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兴
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大概有五种，多与西夏有关。其中的箭伤之死，不仅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记载，而且在海原县民间也有此传说，箭伤之死比较可信。对此笔者提出一点看法，与各位专家、学者探讨。
一、成吉思汗去世于西夏之地
（一）成吉思汗去世于西夏之地史料记载
在《蒙古秘史》、《元朝秘史》、《马可·波罗游记》、《元史》均记载成吉思汗去世于西夏之地，这也是学术界公认的[1]。
蒙古人撰编的《元朝秘史》（卷十四）记载，成吉思既住过冬，欲征唐兀。从新整点军马，至狗儿年秋，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从行。“唐兀”，是当年蒙古人对西夏人的叫法；“狗儿年”，是宋理宗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这里交代一个史实，成吉思汗于1226年秋天，带着夫人也遂去征讨西夏国。1227年七月“不豫”，当时，也遂请随从的将领商议这事怎么办，有人建议反正西夏城池都在，一时半会也逃走不了，干脆回去养伤，等好了再来攻打。成吉思汗一生要强，心想如果这样回去会让西夏人笑话。也该他魂断西夏，成吉思汗派员去西夏国探听情况时，正好西夏一叫阿沙敢不的大臣讥笑，有本事你就来过招。成吉思汗听说后，表示宁死不退兵，遂挺进贺兰山，将阿沙敢不打败，并俘虏了阿沙敢不。但此后，成吉思汗的伤病一直未好，反而加重，到1227年农历七月十二（阳历8月25号）病死了，时虚岁67。
《马可·波罗游记》第67章中，这样记叙的成吉思汗的死因：成吉思汗在“进围一名哈剌图要塞之时，膝上中流失死”[2]。
在《元史》中则是这样记载成吉思汗驾崩的，“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3]。
（二）西夏“哈老徒”之地
在《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去世于征“唐兀”之地，“唐兀”，是当年蒙古人对西夏人的叫法。因此成吉思汗的去世应该在西夏境内，而不在其他地方。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哈剌图”与《元史》中记载的“哈老徒”实则是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地名，均在西夏的地方。
据《元史新编》记载成吉思汗公元1227年最后一次攻打西夏时成吉思汗负伤死在六盘山之萨里川。
在《多桑蒙古史》又记载“六盘山”在“女真（金国）、南家思（南宋）和唐兀（西夏）地面交界处”[4]。
那么这个地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从《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哈剌图”是西夏的要塞，又从《多桑蒙古史》的记载看是三国交界处。由此从“要塞”、“交界处”、“六盘山”、“哈剌图”这几个地理要素来看，只有西夏南疆萧关的“天都寨”（今海原县）的地带比较符合，在西夏、金时期，其紧临灵州、盐州，与金国的镇戎军（今固原）接壤，属于西夏国的疆域。地处中原农业区与边疆草原区过渡地带，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西塞之口”、“关中屏障”之称，是地道的古要塞。而且海原县在元代就有“海喇都”[5]这个地名，其他地方均无“海喇都”或近似蒙古语音的地名。
二、成吉思汗箭伤之死与神臂弓
（一）成吉思汗箭伤之死
成吉思汗箭伤之死的这种说法，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是十三世纪意大利商人，于1275年到达中国。其时正是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时间，与元朝有过17年的交往。其在游记第67章中，这样记叙的成吉思汗的死因：成吉思汗在“进围一名哈剌图要塞之时，膝上中流失死”。
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这一记载可知，成吉思汗在围攻西夏古要塞时，膝部不幸中了西夏兵士射来的毒箭。结果可想而知，毒箭攻心，伤势益重，一病不起。
（二）西夏神臂弓
1.西夏史料记载西夏的神臂弓
被宋人誉为“最为利器”的神臂弓，这在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六《器用》中有记载，约于神宗熙宁年间传入宋朝。向宋献神臂弓者说法不一。沈括认为是李定所献，而朱弁则认为献者为李宏。该弓的具体制作情形，据朱弁《曲洧旧闻》卷九的记载，是“以厌为身，檀为弰，铁为枪膛，铜为机，麻索系扎丝为弦”[6]。因为其射程既远且深，可以射二百四十步至三百步。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六《器用》中记载，其“能洞重扎”，因而神宗下令依样制造。据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六《神臂弓》记载，南宋高宗年间，抗金名将韩世忠所制造的“克敌弓”，就是仿照西夏神臂弓制造的。
2.出土的西夏铭文的弩机与箭头
在1993年，宁夏海原县贾埫乡马营村南有一座西夏时期的古城，被专家考证出是《宋史》中所记载的“临羌寨”。就是在这座古城里，发现了很多弩机和铁制的箭头。弩机的廓长均在11.4厘米左右。在弩机的悬刀上很多錾刻有铭文，其中一件弩机上四个字的铭文[7]（见图1），经请教西夏专家李范文先生，被确定是地道的西夏文字。而且该弩机内铁质的部件已严重锈腐，将弩机的廓、刀、牙等铜质的部件死死的连在了一起。铁杆箭头[8]（见图2），残长分别在4.9～13.6厘米之间，箭杆多已锈腐，从箭头上的痕迹看属于冷锻工艺。但青铜合金的箭头显得十分锋利，如果用在强弩上，发射出去，肯定“能洞重扎”，并能见血封喉。
图1 宁夏海原县西夏古城遗址出土的西夏铭文的弩机
图2 宁夏海原县西夏古城遗址出土的西夏铜、铁箭头
海原出土的西夏铭文的弩机与铁杆箭头，与史料中记载的西夏神臂弓的“铁为枪膛，铜为机”的构造，完全吻合。也与《宋会要辑稿》载，在甘肃榆中龛谷城西夏的“御庄”，“弓箭、铁杆极多”，因此可以肯定，带有西夏铭文的弩机，铁杆箭头，就是西夏神臂弓上的最重要的部件。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第67章记载：成吉思汗在“进围一名哈剌图要塞之时，膝上中流失死”[9]。“天都寨”蒙古语为“哈剌图”（海喇都），很巧的是海原县城的名字也叫“海喇都”[10]。当地也传说成吉思汗在1227年攻西夏天都寨（在今宁夏海原县）的城池时，被西夏将领用带毒的箭头射中而亡。后来这支西夏的铁箭头被蒙古皇帝忽必烈确定为“苏勒锭”（即成吉思汗灵魂附着物之一）被保存了下来。至清代，元代（北元）最后一个皇帝林丹汗，也是最后一个保存“成吉思汗苏勒锭”的皇帝。在清军的重兵压力之下，率众从察哈尔土篾本土西迁至青海，途经“海喇都”（今宁夏海原县城），将“苏勒锭”藏匿到“海喇都”附近的蒙古堡庙内。不料林丹汗在青海西拉他拉因病去世，“苏勒锭”的藏匿处，又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谜”。
三、西夏取首制胜的尚武精神
西夏人体魄强健，《夏圣根赞歌》称赞党项部民：“秀士高，十尺身；马健壮，五彩镫。”[11]其人“面多黧黑，善骑射，有长身至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质直而尚义，平居相与，虽异性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予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百斛之粟，数千百缗之钱，可一语而致具也。岁时往来，以相劳问。少长相坐，以齿不以爵。献寿拜舞，上下之情怡然相欢。醉即相与道其乡邻亲戚，各相持涕泣以为常”[12]。可见党项人品格表里如一，健美的体魄和内在的优良品质和谐统一。这是一个重然诺、讲义气、富有自尊心和同情心的民族，一个质朴、纯厚、诚挚的民族。(www.xing528.com)
正因为西夏人以诚待人，如果一旦被欺骗，受人愚弄，心中的愤恨之情难以抑制，往往转化为激烈的复仇行为：“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13]《西夏纪事本末》对党项的复仇行为描述得相当具体。
喜报仇，有丧则不伐人，负甲叶于背识之。仇解用鸡、猪、犬血和酒贮于骷髅中饮之，乃誓曰：“若复仇，谷麦不收。”有力不能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趋仇家纵火，焚其庐舍，俗曰“敌女兵不祥”，辄避去。
这种原始的复仇心理，培植了党项民族的尚武能力，善于骑射的战斗精神。这种尚武精神，即使在崇尚武力的其他北方民族中也受到称赞。辽人称西夏“民俗勇悍”，金人称西夏“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元人称西夏“其民沉鸷尚勇”。西夏自己对这种尚武的传统也颇多赞美，有本民族的谣谚为证：
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
与明相伴不回暗，与强相伴不会弱。
张弓无力莫放箭，说话不巧莫张口。
人有智不迷俗处，箭有功敢入深山，
心怯也别爬下，箭尽也别投降。
肠淌缠裹腰际，腹穿用草塞填。
美人穿上皮袄，也不会变丑；
勇士坐在人后，也不会变弱。
西夏人的这种尚武喜斗的文化心理与民族习惯的形成，是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所处的历史环境分不开的。他们的游牧与农业结合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培育出强悍的民族性格。而其时中国正处于局部统一的局面，各族间战争频仍，周围其他民族如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以及稍后的蒙古，其势力都比党项强盛，都先后对党项构成威胁，党项人为了自身的发展，为了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了抵御邻国的侵凌，他们同仇敌忾，形成了一种强悍的民族尚武精神。这种尚武精神是他们的立国之本。西夏建立国家之处，曾在其卓越的军事首领李元昊的统领下，完善了兵制，改良了装备，建立了一整套的军事制度和作战方略。在与宋人和辽人的作战中，一再获胜。当然，在西夏中后期，统治者在提倡文治的同时，相对地削弱了武备，使党项族原有的尚武精神也受到削弱，民风不振，国力疲软，最后在蒙古骑兵多次轮番进攻下，虽经顽强的抵抗，终于社稷倾覆，国家破灭。
四、结论
从西夏民族崇尚的“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之尚武精神和所持有的当时最著名的“神臂弓”，以及近些年在海喇都（今海原县）附近的遗址出土西夏弩机和箭头来看，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所述成吉思汗“进围一名哈剌图要塞之时，膝上中流失死”是很切合实际的。
（本文发表于2009年6月24日《收藏快报》第1版；2010年《西夏研究》第1期。作者单位系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地方志办公室）
【注释】
[1]陈育宁：《成吉思汗的葬地和陵园》，《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2]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237页。陈育宁：《成吉思汗的葬地和陵园》，《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3]《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4月第1版，第25页。
[4]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第162页
[5]（清）杨金庚总纂，刘华点校：《光绪海城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20页。
[6]李蔚：《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36页。
[7]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62页。
[8]景永时主编，崔红芬、文志勇译，（俄）Aoлo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著《西夏物质文化》，民族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147页。
[9]冯承钧译：《马马可波罗行纪》，第237页。陈育宁文：《成吉思汗的葬地和陵园》，《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10]（清）杨金庚总纂，刘华点校：《光绪海城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20页。
[11]（日）西田龙雄：《西夏〈月月乐诗〉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25号，1986年，第20页。
[12]《青阳集》卷二。
[13]《宋史》卷264，《宋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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