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事实和价值领域的实证方法及其重要性

在笔者的另一本著作中，笔者详细阐述了规范、事实和价值的实证可能及其方法。[78]规范的实证是分析实证和逻辑实证，主要建立在语言哲学基础上；事实的实证以描述和定性作为主要方法，在行为正当性论证上运用还原的方法；价值的实证以经验、还原为发现工具，以建构为塑造手段。

在一般社会科学领域，实证方法的内核是知识论。即知识的来源途径有哪些，什么知识是有用的，什么知识是可靠的。知识论是方法论的高级阶段，是认识论、世界观、方法论的升华。在知识论的范畴内，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本体与方法都获得了统一或协调。就一门学科而言，方法关注的是具体视角下的问题发现、分析和解决，系统的方法运用导向理论的建构，从而形成关于某一领域的系统知识。传统上，关于知识论的学问被认为具有文献学或历史学的属性。金岳霖先生认为，“知识论不教人以求知的方法，也不训练学它的人如何去求知。除了在这学问范围之内有所发现外，研究它的人没有别的创作，更不至于有任何实行问题”。[79]这种将知识论与方法论相区别的主张，侧重于知识的史料价值和历史传承，具有明显的“求真”态度和非功利精神。尽管如此，知识论的形成却是方法论运用的结果，是方法论水到渠成的结果：将知识范畴限定在人类基于不同官能的“描述”，而避免对这些知识作出“评价”，本身就是一种实证的方法。

不过，知识的价值并非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是“通过语言来对抗我们智力迷惑的战争”，[80]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级形态。从实践角度，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知识，如文化模式、合法制度以及社会结构等，是贯穿在交往行为当中的理解过程、协调行为过程以及社会化过程的浓缩和积淀。如哈贝马斯所说，生活世界当中潜在的资源有一部分进入了交往行为，使得人们熟悉语境，它们构成了交往实践知识的主干。经过分析，这些知识逐渐凝聚下来，成为传统的解释模式；在社会群体的互动网络中，它们则凝固成为价值和规范；经过社会化过程，它们成为立场、资质、感觉方式以及认同。产生并维持生活世界各种成分的，是有效知识的稳定性、群体协同的稳定性，以及有能力的行为者的出现。[81]简言之，知识的意义在于认识世界，理解自身，懂得交往，学会欣赏，努力向善。

法学实证很长时间内被看作仅是规范的实证，价值和事实不被重视。规范法学派将价值排除在外，分析法学派以预设的事实为分析要素，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等虽然重视价值与事实，但却很少提出能对司法进行指导的理论和方法。功利法学派、法律经济学派虽然关注行为与价值，却较少地将其与规范相关联。这些学派往往在选择与其他学派对立的立场来发展自身的观点时，有益或无意地忽略了规范、事实和价值三者的实证关联。(www.xing528.com)

休谟认为我们不能从“事实”的语句中得出“价值”。例如，对于杀人是否正确，我们不能从“人们希望活着”这一描述性（descriptive）句子中得出“我们不应当杀人”这一规范性（normative）句子。如苏格拉底纠问式方法所显示的，杀人的理由如果正当，规范将有所不同，例如行刑或战争中杀人。对于是否应当逃税，我们同样不能从“许多人都在逃税”中得出“我也应当逃税”。同样的事实（描述性句子）可以有多种规范性解读。例如，“越来越多的人乘坐飞机，所以应当修建更多的机场”这种表述也属于试图从“事实”中得出“价值”的结论。休谟反对这种简单的推论，是因为其在价值判断上未能遵循开放的思维。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乘坐飞机，并不是“修建更多的机场”的唯一、充分条件；另一方面，“修建更多的机场”未必能够解决越来越多的人乘坐飞机的问题，并且可能产生新的问题，例如环境或资源使用等。进一步说，“事实”与“价值”的问题，是描述与评价、实然与应然、客观与主观的争论，也是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原因与结果等的逻辑实证方法之争。因此，只做忠实的“描述”，而将“评价”的权利交由读者，更是十九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在方法上的取向。

然而，将“描述”与“评价”“真理”与“价值”截然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描述和求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作者的价值判断。最重要的是，如果坚持“不从事实中推论价值”的教条，人们只能一方面对日益激烈的价值分歧束手无策，而另一方面对制定用以建构价值的规范踌躇不决。

“实证”一词，在词义的界定上有多个视角。从该词产生的本义来看，用事实证明、以经验证实是其在方法上的要求；从理论起源来看，它是在反对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中产生的，具有客观性、准确性、实用性等目的性指向；从现代主张来看，主要指以事实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为目标的社会调查、统计、回归等技术性方法。不过，任何方法都具有两面性，实证方法也不例外：一是方法自身的立场，即实证的内涵；二是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区分或对立，即实证的外延。方法的内涵不清则无法成为一种话语或主张，方法的外延模糊则会产生指证不明等问题。法律的实证，既需要标榜自身，也需要与其他方法“划清界限”。如果“实证”一词缺乏观察事物的完整理论体系和方法，而只是单纯去观察事实，不去探讨事实的维度和效度，那么它除了造就孔德所说的“博学的经验主义”，[82]并不能告诉人们有用的和确定的知识，更无法为行动提供指引；如果“实证”一词无法回答其与规范分析、文献研究在知识获得的确定性和有用性上有何优越性，就无法在既有方法所获得的知识的基础上实现知识增量。因此，在规范、事实、价值领域运用实证方法，应明确该领域现有知识的获得途径和质量，根据设定的目标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