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军事谍报研究1868-1937：随时报知的形式和对象

随时性报知指日军中央情报机构获得情报后，随时提供给相关机关或下属部门、部队、谍报机关。因是随时性的，报知时或原封不动或加以编辑，形式不定。随时性报知的情报可分为动态性和静态性两种。

动态性情报的报知

动态性情报一般都很紧要，中央情报机构收到后，自然会迅速处理，根据需要还会原样或编辑后报知有关对象，遇有重大事件或变故时更是如此。

以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为例，参谋本部在10月12日获得来自湖北有关革命的第一份电报后，一直向海军等机关通报中国各地形势的最新谍报，仅在12—18日一周内的通报就达34次，并且基本上是收到电报后隔天就原封不动通报。通报内容分别来自汉口寺西中佐、上海本庄少佐、北京青木使馆武官、九江野中大尉、广东细野中佐、保定守永少佐、华北军司令官阿部少将等[9]。据此可见，参谋本部建立的通报制度得到了有效执行。

海军方面也是如此。海军常年派有舰队在华“警备”，每逢中国发生重大事件时更会增派军舰加强活动，这些分布于中国南北沿海和长江一带的军舰平时就以收集情报为“日课”，遇有重大事件时更为活跃，因此，海军军令部收到的船舰报告尤多，相关通报也十分频繁。例如，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来自中国各地军舰等的“清国事件通报”（均为电报）汇编达100多集[10]；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所发的编号报告“清国革命乱特报”和“清国事变通报”也为数巨大[11]。如汇编名所示，这些报告都及时通报给了陆军方面和外务省。

这种遇有重大事件随时通报的做法一直持续着。如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月，参谋本部就将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南京雨宫巽、汉口渡左近、广东宫崎繁三郎、济南石野芳男、华北军参谋长桥本群、北平松室孝良等所获情报转给军令部，同时还综合各方情报汇编成《有关西安事变》分发给海军方面、外务省及华北军、关东军等，尽量发挥所获情报的作用。

在平时，军方之间以及军方与外务省等之间也会及时互通情报。19世纪末海军省开始向海外派遣驻在员，收到他们的报告后，有关部门都是每份印刷500份，除了海军内部外，还分发给陆军省、参谋本部、陆军各师团、陆军驻外使馆武官、军事教育机构、陆地测量部、陆军军工厂、关东军、华北军、台湾军等[12]。通报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参谋本部平时的通报也很频繁，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围绕中国参战问题，日军各谍报主体全力收集情报。参谋本部仅1917年2月转抄给外务省的电报就有北京坂西大佐的“极秘”电和“特电”、上海松井中佐的“极秘”电、北京斋藤少将的“支极秘”和“支普”电、云南山县少佐的“秘”电、北京青木中将的“秘”电、汉口派遣队司令官的“中支情报”、华北军司令部的“天电”、青岛守备军参谋长的“青秘”电等。这种频繁通报在进入30年代后仍一如既往，如获得中国货币改革的情报后，参谋本部仅在1935年末转给军令部的，就有来自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广东臼田宽三、华北军参谋长桥本群、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北平辅佐官今井武夫、济南石野芳男等的密电[13]。

如前所述，参谋本部在辛亥革命期间的通报速度非常快，在平时对电文的通报也是如此。例如，参谋本部1917年2月6日23点收到坂西“特电第6号”，7日就转至外务省，2月7日9点收到松井的电报，当日就转发，2月10日7点收到青岛守备军的电报，亦为当天转达[14]。这说明，以上电文在参谋本部几乎没有停留就做了通报。进入20年代后，也基本保持这一速度。

即使是军事情报，军方与外务省之间也会根据需要互相通报。以1932年一·二八事变刚刚结束的3月至8月为例，当时形势还很紧张，日军紧盯中国军队的动向，一有十九路军等的情报就立刻互相通报，其间参谋本部转发给外务省的电文来自华北军参谋长、上海武官、汉口森冈中尉、济南中野少佐、南京大桥大尉、台湾军参谋长、南京田原中佐等。军令部转给外务省的电文则来自驻华使馆武官北冈春雄大佐、青岛藤原少佐、一遣司令官等[15]。参谋本部、军令部基本上都是收到谍报后隔天就向外务省通报。外务省当时也在全力收集同类情报，并且向军方通报。军方的及时通报，既能互补，又能促进外务省对同类情报的确认和收集。

一·二八事变后，鉴于政府各部门之间及时交换情报乃至意见方针的需要，陆军、海军、外务、内务等六省每周二定期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这种联络制度一直持续到1936年7月内阁“情报委员会”的成立。此后，六省会议取消，但陆军、海军、外务仍在周二开一次碰头会。军方参加的有陆军省调查部长、军务局军事课长、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海军省军务局长、军务局第一课长、军令部第三部长。联席会议制度保证了军政机关之间情报的及时有效交流。

静态性情报的报知

有关静态性情报，中央情报机构获得后根据需要通常是整理编辑后随时印发给相关对象。(www.xing528.com)

在陆军方面，如前所述，参谋本部一直设有专门编辑情报的部门，1875年陆军文库就刊行过《亚细亚东部坤舆略图》，并且开始编辑中国东北南部、直隶省、盛京省、浙江省等的兵要地志和地图。表24是1876年至1883年陆军每年翻译、编纂、刊行的成果。它们大多是根据基础性情报资料加工而成，刊行的目的除了陆军情报机构自己留用外，也分发给各相关平行机构、下属部队以及谍报机关使用。

19世纪，参谋本部特别注重的是对中国的基础性“普查”，在此期间编撰印制的三大地志——《支那地志》《满洲地志》《蒙古地志》，也成了日军早期对华谍报的代表作。自1873年起，陆军有计划地大规模派遣谍报员来华后，随着所获情报的不断丰富，参谋本部很早就开始组织人力编撰有关中国的基础性资料——中国地志。当初计划编辑《支那地志》16卷，其中卷1为“总论”，卷2至卷6为“本部支那”，卷7至卷16为各省分卷。在编撰《支那地志》过程中，“可以认为，派遣将校的调查报告当然得到了充分利用”。1884年1月完成初稿，“以后经过实地调查等，具有丰富经验的管西局和编辑课将官在校正工作上花费了大量时间”[16]。如长期在华收集情报的大原里贤、福岛安正等都负责过校正，所以一直到1887年11月才陆续出版分发给各部门和部队。不过，除了卷1至卷6和卷15以外，各省分卷可能因不急用，加上经费和人力有限，都未刊行。

卷15（上）为“满洲之部”，（下）为“蒙古之部”。“蒙古之部”由下村修介和留学生出身的关口长之编辑，长达200多页，后改称为《蒙古地志》。“满洲之部”近400页，参谋本部在编撰时有不少地方参考了岛弘毅的调查资料。岛弘毅1877年深入东三省长达7个月，归国后向参谋本部提交了两卷本《满洲纪行》，详细记录了东三省的政治、地理、气候、兵备等。这是继1872年池上四郎侦察东北后的一次全面调查，陆军由此获得了更确切的情报。1894年日本侵略东北时，该志更名为《满洲地志》，再度印发给各军事部门。

以上三大地志囊括了中国地理、江河湖海、气候、物产、政体、军事、宗教、风俗、贸易、工业、人口、交通、通信等基本信息，可谓了解中国的微缩版百科全书。参谋本部大量印发后，所获者可以据此迅速了解中国各地的基本状况。

参谋本部所编资料下发部门虽广，但也有针对性。如将军用资源方面的报告下发给军用后勤部门、军用工厂、陆军后勤学校，将华北、西北方面的编辑资料下发给华北军，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的编辑资料下发给台湾军，将山东方面的资料发给青岛守备军，将兵要地志资料下发给各部队。

以兵要地志资料为例，因为这种资料是指挥军队作战的重要依据，参谋本部一旦编辑而成就会发放到各师团及关东军、华北军等。以下是第七师团1898年保管的有关中国的兵要地志资料，由参谋本部1895年6月至1898年1月之间印发给各师团。它们是《直隶东北部的地势》《直隶东北部沿道图说》《五万分之一北京近旁图》《从威海卫港至济南府沿道图说》《盛京省沿道图说》《支那直隶省山海关及洋河近旁兵备图》《清国渤海近旁二万分之一图一览表》《清国北京近旁图一览表》《洋河口附近目测图》《清国渤海沿岸三省勇和练军配置图》《山海关附近目测图》《清国配兵图》《盛京省直隶省山东省近旁图》《清国直隶省北京附近图》《清国山东省威海卫附近图》《清国盛京省金州厅旅顺口》《清国渤海近旁图》《北京近旁图》。从名单可知，这些资料大多为甲午战争的战地及附近地区的兵要地图。此时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参谋本部将这些资料印发部队，应该是用于战史研究，以总结经验教训。

在七七事变前，参谋本部的这种工作更加频繁，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地图的印发。参谋本部印发中国各地地图是极其平常之事，不过，1936年6月向筑城部本部长提供的以下地图都十分具有针对性，它们是：南京近旁各城镇地图57张，分别为南京北部、南部、上方门、禄口、秣陵关、仓头、新塘、句容、仪征、六合、江宁、三岔、龙潭、土桥镇等的地图，比例为1∶25000；长江流域地图73张，比例为1∶50000；上海近旁城镇图39张，分别为老港、泥城、金沙、海门、张堰、陈家镇、龙王庙等地图；常州、苏州及江北城镇图46张，如南通、石港、张芝山、丁堰、白蒲、平潮、如皋、石庄、丹徒、宜兴、金坛、丹阳、武进等的地图[17]。这些地图或为上海、南京及其周边城镇地图，或为上海通往南京沿线各城镇的地图，筑城部此时利用它们无疑是在研究攻城方法、沿途的地形及其工事构筑的条件，为进攻上海和南京做准备。

作为静态性情报，海军方面给下属部门和部队分发得最多的是中国沿海海图、长江水文资料、航道志。海军省在成立之初就很重视情报的报知和利用，如秘史局在1873年一次就购买《支那东岸图》94份用于分发给刚刚染指中国的日舰，同年还将英文版《支那水路志》中的台湾部分翻译出来印发给侵略台湾的部队使用。1873年筑波舰、龙骧舰、春日舰来华前，海军省都及时提供了相关海图。同样，1879年海军派曾根俊虎和伊东蒙吉大尉来华侦察时，也分发了《北支那海岸图》《支那全海岸图》《福州海岸图》供其使用和核实。曾根来华后根据所获情报先后编写过《北清纪行》（1878年）、《清国各港便览》（1882年）、《清国军舰一览表》（1881年）等，海军省获得后都大量印发，仅《清国军舰一览表》一次就印制了两百份分发给相关部门[18]。至晚1885年，海军省发放的《清国各港便览》《清国沿海诸省图》《北支那纪行》《东洋灯台表》《寰瀛水路志》等已经成为海军大小船舰的必备资料。

日本海军对中国沿海和长江等水域状况的调查是一个不断扩大和细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旦在调查方面有新的结果就会印发给各部门和下属部队。作为专业调查、编辑、刊行水文资料的中央权威部门，水路部每年都会印发这类资料。如1886年新印发的中国海图有《支那吴淞江》（翻印英国海军海图）、《黑龙沿岸州》（翻印俄国海军海图）、《支那旅顺港》（翻印法国海军海图）、《支那白河》（翻印英国海军海图）[19]。这些资料印发数量很多。表32是水路部1886年新刊所有图书资料的分发情况，当然也包括以上所列中国资料。这些资料除了“告示”是定期刊物外，其他基本上都是随时编印发放的，分发对象既有海军各机构和下属部队，也有其他政府部门，分发数量之多、部门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表32　水路部新刊图书资料分发部门表（1886）

资料来源：“海軍省第十二年報”，1886年，内閣—記録材料。JACAR：A07062098300。

水路部自始至终延续了这种根据最新情报随时编印分发相关资料的做法。如1933年12月至1934年11月以海军省名义印发的中国资料有《芝罘一名烟台港及附近》《瓯江江口至温州港》《扬子江口附近》《山东省沿岸诸分图》《青岛港及附近》《南支那海水路志（第一卷、追补第1）》《辽河营口至槐子窝》《湘江水路图》《洞庭湖水路图》《威海卫港附近》《黄海、东海及附近》《上海港（第一）》《台州列岛及附近》《长塗港及附近》《杭州湾东南部》《中扬子江（汉口至宜昌）》[20]。水路部及时广泛地印发所获情报，保证了相关部门和军队及时更新旧资料，掌握最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