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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全球历史的产物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的产物[1]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过去70周年了。显然,人类历史的这一巨变与十月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认为,十月革命不只是俄国一国的事件,更主要是世界的事件。它是整个世界历史孕育的产物,又给予世界历史以宝贵的奉献。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考察十月革命是怎样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孕育中发生的。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以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为前提的。

十月革命:全球历史的产物

十月革命世界历史的产物[1]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过去70周年了。7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不过弹指一挥间。但是,人类社会却开始了一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变革,与之相联的是整个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显然,人类历史的这一巨变与十月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们认为,十月革命不只是俄国一国的事件,更主要是世界的事件。它是整个世界历史孕育的产物,又给予世界历史以宝贵的奉献。对它的发生和影响应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这样才能看清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对它的意义作出正确估计。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考察十月革命是怎样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孕育中发生的。

一、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新阶段

“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世界历史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不同人群、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分散孤立的发展,到彼此联系、互相依存的整体性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包括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是指由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所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及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横向发展是指与生产力不断提高相适应的社会分工与交换、交往的发展,各民族、各地区闭塞状态的打破,彼此间由隔绝而联系以及这一联系的日益紧密与扩大。人类历史正是在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及其相互作用中,逐步形成为世界历史并构成当代世界。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以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为前提的。人类在原始社会时代,各个民族和部落处于封闭状态。直到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人类历史基本上是各地区、各民族彼此闭塞、隔绝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十五十六世纪开始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16至18世纪,西欧封建关系逐步解体,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得到广泛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国家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欧洲北美一些国家,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或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改革,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世界市场的日益扩大,工场手工业生产不能满足对工业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因而产生了革新生产技术的必要性。从18世纪中叶开始,首先在英国,继而在法、德、美、俄等国发生了工业革命,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工业革命大大推进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联系日益加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除英国外,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已建立了大工业,经济也获得了迅速发展,但各国国内占优势的仍然是农业。因此,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大的工业中心——英国”[4]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大工业中心的崛起,使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世界货币和世界资本乃至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最后完备起来,并使垄断对世界的统治得以建立。这个时期,除英国外,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都异常迅速。1896—1913年,法国工业产量每年增长2.4%,生产率提高1.9%,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1.8%。其中,以电力、冶金化学、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最快,年增长速度在4.5%—8.9%之间[5]。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居于领先地位的美国,1894年其工业生产已从世界第四位跃为世界第一。1860—1900年,美国工厂数增加3倍,工人人数增加4倍,制造业的产值增加7倍,工业投资增加9倍[6]德国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地位仅次于美国。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多,居世界第二位。在新兴工业部门中,如化学、电力方面,德国更是后来居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酸、碱等基本化工产品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俄国,尽管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比重大,但工业的发展还是令人瞩目。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工业中使用机器已颇为普遍,在俄国南部已有了现代化的采矿业和冶金业,铁路建设的成就更为突出。1905年,俄国有铁路52 500俄里,1908年铁路收入为16 900万金卢布,1912年达44 900万金卢布。进出口贸易迅速增加,1906年贸易额为189 600万金卢布,1913年达291 300万金卢布[7]。俄国已是欧州第四大工业国。各国经济的发展、工业的飞跃,使整个世界的经济突飞猛进。1860—1913年世界工业生产增加7倍[8],1870—1900年,世界钢产量增长50多倍,从52万吨猛增为2 830万吨,世界铁路线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由21万公里增为79万公里,到1913年更增到110多万公里。汽车由19世纪90年代各国生产的几千辆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50万辆以上。到19世纪末铁制轮船船舶总吨位的80%[9],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商品生产的丰富,现代化交通运输和通讯设备的完善,使世界市场空前扩大,世界贸易空前活跃。1851年世界贸易额为64 100万英镑,1880年达302 400万英镑,1900年更增为402 500万英镑[10]。至此,一个以工业产品占主导的世界市场形成了。

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给生产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垄断的产生就是其突出的反映。除了工业垄断外,银行业的垄断也开始出现。在德国,直接和间接、全部和局部加入“德意志银行”集团的共有87家银行,这个集团支配的资本共有二三十亿马克。银行已由普通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资本主义已从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为金融资本主义。

由于垄断和金融寡头的出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大量过剩资本,使资本输出迅速增加。1914年,英国输出的资本为40亿英镑,占其国民财富的1/4。法国为450亿法郎,占其国民财富的1/6。德国为220—250亿马克,占其国民财富的1/15[11]。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同时,国际垄断组织也开始出现。它在19世纪80年代只是零星的,1897年,各种国际卡特尔发展到40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卡特尔已多达114个。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已将世界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最终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国际化,广大亚、非、拉国家原有的经济结构遭到破坏,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它们成为宗主国的附庸。至此,世界性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城乡分离最后形成,英、法、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国,亚、非、拉美广大国家则成为农业和原料的生产和出口国,世界形成由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在物质上是以铁路、轮船、电报、电话为基础的,在经济上是以金融密网为经纬的,它们把世界各部分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少数帝国主义大国在这个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它们或者占有殖民地,或者用金融资本千丝万缕地紧紧缠住其他国家。各国都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都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密网所缠绕。这个体系使世界各部分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牵一发而动全身。

由此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已经形成为一个整体。从此,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进入一个新阶段。世界上的重大事件只有放在这个整体中考察,才能看清它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它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二、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危机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第一,它消灭了民族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整个世界在经济上连成一个整体,科学技术和人类的活动都突破了狭隘的地域范围而成为世界性的,这就为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场所。第二,它使经济关系国际化,形成全世界的共同经济关系,各国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有了紧密的联系,这就为建立更高级的世界经济体系(统一的共产主义经济体系)准备了物质前提。

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不是通过平等合作而是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和奴役下实现的,它建立在资本对劳动、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对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因此,它包含着劳动与资本、殖民地与宗主国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而帝国主义垄断统治使这些矛盾大大尖锐激化。

劳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主要矛盾之一。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想尽一切办法来残酷剥削和掠夺本国的广大劳动群众,这种剥削和掠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一是雇佣大批的女工和童工。1839年,英国42万棉纺工人中19.3万为18岁以下的童工,13万为女工[12],1906年法国工人人数近261万人,而女工占了68%[13]。吸收大批女工和童工,只需付给极低廉的工资,而且还可以压低成年男工的工资,从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其二是工时长,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恶劣。19世纪上半叶,工作日一般长达14小时,甚至16—18小时,以后经过工人的斗争,工时有所缩短,但仍在10小时以上。工时长,加上机器运转快,工人的劳动强度很大,使工人过早地衰老或丧失劳动力,待他们脊椎歪斜,四肢被佝偻病弄弯或因工伤事故致残时,就被一脚踢出工厂大门。

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使得工人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日盛一日。1900年、1907年、1913年几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更加剧了劳资矛盾。每次危机时,工人都大批失业,在业工人的工资大幅度下降。1900—1904年,英国有近300万工人降低了工资,美国纺织工业中的工资降低10%,钢铁托拉斯企业中的工资降低10%—20%[14],俄国工人的工资下降更多。而且,20世纪的危机与19世纪的危机还有所不同,由于它是在垄断占统治的条件下出现的,范围更为广泛,危机更为深刻,更具有破坏力,因而更难摆脱。此外,还有一种新的情况,即19世纪的大多数经济周期中,危机的萧条阶段工资的降低在某种程度上靠日用品价格的降低得到抵补,而20世纪的各次危机和紧接着的萧条时期则呈现另一种情况:在失业增长和名义工资降低的条件下,生活费用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出现普遍上涨的趋势,使人民群众遭受的打击特别沉重。因此,每次危机都是使劳资矛盾更加尖锐化的起点。

由于20世纪的危机周期比19世纪缩短了,所以劳资矛盾的激化更为频繁。这使欧洲的工人运动出现了一种新局面:工人的罢工斗争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工人阶级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蓬勃发展起来了。工人斗争的组织性与群众性大大加强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城市人口大爆炸:1873年英国城市人口超过10万的有19个。其中伦敦人口达300多万,曼彻斯特75万多,默西赛德、格拉斯哥伯明翰都超过50万,泰恩赛德、利兹、设菲尔德爱丁堡的人口超过25万[15]。1900年,世界几大城市的人口全部上了百万大关:纽约343.7万,伦敦658.1万[16]巴黎271.4万(1901年的数字),柏林204万(1905年的数字)[17],东京160万,莫斯科100万[18]。随之而来的是工人的集中程度更高,工人斗争的力量更加强大。

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所无法克服的又一个主要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新高潮的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矛盾大大激化。这时,帝国主义各国通过激烈的斗争最后瓜分了非洲,并对中国、拉丁美洲、近东和中东加紧了殖民压迫。

帝国主义的殖民浪潮对亚非拉各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许多国家的经济受到外资的压抑,同时,民族资本主义也得到了某些发展,如从19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初,印度的棉纺厂从58个上升为191个,工人人数从3.95万发展到15.64万,纺锭数从140.78万枚增为494.23万枚,纺机数则从1.33万台上升到4.05万台[19]。到20世纪初,印度还成立了著名的塔塔钢铁公司。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加上1900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使殖民地半殖民人民与外资的矛盾更加尖锐,工人阶级队伍扩大。这一切使反帝爱国斗争的群众基础更加雄厚。

帝国主义列强在联合起来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同时,加剧了对殖民地的争夺。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达到剑拨弩张、一触即发的程度。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美国的扩张野心大为膨胀,首先向西班牙口中夺食。地处东亚一隅的日本也登场角逐,拼力挤上前台。德国更是磨刀霍霍,觊觎着整个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斗争已突破地区范围而形成全球规模,其中以英德矛盾占居主要地位,牵动着世界全局。

为了解决实力与殖民地占有极不相称的矛盾,德国提出向世界进行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界政策”,向其他殖民主义国家要求日光下的地盘。1899年,发生了争夺南非的英布战争,1905—1906年和1911年法德为侵占摩洛哥而发生两次摩洛哥危机,此外还有波斯尼亚危机、意土战争、巴尔干战争。整个欧洲上空战云密布,各国都在疯狂地扩军备战,两大军事集团逐渐形成,大战迫在眉睫。

在20世纪初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了以邻为壑的对策,对外倾销极为盛行。如德国采矿冶金垄断组织设立了专门机构和基金来进行对外倾销。这种对外倾销,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也不时出现过,但那时通常只在卡特尔联合组织临时建立或在国家给予输出奖励的情况下才实行。就对外倾销的本质而言,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一种现象,是垄断资本主义竞争和争夺市场的一种形式。它的重要目的是在世界市场上打倒竞争者,夺取和垄断国外市场,为在国外市场上按垄断高价销售商品扫清道路。对外倾销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00—1902年,德国垄断组织通过加强输出,限制输入,使黑色金属的净出口(输出减输入)增加3.5倍,使黑色冶金业比其他部门都较早地度过了危机。而受德国这种贸易扩张之害的其他国家的情况却在恶化,这首先是英国,因为德国是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1900—1904年英国黑色金属的生产和出口大大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而进口则增加62%[20],这就是英国黑色冶金业危机拖长和德国黑色冶金业危机迅速被克服的主要原因。这种转嫁危机的做法当然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几百年来对世界的扩张和统治发展到它的顶峰,在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形成和垄断建立了对世界的绝对统治的同时,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质,并酿成一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这时,各种政治力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组合起来,以帝国主义为一方和以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为另一方的世界政治格局得以出现。帝国主义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要求。工人运动在空前广阔的规模上获得巨大发展,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1903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成立、列宁主义的诞生和俄国1905年革命,标志着欧洲无产阶级已由长期和平斗争转向直接进行革命冲击。亚、非、拉很多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广大人民的近代民族意识日益加强。亚洲一系列国家先后发生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运动,标志着亚洲的觉醒。欧洲工人运动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正在联合起来准备向国际资产阶级发动冲击。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已将实现一场伟大变革的任务摆到世界人民面前。

三、十月革命成为世界历史伟大转折的开端

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方面它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对人类文明是一次大浩劫,另一方面它又使人类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加速了世界历史大转折的到来。

第一,战争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加剧了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大战首先打乱了帝国主义的统治秩序,削弱了大多数参战的帝国主义国家。各国都把大量劳动力抽调上了前线,如俄国动员入伍的人数占其人口的11%,英国为10.8%,德国为19.7%[21],法国最多,达800万,占其人口的20.5%[22]。这些抽调的强劳动力很多死于战场,造成战后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同时,各国把国民收入的相当大部分用于战争开支,英国花掉70亿英镑,此外还有约30亿英镑的战争抚恤费[23],俄国仅从宣战到9月26日的临时支出就达141 400万卢布(包括4亿战争动员费)[24]。战争给各国财政带来了困难。由于这种种原因,战争爆发后交战双方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趋势。英国一些最重要工业部门的生产都猛烈下降,整个工业生产(不包括建筑业)同1913年比,1917年降低15%,1918年降低19%。德国工业生产的下降更为严重。1917年只稍多于1913年总产量的3/5。法国是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工业下降尤其严重。1917年生铁战时最高产量不到1913年产量的30%,战时最高的钢产量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40%[25],这种经济衰退持续到战后。尽管另一些国家如美国、日本的经济出现了高涨,然而从总体上看,部分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弥补不了欧洲交战国在经济上的衰退。这种经济衰退扩大了在战争中日益成熟的革命危机的经济基础。

第二,战争加速了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的转变,为社会主义作好了物质准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种形式已在少数部门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形式得到很大发展,其突出表现是各交战国都成立了一系列机构来管理、调节、干预国民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生产的社会化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所有工业部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这些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就可能一举而成。同时,由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设立了一些统计和监督的机关,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可以利用它们来组织社会生产和进行统计和监督。

第三,战争激化了各种矛盾,造成了欧洲的革命形势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前提。战争前夕,欧洲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政治危机,垄断资本家力图通过战争来转移人民的视线。战争爆发初期,各国出现了暂时的“国内和平”。但随着战争的况日持久和各种危机的爆发,人民群众逐渐认清了战争的真正性质。志愿入伍的人越来越少,从1915年起,人民反战运动走向高潮。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会内部都出现了反对派,甚至出现了反战的左派。到战争进行至尾声时,这种反战运动已发展为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浪潮了,而在被战争卷进世界政治漩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一场新的民族觉醒正在兴起。

从上述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从总体上看,欧洲出现了革命形势,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熟到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取代了。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看,欧洲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具备,但革命能否爆发和胜利决定于革命的主观条件是否成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造成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条件是很不平衡的,多数国家还未形成革命的主观力量,因此,从一个一个国家看,不是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提上日程,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只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首先突破。这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所揭示的逻辑。由于欧洲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大战激发的革命形势到来时还没有一个能够领导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未能形成一支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因而历史的发展把俄国推到了前台,让它充当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带头人。

俄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比西欧主要国家晚,但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在几十年内走过了西欧一些国家用几个世纪走过的路程。俄国工人人数不占多数,但高度集中,资本也很集中。随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出现了垄断组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垄断组织已经分布在各个工业部门,控制着几十种主要产品的生产。银行资本也大大集中,12家银行控制着全国银行资本的80%。但是,到20世纪,俄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农奴制残余,阻碍着俄国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还是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全国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从事农业的达76%,从事工业的只有10%,1913年,俄国的工业总产量只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2.7%,等于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法国的40%[26]。由于经济落后,俄国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要是法国和英国资本)输出的场所,外资大量流入采矿、铁路、冶金、机器制造和银行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操纵着俄国的工业和金融。

上述经济政治状况,决定了革命前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列宁指出:“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27]它既有同于西欧国家之处(资本主义,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又不完全同于西欧国家(资本主义不是高度发展,还存在农奴制残余);它既有同于东方国家的地方(严重的封建残余,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民多数是文盲),又与东方国家有很大不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政治的这种特点,使俄国成为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中心,各种矛盾的焦点。既有垄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大俄罗斯民族同各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又有人民大众同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残余的矛盾,俄国帝国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错综复杂的矛盾,极为有利于革命主观力量的形成。俄国无产阶级身受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有很强的革命性,它集中的程度高,组织性和战斗力很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对它的危害较小。这些使俄国工人运动在20世纪初已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前列。它还拥有广大农民和被压迫民族作为同盟军。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纳入一种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从而建立起工农联盟。更重要的是,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斗争中制定了符合俄国实际的方针政策,善于组织群众的革命队伍,巧妙地把争取和平、民主、土地、面包和民族解放的各种运动汇合起来,成为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布尔什维克党在军队中进行了大量工作,使士兵思想日益革命化,士兵的反战行动与工农运动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形成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

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交通运输混乱不堪,整个俄国国内燃料、原料、机器和设备奇缺,国家财政濒于破产,饥荒严重,俄国已濒临经济彻底瓦解和毁灭的绝境。俄国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严重、更深刻。(www.xing528.com)

这时的国际环境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极为有利。俄国地处东欧北亚,北边是北冰洋,是天然屏障,南面相邻的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那里的人民是同情俄国革命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只能来自东西两方,东边的日本威胁较小,主要危险在西边。西欧有力量镇压俄国革命的是德、英、法三国,但帝国主义大战正酣,英法与德奥正忙于互相厮杀,死伤数百万军队,元气大伤,双方都顾不上对付俄国革命,这使俄国革命减少了国际上的敌人。同时,西方工人运动和反战运动正日益高涨,东方民族解放斗争方兴未艾,革命危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发展成熟,这使俄国革命在国际上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同盟者。

俄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便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突破。布尔什维克党紧紧抓住有利的革命时机,成功地组织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决战,终于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历史开始了一场伟大的转折。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哪里爆发并取得胜利,不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而是取决于哪里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取决于有没有革命的主观力量,取决于有没有有利的革命形势。这一切归结为是否形成了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阶级力量对比。正是俄国历史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使俄国这个经济落后、无产阶级只占人口少数的国家最先具备了这些条件,并被推上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位置,成为一场伟大转折的带头人。历史的特殊条件使俄国无产阶级首先夺取政权,形成俄国革命的特色。它的出现,是世界历史所孕育的,也是世界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结果。

【注释】

[1]本章系李植枬与胡才珍合写。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0页。

[5]理查德·凯基尔:《现代法国的资本主义及其状况》,剑桥1981年版,第26页。

[6]斯塔夫里亚诺斯:《1500年以来的世界——全球史》,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1年版,第407页。

[7]迪米特里·莫雷希尔德特:《1917年的俄国革命》,牛津1971年版,第56页。

[8]斯塔夫里亚诺斯:《1500年以来的世界——全球史》,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1年版,第407页。

[9]樊亢主编:《资本主义兴衰史》,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

[10]斯塔夫里亚诺斯:《1500年以来的世界——全球史》,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1年版,第407页。

[11]斯塔夫里亚诺斯:《1500年以来的世界——全球史》,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1年版,第239页。

[12]波斯坦、科尔曼、彼得·马赛厄斯:《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第1册,剑桥1978年版,第123页。

[13]波斯坦、科尔曼、彼得·马赛厄斯:《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第1册,剑桥1978年版,第308页。

[14]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1页。

[15]布莱恩·墨菲:《1740—1970年英国经济史》,伦敦1973年版,第659页。

[16]斯塔夫里亚诺斯:《1500年以来的世界——全球史》,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1年版,第420页。

[17]克里斯·库克:《1848——1918年欧洲政治事件》,纽约1978年版,第217~218页。

[18]斯塔夫里亚诺斯:《1500年以来的世界——全球史》,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1年版,第227页。

[19]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5页。

[20]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8~19页。

[21]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361页。

[22]乔治斯·杜普埃克斯:《法国社会1789—1970年》,梅修因联合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202页。

[23]劳合·乔治:《和会回忆录》第1卷,纽黑文1939年版,第309页。

[24]马丁·麦亨利:《帝俄时代的十月党人到布尔什维克1905—1917年》,爱德华·阿诺德公司1984年版,第158页。

[25]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300页。

[26]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8页。

[27]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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