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及西方文明史

2．罗马帝国及其社会经济发展

（1）罗马帝国的历史发展

奥古斯都逝于公元14年8月，在位16年，由他所开启的帝国时代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公元前30年至公元283年，后期是284年至476年。

前期帝国在奥古斯都之后经历了四个王朝：克劳狄王朝（14—68）、弗拉维王朝（69—96）、安敦尼王朝（96—192）和塞维鲁王朝（193—235）。235—284年，政变多发，元首频繁更替，共更换了24位，致使政局一片混乱。王朝以元首为中心，王位由其亲属或部下继承，同一王朝中的历代元首，除血统联系外，还属于同一政治集团。四个王朝中，王权极盛、统治稳固的当推安敦尼王朝。安敦尼王朝的六位元首涅尔瓦（96—98年在位）、图拉真（98—117年在位）、哈德良（117—138年在位）、安敦尼（138—161年在位）、马可·奥里略（161—180年在位）、康茂德（180—192年在位）在位近一个世纪，把帝国的疆域扩张至极点，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有序，被称为帝国的“黄金时代”。随着192年康茂德死于宫廷政变，帝国前期的和平与安宁宣告结束。

自屋大维公元前30年建立“元首政治”起，这种政体沿用了近三百年。270年奥勒良（270—275年在位）继位之后摒弃“元首”称谓，自命为“君主和神”，所有罗马人都是他的臣民，这在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道路上又跨出了一大步。284年宫廷近卫军首领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被军队拥立为君主，他除了被尊称为“奥古斯都”之外，“君主”已经代替“元首”而成为其正式称号。他自称是“众神之父”朱庇特的儿子，权力不是得之于元老院或公民大会，而是得之于“天”。戴克里先公开仿效波斯君主，头戴王冠，穿着镶有珍珠宝石装饰的紫袍，臣下晋见时行跪拜吻袍之礼。昔日共和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机构与官职，诸如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等等，名义上还存在，但已经不发挥任何政治作用了。帝国的独裁特征在此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君主被认为是世界的统治者，万物的主人，以严格的宫廷仪式为特征的觐见包含了所有这些含义。违背君主不仅被认为是犯罪行为，而且是亵渎神灵的行为。帝国从元首制时期过渡到君主制时期。

戴克里先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为了使罗马从长期军事混战的泥潭中脱离出来，他对政治统治模式进行新的探索，将整个帝国划分为12个行政区，12个行政区上属4个大行政区，由他和三位副手分别统治，但戴克里先握有最高权力，历史上将这种统治模式称为“四帝共治制”。戴克里先通过这种方式，使整个帝国分而不割，保持统一，结束了50年来军事混乱的局面，确保了帝国领土完整，使帝国保持20余年的相对和平，奠定了晚期罗马帝国的基本政治框架。但改革是不完善的，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罗马帝国的政治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问题，只是凭借个人的权威，保证四帝共治统治模式的正常运作，王位继承制度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戴克里先希望通过恢复罗马的传统宗教和迫害基督教，来加强君主的权威，保证思想的统一，但在人们对多神教的信仰出现危机、基督教蓬勃发展的形势下，这只是凭借政治权威强制执行的一种政策，注定以失败告终。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在吸取戴克里先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完成了罗马帝国的重建，最终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

君士坦丁废除“四帝共治制”，扩充官僚机构，由皇帝亲自任命民政等高级官员。同时，他将帝国划分为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东方四大行政区，其下设行政区，再下为各行省。330年，君士坦丁把帝国首都迁到东方的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维护奴隶制度，废除2世纪时奴隶主不得任意杀死奴隶的法律，重申奴隶主有权杀死奴隶，重惩逃亡奴隶及煽动逃亡者，允许把被释奴隶及其子女重新变为奴隶，力图把隶农降到和奴隶相似的地位。他试图通过这些措施挽救日益崩溃的奴隶制。君士坦丁的功绩主要体现在对基督教所持的政策上。

公元1世纪兴起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教，屡遭罗马当局的迫害。64年，罗马城发生大火，传言为皇帝尼禄所放，尼禄却归罪于基督徒，进行全城搜捕，拉开罗马政府大规模迫害基督徒的序幕。在随后的近三个世纪里，罗马政府一直对基督徒进行全国性的大迫害，但是政治的迫害阻挡不住基督教的传播。3世纪末，基督教已经在罗马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广泛传播，不仅在东方行省，而且也在西方行省，甚至在罗马城拥有人数众多的信徒。当时在100万罗马城人口中，基督教徒约有5万人，就连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妻女都信仰基督教。面对基督教拥有很大力量的现实，迫害和取缔显然已不可能解决问题。313年，君士坦丁顺应时势，在米兰发表《米兰敕令》，规定无偿归还基督教徒的集会场所以及教会财产，允许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并存，拥有合法的地位。从此以后，帝国的统治者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政策，392年，基督教最终成为帝国国教。

337年君士坦丁死后，帝国发生了16年争夺皇位的混战，随后再也无法建立稳固的政权。到提奥多西（379—395年在位）时，曾一度恢复统一的残局，但他395年死后把帝国传给两个儿子，帝国被一分为二，即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至此，统一的罗马帝国不复存在，罗马的繁荣成为明日黄花。

分裂后的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由于奴隶制危机并不严重，经济又相对景气，社会稍显稳定。相比之下，西部地区显得危机深重，表现在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如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北非的亚哥尼斯特运动大大削弱了罗马统治的基础，使帝国不堪一击。雪上加霜的是，4世纪下半叶，来自东方世界的匈奴从里海向西突进，导致了西哥特、汪达尔等日耳曼“蛮族”的连锁西迁，一部分“蛮族”进入西罗马境内，与罗马人发生冲突，并于410年攻陷罗马城。451年，匈奴领袖阿提拉再攻罗马，罗马人无奈之下，联合“蛮族”共同御敌，从此罗马皇帝成为“蛮族”雇佣兵的傀儡。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穆路斯被“蛮族”雇佣兵首领奥多维克废黜，西罗马帝国灭亡。(www.xing528.com)

（2）帝国的社会经济

生产工具的改进、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帝国前期，由于公元前2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各地生产经验的交流和某些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工具有了明显的进步。这时，在希腊和意大利北部出现了带轮的犁，在高卢出现了割谷器。工业方面，水磨在磨粉和矿业中逐步推广，复滑车和起重装置应用于建筑工程，矿山则利用了排水器械。与此同时，意大利和行省的手工业都有了显著发展，表现在手工业门类增加、产品种类繁多、技术分工细密、各地素享盛名的传统手工业复兴等方面。意大利、伊达拉里亚、坎巴尼亚的金属工业（青铜和铁）、玻璃吹制，阿列提乌姆的制陶业，莫德纳的制灯业，都兴盛一时。庞贝城的发掘反映出当时城市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庞贝遗址中有呢绒、珠宝、石工、香料、玻璃、铁器、磨粉、面包等作坊。罗马城的手工业行业更多达八十余种。当时意大利的城市手工业生产以中小作坊为主，其中有奴隶三五人和雇工十数人，也有役使上百奴隶的大作坊（如阿列提乌姆的制陶作坊）。

前期帝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意大利的农业落后于手工业，而整个意大利的经济又落后于行省。帝国社会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为行省经济的发展。北方的高卢人一向以手工灵巧著称，自公元前5世纪起，武器、首饰、陶器、木器和造车等手工业即已达到较高水平，帝国时期更得到进一步发展。高卢南部和莱茵河沿岸各地兴起了金属、纺织、制陶和玻璃行业，产品行销中欧、不列颠和西班牙。地中海东岸和北非的一些古老城市的奢侈品工业和传统产品再度繁荣。小亚的毛毯、皮毛，腓尼基的染料、花玻璃器皿，埃及的化妆品、麻纱等盛销于罗马上层社会。采矿业和冶金业则在西欧各地兴起，西班牙的铅、锡和银矿，高卢的铁矿，不列颠的铅矿和达西亚的金矿等均兴盛一时。农业的进步也比较明显，埃及扩大了灌溉网和耕地面积，成了供应罗马粮食的谷仓，多瑙河沿岸的潘诺尼亚和米西亚省也成为罗马的新谷仓，高卢和西班牙都培植了葡萄和橄榄，高卢的葡萄酒成了意大利酒的竞争对手。爱琴海诸岛的葡萄与橄榄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得到复兴。

城市与贸易的发达　城市发达是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结果，因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帝国初期，城市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新城市纷纷兴起，旧城市富庶繁华，一度被夷为废墟的迦太基和科林斯也重获新生。一些著名的城市，如不列颠的伦丁尼姆（伦敦）、高卢的卢格敦（里昂）、多瑙河上的文多波那（维也纳）、新吉敦（贝尔格莱德）等都兴起于此时。意大利的奥斯提亚、加普亚、那不勒斯、拉文那等城市颇为繁华。罗马、亚历山大里亚一类大城市成为商品集散地和内外贸易枢纽。地中海变成了帝国的“内湖”，沿海各地之间的交往畅通无阻。海上航路、内陆河道、陆上通道和古老商道成为内外贸易的动脉，商旅往来，络绎不绝。帝国西部的高卢商人沿莱茵、多瑙、维斯杜拉河到达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地进行贸易，而帝国东部的希腊和叙利亚的商人则长途跋涉，远达印度、锡兰甚至中国进行贸易。北欧的琥珀，非洲的象牙，东方的香料、宝石和技艺高超的工艺品以及精致的纺织品，特别是中国的丝绸运销各地备受称羡。中国丝绸经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到达欧洲，极受珍视。当时的希腊和罗马人都称中国为“塞勒斯”，意即丝绸之国。

三世纪危机　“三世纪危机”是指公元2世纪末到3世纪末，罗马社会爆发的全面危机。意大利的奴隶制农庄在共和末期已比较普遍，帝国初期继续流行，但危机在2世纪已露出端倪，3世纪不断发展激化，最终导致农业萎缩、商业衰落、城市萧条、财政枯竭、政治混乱、奴隶起义此伏彼起，整个罗马社会陷于动荡之中。本来，在前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轮犁、割谷器等先进工具，但是，奴隶劳动的强制性，妨碍了先进生产工具的推广。奴隶不仅缺少劳动积极性，而且不断以怠工、破坏生产工具、逃亡，甚至武装起义等方式进行反抗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使用奴隶劳动已越来越无利可图。但是，奴隶制的长期统治，给整个罗马社会扎进了一根毒刺，这就是自由人鄙视生产劳动，把劳动看作耻辱。另一方面，奴隶主阶级及其统治机构，已经腐化不堪，寄生性越来越强。大奴隶主将大批土地围成猎场或建池养鱼，以供取乐。他们挥金如土，竞相豪华。同时，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流氓无产者人数剧增。1世纪时，罗马流氓无产者为20至30万，到3世纪已达80万人左右。他们靠社会养活，颓废堕落，不事生产，成为寄生在奴隶制社会肌体上的赘瘤。罗马的国家机器维持庞大机构，需要浩繁的开支。这些开支不仅用于对内镇压和对外用兵，而且用于支持统治集团的内讧和混战，还用于举办各种庆典娱乐活动。帝国时代为了炫耀国威和满足奴隶主阶级狂欢纵欲的需要，屡屡增加娱乐日。1世纪时，罗马全年娱乐日为66天，2世纪时增加到123天，4世纪则增至175天。在娱乐日里，演出奴隶角斗、斗兽、戏剧、海战和骑战等。各种开支多由国库支出，而财政不足，又要以捐税补充，劳动人民不胜负担的沉重捐税必然对社会经济起到破坏作用。这样，奴隶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腐朽使得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终于导致全面危机。

罗马的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农业的衰落。帝国时期，意大利和一些行省的农业是以使用大批奴隶劳动的大庄园为基础的。到3世纪，庄园已入不敷出，无利可图。其原因一是奴隶的反抗斗争使奴隶制生产难以维持；二是从2世纪起罗马帝国对外转为守势，奴隶来源减少，奴价上涨；三是农产品销售市场缩小（以意大利来说，以前奴隶制庄园把葡萄酒、橄榄油等农产品向西班牙、高卢、北非、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推销，如今这些地区生产发展起来，东方又有希腊、小亚等地产品的竞争，所以意大利产品就丧失了销路，庄园多改为牧场，农业生产日益衰败。这一过程在3世纪也扩展到非洲、高卢等地）。由于这些原因，以剥削奴隶为基础并与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大庄园，便逐渐转变为以剥削隶农为基础，具有自给自足倾向的大地产。隶农制萌芽于共和末期，扩展于1、2世纪，3世纪时盛行。隶农与奴隶有所不同，他们独立经营，占有部分收获物，有少量工具，生产有一定的积极性。但后来隶农所受剥削日重，依附性日强，原有的自由身份逐步丧失，与奴隶的境遇日趋接近，这样就造成了奴隶、隶农联合起义的前提。

手工业的衰落是与农业衰落相联系的。这方面尤以意大利为突出。共和末期到帝国初期，意大利手工业有所发展，形成了青铜、银器、铁器、陶器、砖瓦、灯和玻璃制造业，还有麻和羊毛纺织业、榨油和酿酒业等。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80%～85%是奴隶和释放奴隶，其他为少数雇工。到3世纪，因高卢等地手工业发展，意大利除他林顿的毛纺业仍能维持外，其余如玻璃、陶器、灯和金属冶铸等业，都因奴隶劳动无利可图和在市场上受到排挤而衰落下去。

农业和手工业的衰落导致商业和城市的萧条，而政府的税收和金融政策更起到加剧这一过程的作用。政府为了维持浩繁的开支，不仅征收沉重的赋税，而且发行劣质货币，饮鸩止渴，致使商业凋敝，城市没落。

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的统治，虽然缓和了3世纪危机的某些方面，但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日趋没落的奴隶制度。相反，奴隶及隶农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对立和斗争，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空前广泛、激烈的程度。337年君士坦丁死后，帝国统治集团又发生皇位争夺战，无法建立稳固的政权。提奥多西虽曾一度恢复统一，但他死后把帝国分给两个儿子，导致帝国的一分为二。至此，统一的罗马帝国不复存在，昔日罗马的繁荣景象亦一去不复返了。人民贫困，人口锐减，经济衰败，城乡萧条，政局混乱，国家分裂，这一切便是罗马帝国的末日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