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军令部与对华谍报机构分析

1893年海军军令部取代海军参谋部而成立，军令部长直接隶属于天皇，参与帷幄机务，由此成为海军的最高军令机关。其下属第二局负责“谍报及编纂”。1896年谍报工作等从第二局独立出来，由单独设立的“谍报课”承担谍报、翻译、编纂工作。1897年谍报课升格为第三局，专门负责外国军事、谍报、翻译及编纂事务。此后，在海军军令组织中，作战部门与情报部门明确分开，虽然第三局的名称后来有些变化，但一直独立负责收集研究情报。

甲午战争后，在甲午海战中任联合舰队司令官的伊东佑亨任海军军令部长，诸冈赖之和伊集院五郎先后任次长，安原金次任谍报课长。这些人都是所谓“中国通”，诸冈和伊集院从1885年前后就经常率舰来华进行谍报工作，安原1886年起也一直在华收集情报，可谓老牌间谍。鉴于甲午战争前及战时海军在中国谍报方面远远弱于陆军，诸冈和安原认为，“中国之事不只靠陆军参谋本部，海军也应该有海军自己独自的研究”，建议伊东强化对华谍报力量。伊东调整部内机构，“自此派遣很多海军英才或侦察其沿岸，或调查其航路，对国家贡献甚大”[15]。

1903年海军军令部废局为班，第三局改称第三班，根据新制定的职务规定，其负责的情报工作得到细化，主要有：（1）各国兵制和国防方面的事项。（2）各国海军力量和舰船状况。（3）各国陆海军在东亚的状况和动静。（4）东亚各国交通状况。（5）东亚港湾及其沿海兵要地志。（6）有关东亚的外交状况。（7）公使馆武官的报告以及各种谍报。此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兵要航路的调查研究，则归为第一班负责。在以上谍报任务中，东亚显然占有绝对比重，这与日本当时采取的“北守南进”政策密切相关。

1905年日俄战争后，海军军令部进行过多次改组，有关谍报工作，除了将“东亚”改为“各国”外，其他基本未变。1909年“中国通”伊集院五郎任部长后，还出现了专门负责中国情报的“支那谍报课”，如1912年的课长为“中国通”吉田增次郎。

1916年起，海军军令部第三班第五课承担谍报工作，由长期率舰在华从事“巡航”任务的梅田三良少佐负责领导中国情报工作[16]，富有在华谍报经验的菅沼恕人大尉便是其属下骨干。第五课的调查项目也有所扩大，不仅有各国内政、外交、财政、兵制，还包括有关各国海军的政策、舰船、兵器、机构、舰队编制、船舰装备、教育训练、战术、军纪、风纪、人员、军需、各工厂生产能力、交通运输、通信、沿岸防备、兵要地理、舰船动向、谍报等。兵要航路的调查仍归第一班负责。(www.xing528.com)

根据形势的发展，1922年起第五课承担的工作又增加了战时物资工业力量等的调查，并且明确说明调查的重点国家为英、美、俄、中，对中国的调查主要在物资方面。与此同时，有关港湾、航路、气象的兵要调查也做了调整，转归第二班第二课。

1924年，海军军令部对第三班的工作进一步分工，将对欧美的谍报工作划归第五课，将对中、苏军事调查独立出来，划归第六课负责。“这是与1923年2月28日国防方针的改订相联系而进行变更的。”[17]如前所述，改动后的国防方针将中国视为第二号“假想敌国”，强化对华谍报也是必然的。第六课的调查项目有：（1）军事，主要是海军及空军。（2）交通、运输及通信。（3）沿岸及岛屿的防备。（4）谍报方面的事项。（5）外交关系与国内状况。（6）在远东外国舰船的行动。（7）作战上所需的对内方面谍报计划。（8）战史研究与编辑。与1922年的调查项目相比，新增加的是对“空军”的调查。

1932年，第三班根据海军军令部的工作调整，直接负责：（1）情报计划。（2）情报事务各方面工作。（3）情报的综合。而第三班第六课则专门负责调查“中国及满洲军事和国情概况”，制定对华作战所需的情报宣传计划[18]。这次调整最大的变化是第六课由原来负责两国，变为仅负责中国一国。显而易见，对华谍报在军令部中具有重要地位。

1933年，“海军军令部”改称“军令部”，各“班”都改为“部”，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三班也改称第三部，其他基本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