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兵部省成立陆军参谋局时，就要求其“参与机务密谋，编辑地图政志，同时掌管谍报通报”。谍报的后期处理工作——编辑地图政志成为三大核心任务之一。1873年6月，负责陆军中央情报工作的第六局，设陆军文库专司收集日本全国兵家历史书籍并分类、出版，测绘日本全国、琉球、桦太岛地图，给战争记记注，收集日本和外国出版的兵家政志，购入书籍、地图、历史资料，印刷本局日记和应该出版的书籍等。此后，日本陆军收集的资料均分类归档于此书库。书库成为日本陆军的资料汇集与管理中心。
1874年，陆军省重新设立参谋局，专设“谍报提理”负责谍报管理工作，派往海外谍报员的报告都要提交给“谍报提理”，并且规定“凡国内各部的谍报和来自派往外国陆军将校每月或每周的报告，在派遣前皆预先确定传递方法，逐时按次报告，前后顺序不得倒错”。此规定保证了谍报报告的有序传递和汇总分类。
参谋局设第七课为文库课，“凡供陆军研究的图籍档案资料……均收藏于文库，根据局长命令进行管理”，对于所藏图书资料登记造册加以管理[1]。文库课的专设进一步提高了资料归总管理的地位和效率。
1875年，陆军卿要求参谋局每年1月底报告前一年的工作状况。报告分“外国情况报告”“文库事务报告”和“全国地理调查报告”三种。“外国情况报告”须根据驻外武官、谍报员的报告，就国外军事、政况、兵器等撰写[2]。这就意味着要对一年来的各种谍报报告加以高度概括。要完成这种年度总结报告，平时就必须对来自各种渠道的报告进行具体分类、整理、提炼。这说明参谋局平时已经注重这方面的工作。而“文库事务报告”则需要就一年来新增、新编或修订的图书资料进行汇报。将“文库事务报告”列入年度三大报告显示了军方高层对图书资料收集管理的高度重视。
1878年底，参谋本部成立，附属有地图、编纂、翻译、测量、文库五课。编纂课负责“编纂本国及有关外国政志地理、各国兵制、国内外战史等，或者根据参谋本部长的命令，特别进行某种编述”[3]。编纂课的专设显示了参谋本部对情报后期处理的重视。文库课的工作除了对图书资料登记造册外，还增加了“正确分类”。文库自此一直受参谋本部管辖，负责情报资料的分类归档保管。
新成立的参谋本部对谍报报告的管理十分重视，在《参谋本部条例》中作了更为细致的规定：谍报员的报告、地理政志报告和收集到的书刊都要在签章后上呈局长，局长阅览签章后提交部长，部长阅读后将情报报告返回原局保管，将地理政志报告和书刊归入附属各课，以待日后不断修改完善[4]。此条例明确了谍报进入参谋本部后的流程，并且对归档后的谍报资料提出了不断修改完善的要求。此后，《参谋本部条例》修改过多次，以上规定也得到进一步细化。
参谋局隶属陆军省时，所获情报是需要上呈陆军省的。参谋本部独立出来后，据《参谋本部条例》规定，隶属于参谋本部长的总务课负责向陆军省及其他省院通报所获情报，并且对通报的文件编号立册备案[5]。这种向相关机构通报的制度由此确立，并且一直延续有效。
新成立的参谋本部管西局负责中国情报。首任局长桂太郎出于“备战”中国的需要，倾力于对华谍报活动，除了派遣间谍外，还开始将精通汉语的人才集中至参谋本部，处理谍报员带回的情报，从各方面研究中国，下村修介和杉山直矢便是桂太郎选出的人才之一。下村1875年曾经跟随第一任驻华使馆武官福原大佐上任，在华期间积累了大量实地经验，归国后就职于编辑课，成为编辑《支那地志》的核心人物。杉山幼时学习汉学，通晓汉语，1878年起进入管西局，负责分析、研究、整理、编辑谍报员们从中国发回的报告，撰写年度谍报工作总结，久而久之成为参谋本部著名的中国通。在对既往报告的整理编辑过程中，只要发现遗漏等问题，他都会要求谍报员复查，甚至为了核实、补充所需资料，两度来中国北部和福建、广州侦察，1884年起任参谋本部编辑课长。在编辑课七年中，杉山完成对中国报告的编辑体系，使编辑部门真正发挥“整理归类，研究编撰”的功能。一直从事中国谍报工作的柴五郎说：“1878年至1886年，在当时海军和陆军合并在一起的参谋本部中，对中国事务方面倾注最大精力进行各种策划的人，陆军方面是山本清贤、杉山直矢，海军方面是曾根俊虎。其中杉山最为努力。”因其作用突出，当时甚至有“管西局的杉山，杉山的管西局”一说[6]。
1881年新出台的《参谋本部编纂课服务规则》对编纂课的工作进一步细化，规定了参谋本部长对编纂课工作的监督所在和编纂课长的职责，要求“编纂之文脱稿时须呈交本部长，但数量巨多而需花费数年编纂的资料，则应该在每年7月将编辑好的稿本登载于年报上供本部长一阅”；“每月末，课长熟阅课员各自编纂的稿本，开列在月报上，并且在每年7月将一周年中的编纂成果刊登出来进行报告”。此规定此后一直执行有效。(www.xing528.com)
进入80年代中期后，连续十年的对华大规模谍报工作迎来收获期，1886年，参谋本部明确规定由陆军部第二局负责研究在外将校报告。这说明谍报员发回的报告已经成为情报主要来源之一，参谋本部为此指定部门统一进行研究整理。
为了适应编辑工作发展的需要，参谋本部修改《参谋本部编纂课服务规则》，有关编纂课的职责共列20条，比过去更细致。与对外谍报直接相关的主要有：“编撰国内外政志、地志及兵制沿革志等，翻译欧美各国书籍中有关兵事的内容，或根据参谋本部长的特别命令，从事指定的编纂翻译。”“内外各国发生战争时，临时记录其状况也是此课任务所在。因此，派遣至实地视察者的报告，或驻各国公使馆武官提供的报告等可供参考的资料，均属于此课受理。”“课长每月末校阅编纂翻译好的稿本，在月报中开列，每年7月则将一年间的事项列于年报，向参谋本部长汇报。”“全部编纂翻译完的书籍，即使不是月末也要随时上呈参谋本部长。需要数年翻译的，则在提交年报时附上译好的稿本。”[7]在所获谍报资料日益丰富的基础上，根据种种需要进行翻译、编辑成为编辑课的一大职责。
同时，参谋本部在1886年5月选用大原里贤任编纂课长。大原1874年就潜入中国收集情报，作为中国南部谍报工作的领导人，在福州、汉口、上海等地活动长达十年，可以称为日军最早的中国通，是接替杉山的最佳人选。
随着甲午战争的临近，对情报的汇总、分类、编辑工作愈显重要，参谋本部1891年12月底委任对中国北方状况极为熟悉的福岛安正接替大原任编辑课长，后来因故未果，但此举足以说明军方对此工作的重视。虽是后话，但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9月，福岛还是担任过近一年的编辑课长。
1893年即甲午战争前一年，《参谋本部条例》再次修改，有关第二局的职责，除了“调查外国军事”外，还增加了“外国地理的调查和地图的编辑”。参谋本部一直重视地图的收集编辑，在此明文列出，无疑是进一步强调对地图编纂的重视。对于编辑课的职责，新条例规定为：“内外兵要地志及政志的编辑、战史编辑、外国书籍的翻译。”“兵要”和“战史编辑”都是新增加的，显示出地志的编辑方针在于突出其军事功能。
至此，作为参谋本部情报资料的后期处理部门，编辑课的基本职能完全明确固定下来。甲午战争后，参谋本部调整过多次，但编辑部门一直作为重要的机构而存在。
值得强调的是，除了编辑课这样的专职部门外，参谋本部还出现了专门处理中国情报的部门。1908年末，参谋本部实行五部二课制，单独组建负责情报的第二部后，其下属第五课负责收集、编纂内外兵要地志及兵要地图，并且以中国兵要地志为主。这意味着中国兵要地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完全专业化，更有利于相关情报的后期处理。
此外，参谋本部还有一个专司地图测量、收集、整理、编绘、印刷的部门——陆地测量部。该部长期以来一直利用欧美以及中国编印的各类中国地图和军方谍报员在中国测量获得的资料，反复编印更新中国兵要地图等，向陆军及相关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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