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量彩陶和黑陶，其泥质之精细，表明远在铸铜产生之前，人们对陶土的选取与加工，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些工艺措施不仅被冶铸业所继承，并且在陶瓷、制砖等手工业中也长期沿用[28]。
早在二里头时期，陶范就已采用经过筛选的细泥制成，范料内加入谷壳和草叶，范内面刷涂细泥浆，平整光滑[29]。经检测发现，二里头时期的陶范的显微结构与殷墟时期的陶范非常类似，研究显示其材料来自当地黄土，并经过淘洗，拥有较高的粉砂含量、较低的粘土含量以及大量孔隙，这意味着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工艺的基本规范和方法，在二里头时期已经形成[30]。虽然与殷墟时期相比工艺还比较粗略，淘洗不够，添加物可能也较少，显微结构中仍可见较大的颗粒。
二里冈时期制范的材料是以粘土和细砂为主，泥芯含更高的砂，泥料之中也掺杂草秸等物质[31]。尽管这些二里冈时期出土陶范的显微结构并未检测，但推测这些陶范的制作工艺沿袭了二里头时期的选土和制备方法，因为这一技术传统一直延续使用到战国时代[32]。
到殷墟时期，泥料精选的程度和淘洗的程度更高，还可能添加了石灰粒及牛粪等有机质。造型材料的选取和制备已经基本规范化，并已初步认识到可用背、面分层制作的方法来节约细料。到东周时期，侯马陶范已普遍采用精选的面料，在泥料中掺杂更多的植物质和熟料，其泥料之精细，铸造性能之优良，比之殷墟时期又有很大的提高，达到罗振玉在《古器物范图录》中所概括的“湅土之法至精”的水平。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内部资料，承何毓灵惠告。
[2]谭德睿：《中国青铜时代陶范铸造技术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第212页。
[3]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4]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
[5]张万钟：《侯马东周陶范的造型工艺》，《文物》1962年第4、5期。
[6]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简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7]R.J.Gettens，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Vol.Ⅱ，Technical Studies，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69，pp.107-114.
[8]I.C.Freestone，N.Wood and J.Rawson，Shang Dynasty Casting Moulds from North China，P.E.McGovern，M.D.Notis，and W.D.Kingery（eds），Cross Craft and Cross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Ceramics，Ceramics and CivilisationⅣ，Westerville：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 Inc.，1989，pp.253-275.
[9]a.谭德睿、黄龙：《商周青铜器陶范处理技术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
b.谭德睿等：《植物硅酸体及其在古代青铜器陶范制造中的应用》，《考古》1993年第5期。
c.谭德睿：《中国青铜时代陶范铸造技术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
[10]刘煜、岳占伟：《殷墟陶范的材料及处理工艺的初步研究》，《夏商周文明研究（六）——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50-456页。后补充数据表格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236页。
[11]a.J.B.Stoltman，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Petrographic Analysis of Ceramic Thin Sections.American Antiquity，Vol.54，No.1，1989.
b.J.B.Stoltman et al.，Ceramic Production in Shang Societies of Anyang，Asian Perspective，Vol.48，No.1，2009.
[12]岳占伟等：《殷墟陶范、陶模、泥芯的材料来源与处理》，《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13]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简史》编写组：《中国冶金简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0页。
[14]转引自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06页。(www.xing528.com)
[15]转引自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06页。
[16]刘煜、岳占伟：《殷墟陶范的材料及处理工艺的初步研究》，《夏商周文明研究（六）——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50-456页。后增加数据表格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236页。
[17]周仁、张福康、郑永圃：《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18]a.J.B.Stoltman，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Petrographic Analysis of Ceramic Thin Sections.American Antiquity，1989，Vol.54，No.1，pp.147-160.
b.J.B.Stoltman et al.，Ceramic Production in Shang Societies of Anyang，Asian Perspective，Vol.48，No.1，pp.182-203.
[19]岳占伟等：《殷墟陶范、陶模、泥芯的材料来源与处理》，《南方文物》2015年4期。原文中将bulk composition译为总体成分。
[20]James Stolman等：《商代陶器生产——殷墟、洹北商城出土陶器的岩相学分析》，《多维视域》，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1]本书所有照片，如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的资料并且有清晰图片的，在图上不标注出处。
[22]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23]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第108页。
[24]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b.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1期。
[25]谭德睿：《中国青铜时代陶范铸造技术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
[26]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27]冯富根等：《殷墟出土商代青铜觚铸造工艺的复原研究》，《考古》1982年第4期。
[28]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成书的《造砖图说》记载长州窑户制砖，泥料须经掘、运、晒、椎、舂、磨、筛、滤、踩等工序。《天工开物·陶埏》记载：“凡埏泥造砖，亦掘地验辨土色……皆以粘而不散、粉而不沙者为上。汲水滋土，人逐数牛，错趾踏成稠泥。”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171、120页。
[30]二里头陶范的检测分析工作由本人承担。
[3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339页。
[32]Siran Liu et.al，Microscopic Study of Chinese Bronze Casting Moulds from the Eastern Zhou Period，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Vol.40，2013，pp.2402-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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