月的经费无定，购书费来源于馆租，此项经费只能收到七分之五，另有七分之二多被军队提用或者土匪劫掠，无法得到制度性的保障。陈东原就任馆长后，政局稍微稳定，政府各项政策也在落实，安徽省教育厅将馆租收归厅管，并制定省图书馆购书预算和经常费用。

根据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于1935年所著《全国省立图书馆现状之鸟瞰》一文中的统计数据，我们却可以看出，在全国33个（有些省份有2至3个）省立图书馆中，安徽省立图书馆的藏书量尽管只排在第14位，但年经费却排在第6位，而购书经费则排在第3位。这说明了原有基础并不太好的安徽省立图书馆，其发展的速度却相对较快。(www.xing528.com)

在购书经费得到制度性保障前提下，陈东原发现“该馆现有书籍，不甚适用，为普通阅读，则嫌深；为学术研究，又感缺乏。为此，陈东原统计了该馆现有之书籍，按照社会文化之需要，制定了详细的购书标准和计划，其购书标准为：“（1）新杂志希望齐全；（2）新书求其一出即有；（3）线装书逐渐添置；（4）本省文献求其充实；（5）国内著名机关出版物力求备齐；（6）添置外国书及杂志”。经过数年的购置，加上旧有之图书及杂志报章，达到十万册，与陈东原刚接任馆长时相比，藏书增长一倍有余。

（五）全面清理积压，编制藏书目录

1930年4月22日，胡适给陈东原来信，答复关于整理安徽文献之意见，提出征集史志、儒林文集、地方丛刻，个别“如胡培翚、方东树之遗集，今日皆是重价来购之书”。是年6月，陈东原从整理馆藏积压开始，重新整理。结果从各处积压书堆中，发现完整的县志13部、114册，完整的文集52部、235册，更可喜的是在东边楼上和西边楼下，发现了胡适信中所说的胡培翚和方东树之遗集《大意尊闻》和《仪卫轩诗集》，虽然两书只有23本，而不是完整的一套书，但却是这次整理旧籍的重大发现。从1931年起，除继续完备馆内读者使用的卡片目录之外，同时组织人员编制书本式目录。7月，出版《馆藏社会科学图书目录汇编》；12月，出版《馆藏儿童读物目录》。1932年初，出版《馆藏文学书目》；6月，出版《馆藏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书目》。1934年初，出版《馆藏方志目录》等6种书本书目。另外对馆藏杂志公报，分别装订、编成卡片目录。对所有单张印刷品及小册子，也皆进行登记分编入特藏，单辟档案特藏阅览室开放阅览。

（六）组织读书会，出版馆刊《学风》，提倡学术研究

为增进图书馆效用，提倡学术研究，陈东原打算成立儿童读书会和成人读书会，其中成人读书会包括教育学读书会、文学读书会、历史地理读书会、社会学读书会，在他看来，“图书馆的目的，就是在供给多数人之活用，激发多数人之进修，断不是有了图书而死板地陈列着就算尽了使命的。读书兴趣之推动，学术研究之启发，各界之联络以及充分利用，应当都是图书馆的责任”。成立读书会的理论基础即在于“教育学术化以及生活理智化”，从而达到“增加读者的兴趣，供给读书机会，帮助问题解决，促进同志联络，交换新的知识”的目的。

1931年1月1日，儿童读书会成立，其目的在于“增进儿童读书兴趣，培养自动学习能力”，平时主要由儿童阅览室管理员对儿童分别加以辅导，每星期集会一次，作读书报告或者其他各种竞赛，并由馆外聘请对于儿童教育素有研究的马轶尘、曹重堪、马宏谟、吴鼎等人为该会导师。对于在该会表现突出者，分别予以奖励，因此参加该会的儿童人数众多。

至于成人读书会，陈东原首先制定了《读书会组织简章》，规定“集合基本会员达十五人时即可成立。此种之基本会员，由本馆之邀集，或阅者之自动的请求，经馆长之许可定之”。读书会的工作主要由读书报告、问题讨论、专题研究、学术演讲等几种组成。读书会的性质包括：（1）会员的地位是平等的，大家可以自由交流读书学习心的；（2）它是自动的，人人负责，人人努力，人人读书；（3）它是进步的，日益新知，力求进步；（4）它是互动的，互助读书。在此条件下，1933年，教育学读书会成立，参加者包括中学界教员以及大学生，其活动方式多种多样，到会者颇为踊跃，研究兴趣异常浓厚。

读书会之外，又临时设立专门问题研究室，“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颁布对日问题研究纲要，令各机关各学校，切实加以研究。安徽省图书馆为唤起本省人士对日本问题之研究起见，特于1932年设立对日问题研究室，一方面尽力购置有关此项问题之书籍，另一方面搜索本馆千余份书籍杂志另辟一间对日问题研究室，并编著对日问题研究之书目，内容包括日本朝野对我之阴谋、日本概括、日本与满蒙、日本的政党、日本的侵略政策、日本之危机、日本的军事等八大类。此项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对日研究兴趣，每日来馆查考资料者，竟有四五十人之多。

为引起阅读者兴趣，增加图书馆的效率，提倡一种良好的社会学风，以便促进学术研究，陈东原出版了馆刊《学风》，宗旨在于“整理中国文化，阐发安徽文献，培养民族意识，倡导良好学风”。在他看来，新的文化创造依赖于吸收过去优秀文化，引进外来好的影响，故不得不整理中国文化；社会的构成是由于历史的积累，文献的征集不在于盲目的保存崇拜，贵在于阐发真相，表扬其伟烈，判断是非，知道成败之因果，从而使社会树立信仰，青年知道善恶；欧风东渐，海禁大开，中国深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不断侵略，为民族复兴计，必须培养民族意识；若上述三项能做好，自然能培养良好的社会学风，从而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学风》杂志刊载内容包括“研究学术、协助阅读、介绍书报、露布消息”。从1930年创刊至1937年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停刊，共出版67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推动了当时良好学风的养成，从而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