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结果

中国古代玻璃和古代丝绸之路——2004年乌鲁木齐北方古玻璃研讨会主题报告

干福熹^1，2

（1．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201800；

2．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关于中国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古代玻璃遗物的形制、纹饰、质地、化学成分和结构的研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已报道有500多处发掘和出土了古代玻璃，对300多个出土古代玻璃样品作了化学成分分析（不包括收藏品），这些在文献［1］已作了综合介绍和分析。但是，对中国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出土的古代玻璃的起源和来源问题尚需继续分析和探讨。古代西亚和埃及制造玻璃的历史要比中国早得多，它们对中国古代玻璃的制造历史的影响是显然存在的，而中国在不同时期的玻璃物品和制造技术对周围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也是明显的。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虽然首次由李希霍芬（Ferdinard von Richthofen）于19世纪末提出，是作为中国经西域与欧洲的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的统称。因为丝绸首产于中国，公认有5 000多年的历史。公元前4世纪拉丁作家克泰夏（Ctesias）已有文字记载丝绸传至欧洲。“丝绸之路”实际上是沟通欧亚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的一条大动脉的代名词［2］。中国是“丝绸之路”在亚洲的中心，但不是终点，由此还继续向周边地区，如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传播。“海上丝绸之路”又是中国通过海路，经东南亚、印度与西亚和地中海诸国的联系。所以“丝绸之路”后来在时空范围又有很大的扩充。

本论文集介绍的是沿这个广义的“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的研究状况。

一、中国古代玻璃的发展

中国境内古代玻璃制品的来源有3个方面：①玻璃制造技术来自本身，应用当地的原料制成的玻璃物品；②引用外来的玻璃制造技术和应用当地原料制成的玻璃物品；③玻璃器皿是由国外引进的。中国“内地”和“西域”地区的古代玻璃的来源是有所不同的。中国“内地”（Inner China）主要指黄河和长江地区，而“西域”（Western Regions）指西北地区。

1．中国内地古代玻璃的发展及化学成分的演变

在文献［3］中已详细介绍了中国内地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演变和制造技术的发展。图1展示了中国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演变的过程。由图1可知，中国古代玻璃的发展，从玻璃成分的演变，可以分为5个阶段：

①从春秋到战国前期（800B．C．—400B．C．）：K₂O－CaO－SiO₂系统，其中K₂O／Na₂O＞1。

②从战国到东汉时期（400B．C．—200A．D．）：BaO－PbO－SiO₂系统和K₂O－SiO₂系统。

③从东汉到唐代时期（200A．D．—700A．D．）：PbO－SiO₂系统。

④从唐代到元代时期（600A．D．—1200A．D．）：K₂O－PbO－SiO₂系统。

⑤从元代到清代时期（1200A．D．—1900A．D．）：K₂O－CaO－SiO₂系统。

各个历史时期的玻璃物件的形制、纹饰、历史、质地和出土详见文献［1］。

（1）中国早期（西周—春秋）的釉砂和玻砂

和其他古代文化中心一样，在玻璃制作技术出现以前，先人都从制作釉砂（faience）和玻砂（frit）开始。釉砂是在烧结的石英砂体上涂釉，以二氧化硅（SiO₂）为主要成分（＞90%重量）的烧结体。玻砂为石英砂和玻璃混合体，非全是玻璃态。中国的釉砂和玻砂主要出土于陕西省和河南省（黄河流域），年代为西周至春秋。最近发现少量出土于长江流域，年代为春秋至战国的釉砂和玻砂。釉砂和玻砂皆以珠型物为主，常与石英珠和玉石珠和管串联在一起，这与出土于西亚和埃及的釉砂很相似。

图1　中国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演变

中国釉砂和玻砂的特征为其中含有较高的氧化钾（K₂O），而K₂O的含量大于氧化钠（Na₂O），K₂O与Na₂O的重量比值大于1。图2展示了中国釉砂和埃及釉砂中K₂O和Na₂O含量的比例关系。由于使用了植物草木灰作熔剂，中国的原始瓷釉中K₂O与Na₂O的比也大于1，因此可以认为制造釉砂的助熔剂可能采用草木灰［4］。西亚和埃及早期釉砂和玻璃常用天然泡碱（Na₂CO₃）作熔剂，所以Na₂O的含量高于K₂O。埃及惠地—爱尔－纳催笼（Wadi－El－Natrum）是著名泡碱产地。中国釉砂和玻砂的制造与中国的原始瓷釉有密切的关系。

（2）中国早期（先秦）含碱钙硅酸盐玻璃

作为玻璃态质地，我国最早的古代玻璃为含碱钙硅酸盐玻璃（alkali－lime－silicate glass）。大都是单色玻璃珠和镶嵌物，属春秋末期和战国早期（500B．C．—400B．C．），出土的玻璃不多，主要在长江流域地区，如吴王剑、越王剑的剑格上的镶嵌玻璃，湖北楚墓中出土的单色玻璃珠等。由于受出土时实验条件的限制，未作仔细和完整的分析研究，并且用不同方法测定的玻璃的化学成分也不同，见表1中的样品1～4。表1中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和河南淅川徐家陵楚墓的料珠含有不少未熔化的石英砂，尚属玻砂，但皆属含碱钙硅酸盐玻璃（R₂O－CaO－SiO₂），由于其分子比K₂O／Na₂O的不同分为两类。

图2　中国古代釉砂和古埃及釉砂中K₂O／Na₂O比值的比较

■中国釉砂；★埃及釉砂

上述出土文物中越王勾践剑属国家一级文物，剑身上刻有鸟篆文“越王勾践自作用剑”铭文，剑身上布满黑色菱形花纹，甚为锋利，剑格向外突出，正面镶有蓝色玻璃，出土时还留有两粒，背面镶有绿松石［11］。所以这是历史十分清楚十分名贵的剑，也可见当时镶嵌的玻璃的珍贵。20世纪80年代在主要对该剑的剑身和剑格用质子激发X射线发光谱（PIXE）作了分析，最近我们找出了它的PIXE谱图［12］，见图3（a），剑饰上的玻璃属于钾钙硅酸盐玻璃（K₂O－CaO－SiO₂）。我们用PIXE法和EDXRF法分析了在同地（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时代稍后（450B．C．—400B．C．）的楚墓玻璃珠，其化学成分见表1中的编号6，它属于含K₂O很高的含碱钙硅酸盐玻璃。图3（b）表示了该玻璃样品的PIXE谱图。可以看到图3（a）与图3（b）是十分相似的，可以确定越王勾践剑的剑饰玻璃，也是同类的玻璃系统。

这种玻璃的化学成分是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玻璃中少见的。对比湖北江陵九店的玻璃（表1中的编号6）与江西低钙原始瓷釉的化学成分（表2），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化学成分十分接近。这说明中国中原最早的古代玻璃制备技术可能从原始瓷釉技术演变而来，产地都在长江流域。原始瓷的瓷釉是用釉浆涂敷于陶器表面，它不需要容器。从制备瓷釉到制备玻璃，在工艺上的最大变化为熔炼玻璃要有容器——耐火的坩埚，但这在起源于商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青铜冶炼和炼丹的基础上已有条件。

（3）中国早期（战国、汉代）铅钡硅酸盐玻璃和钾硅酸盐玻璃

为了提高玻璃的透明度和降低玻璃的熔化温度，中国古人通过不同的途径在改进助熔剂上作努力。铅丹（氧化铅）和硝石（硝酸钾）在春秋时期人们已熟悉它们，可作为药材，而它们有助熔剂的作用，因此，战国时期，铅钡硅酸盐玻璃和钾硅酸盐玻璃在长江流域首先发展。

图3　古代玻璃的PIXE谱图

（a）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剑饰上的玻璃；

（b）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玻璃珠碎片（HB－3）

表1　中国内地最早的一批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

①C．A．——化学分析法。

中国冶炼青铜中使用铅的技术起源很早，铅能降低熔化温度并增加流动性。早期的青铜为铜－锡－铅的合金，所以，在我国商、周时期制备青铜时已有应用铅矿的经验。在长江流域地区，如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富产铅矿，如方铅矿（PbS）和钡矿如重晶石（BaSO₄），人们用它们作为玻璃的助熔剂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铅钡硅酸盐玻璃的出土地点往往和铅矿的分布地点相一致，在长江流域。安徽亳州出土的半透明眼珠，属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铅钡硅酸盐玻璃，玻璃成分见表3。湖南长沙资兴出土了东周的琉璃璧、珠、印、剑管等200多件，可见当时已较普遍应用玻璃^［17］。如表4所示，在战国中、晚期，铅钡硅酸盐玻璃制品已在我国的南方和西南地区发现。

表2　江西原始瓷釉的化学成分^［13］

中国古代铅钡硅酸盐玻璃主要采用模压的工艺，这也是从青铜的制造中引用过来的，至汉代已能制造大尺寸的平板玻璃，如西汉早期广州南越王墓中已发现9．5cm×4．5 cm×0．3cm的平板玻璃^［18］，陕西汉茂陵出土的玻璃璧的直径为23．4cm，厚1．8cm，重达1．9kg^［19］，山东即墨出土的铅钡硅酸盐玻璃厚板，尺寸达32．5cm×14．8cm×3．5cm，重量达5．25kg^［20］。铅钡硅酸盐玻璃在我国战国至汉代之际，在全国有很大的流传和扩展，从南方的广东、广西，西南的四川、贵州，西北传至青海、甘肃，东北至辽宁，见图4。自从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塞利格曼（Seligman）与贝克（Beck）分析了我国河南金村古墓出土的玻璃珠，这种年代跨越前汉至唐代、后被确定为铅钡硅酸盐玻璃的古玻璃^［21］，是国际上一致公认为最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本地自制的古玻璃。铅钡硅酸盐玻璃也是中国古代玻璃流传于中国境外的主要佐证。

中国古人改进玻璃的助熔剂的另一途径为在早期含碱钙硅酸盐玻璃中增加K₂O的含量。用硝石（KNO₃）代替草木灰作助熔剂，可以增加K₂O的含量。我国先人使用硝石很早，作为药物，在西汉时期已有史料记载。由于硝石（KNO₃）的熔点低（330℃），因此也很早应用于古代炼丹术^［22］。

20世纪80年代在对广西出土的古代玻璃的成分分析中发现这些玻璃中Al₂O₃、CaO、Na₂O的含量皆很低，均小于3%，而K₂O的含量很高（＞10%），是比较典型的钾硅酸盐玻璃（potash－silicate glass）^［16］。这些古玻璃大都出土于汉代的古墓中。目前已发现最早的钾硅酸盐玻璃出土于战国时代的古墓中，如表3所示，并与铅钡硅酸盐珠同时作为墓葬品^［23］。由此可见，钾硅酸盐玻璃与铅钡硅酸盐玻璃几乎同时制作于长江流域。至西汉前期，钾硅酸盐玻璃也出土于西南，见表4。土壤的表面层有钾硝石生成，特别在气候温暖的地方，在雨季后进入炎热的天气时，土壤表面更易生成钾硝石。所以，在南方广东、广西出土了汉代的钾硅酸盐玻璃，说明这些地方是中国古代钾硅酸盐玻璃的主要产地。

（4）中国早期（六朝至北宋）高铅硅酸盐玻璃和钾铅硅酸盐玻璃

中国古代玻璃往往作为仿玉的礼品和装饰品。采用氧化钡（BaO）可使玻璃微失透成乳白色，也降低了玻璃的熔化温度。当时采用压铸成型的方法制成璧、珠、耳珰等。我国由于有历史悠久的炼丹术，对提炼和应用黄丹（PbO）和铅丹（红丹、Pb₃O₄）已有经验^［25］，因此，为了制备透明的玻璃，在玻璃成分中不采用氧化钡而提高氧化铅的含量是可以理解的。高铅硅酸盐玻璃始于战国，而到东汉以后较为流行。

图4　战国至汉代我国古代铅钡硅酸玻璃和钾硅酸盐玻璃的出土地点⁽¹⁾

·铅钡硅酸盐玻璃；＋钾硅酸盐玻璃

表3　春秋至战国时期出土的最早铅钡硅酸盐玻璃和钾硅酸盐玻璃

表4　中国南方出土最早的铅钡玻璃和钾硅酸盐玻璃［24］

西方玻璃吹制技术传入中国内地始于隋代（公元6世纪），在《北史·大月氏传》、《北史·何倜传》皆有记载。吹制玻璃器皿，希望玻璃的黏度随温度的变化速度要慢，俗称料性要长，这也是不用氧化钡而提高氧化铅含量的主要原因。高铅硅酸盐玻璃对熔炼用的耐火坩埚的腐蚀性很大，因此以后逐渐用氧化钾（K₂O）替代部分氧化铅而形成钾铅硅酸盐玻璃系统，这类玻璃的料性也很长。综上所述，中国古人应用硝石（KNO₃）很早，并且已有制备钾硅酸盐玻璃的经验。所以，钾铅硅酸盐玻璃的出现是必然的趋势，这也是中国先人认识玻璃的化学成分与它的物理性质间的关系的过程。可以认为，用高铅硅酸盐玻璃吹制成玻璃器皿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典型的器物和玻璃化学成分见表5。某些玻璃器皿，如寺院中用的舍利瓶、墓葬中的蛋形器等皆具有东方文化的特色，其发展主要在中国内地，也传至东亚地区。

（5）中国早期（元、明、清）钾钙硅酸盐玻璃

自玻璃吹制技术由西传入后，钠钙硅酸盐玻璃自唐代以后在中国内地应用和制作。碳酸钠（Na₂CO₃）、芒硝（NaNO₃）和石灰石（CaCO₃）是较普遍分布的矿物，钠钙硅酸盐玻璃也在中国内地开始制作，但不甚普遍。含钙的硅酸盐玻璃的化学稳定性高，从宋代开始，钾铅硅酸盐玻璃中用氧化钙代替氧化铅逐渐发展，同时当时的炉温也可以达到较高的温度（约1 400℃），所以，元代以后的中国内地制造的玻璃是以钾钙硅酸盐系统为主的。玻璃的主要制造地为北京的故宫内皇室玻璃厂、山东淄博的琉璃厂以及以后在广州地区。表6列举了各地制造的玻璃物品和化学成分。

表5　古代高铅硅酸盐和钾铅硅酸盐玻璃的化学成分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中世纪的15世纪至近代的19世纪，世界各地皆以钠钙硅酸盐系统作为制造玻璃的化学成分，而且主要成分的偏差很小，而我国内地始终以氧化钾为主要熔剂，以钾钙硅酸盐玻璃和钾铅硅酸盐玻璃为主要玻璃产品，这说明中国内地使用氧化钾和氧化铅原料的传统性，从中也显示中国古代玻璃化学成分上的特色，也使我们比较容易识别中国内地自制的玻璃和从外传来的玻璃制品。也应该指出，由于中国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的特殊性，以及应用原料上的传统性，使中国古代玻璃制品直到明、清时代仍然以装饰品和礼品为主，特别是中国内地日用器皿惯用中国最早发明的瓷器，从而使中国的古代玻璃制造技术发展不快，这实为遗憾之处。

2．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古代玻璃的发展过程和化学成分的特征

我国西北地区是沙漠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主要通道地区，从中原河南洛阳和陕西西安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地区（古代称西域），是我国古代中原与西亚和欧洲来往的要地。草原丝绸之路是从洛阳、西安北上，经蒙古草原，向西进入新疆地区或向西北经西伯利亚平原进入南欧，所以也有人把蒙古地区划归为西域，实为我国的北方。

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不少国外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掘和出土了不少古代玻璃，也带至国外作了一些化学成分分析，本论文集中罗伯特·布里尔（Robert Brill）提供了这批玻璃的数据和总结分析［34］。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考古文物界在我国西北和北方地区进行了卓越的工作，系统发掘出土了不少古代玻璃物品，这些古代玻璃物品的年代、历史和出土地点和文化背景都有准确的数据和资料，详见文献［35］。近年来我国自然科学家也对在西北地区出土的100多个古代玻璃样品作了化学成分和质地分析，见文献［1］附录。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对古代“西域”地区的古代玻璃作进一步的分析了解。

表6　中国古代钾钙硅酸盐玻璃的化学成分

（1）新疆地区古代玻璃

从20世纪的下半叶，新疆地区出土了数量以千计的古代玻璃物品，历史年代自西周一直到元代，出土地点遍布新疆天山南北，主要在沙漠丝绸之路新疆境内的南线和北线。有关古代玻璃物品的出土情况和历史背景等详见文献［34，35］，完整的出土古代玻璃物件的照片见文献［1］中彩照11．1～11．11以及本论文集中张平、于志勇、王博、李文英、李强等人的文章［36～40］。近几年来对新疆地区不同地点出土的古代玻璃用近代物理方法，如PIXE、ICP－AES、XRF等方法，进行了化学成分的仔细分析，部分实验结果也已发表［41～45］。这些科技考古的结果可以使我们对新疆古代玻璃的来源和发展有一些新的认识，改变了传统的看法，即新疆古代玻璃物品是从汉通西域后全部从西方经丝绸之路传来。下面介绍几处新发现的新疆古代玻璃的研究结果。

（1．1）新疆拜城克孜尔出土的古代玻璃（1100B．C．—600B．C．）

克孜尔墓地出土了大量的单色玻璃珠，墓地的朽木标本，用C¹⁴测定的年代数据，经树轮校正，绝对年代均在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600年左右。从考古学上来判断，其相对时代为西周至春秋早期。因此，克孜尔出土的玻璃应是目前我国境内出土的最早一批玻璃珠。克孜尔出土玻璃的古墓的数量约占墓群的四分之一，而且非贵族墓，属一般的墓地，这说明当时玻璃有一定程度的普遍使用。新疆地处中亚，而至今中亚地区出土同时期或早于这时期的古代玻璃尚属罕见。新疆拜城和塔城出土的都是早期的玻璃珠，这批玻璃珠大部分均为单色无镶嵌的。西方在公元前16世纪—前13世纪已有单色珠，公元前13世纪出现多色珠，在公元前10世纪—前6世纪已流行镶嵌珠。新疆拜城地区出土的这批玻璃珠大都是单色珠，图案式型也比较简单。出土的早期玻璃珠中尚未发现当时流行的镶嵌玻璃珠。对出土古代玻璃样品，用ICP－AES、PIXE和SEM－EDM等方法分析了玻璃的化学成分［41～43］。

新疆地区这批早期玻璃珠的主要化学成分与西亚的古代玻璃非常接近，但玻璃中含有较多气泡，其技术水平相比之下比较差。这正说明当时从西方主要带来了玻璃的制作技术，而不是玻璃制品。因为对技术的吸收和创造需要有一个过程，当时先人们借鉴了西亚的玻璃制造技术，采用当地的矿物，如滑石、辉石、蛇纹石、草木灰以及炼铜的炉渣等原料制备出当地早期的玻璃珠。新疆拜塔出土的有些玻璃中同时含有较高的PbO和Sb₂O₃，并且玻璃中含有富铅锑相的结晶，这是同时期西亚和中亚古代玻璃中未发现的，这与当地原料的特点和炼铜术有关。新疆克孜尔地区可能是中亚最早制造玻璃的地方。

（1．2）新疆地区战国时代的古代玻璃

至今在3处发现战国时代的古代玻璃，其出土情况和玻璃的化学成分可见文献^［45］。

如上述在我国内地战国时代最早的两类有特色的玻璃，即铅钡硅酸盐和钾硅酸盐玻璃，皆发现于新疆地区。典型的铅钡硅酸盐玻璃样品XJ－46出土于哈密。哈密地处新疆的东端，是北路沙漠丝绸之路从甘肃进入新疆的要地，该玻璃的发现，可以证明铅钡硅酸盐已东传至新疆。另一种为典型的钾硅酸盐玻璃（样品XJ－5A，B），至今在中亚地区尚未发现有钾硅酸盐玻璃，该玻璃的出土地点在温宿县，位于沙漠丝绸之路的北路西侧。这种玻璃很少有可能从南亚（如印度）传入，而从中国内地传入的可能性较大。关于钾硅酸盐玻璃的起源问题将在以后详细讨论。总之，沙漠丝绸之路在战国时代中外交流已活跃，新疆的古代玻璃并不像众人所说的那样，都是自西向东传入的，早期也有部分沿丝绸之路从东向西传入。

出土于且未的古代玻璃样品（XJ－6A，B）属K₂O、MgO和Al₂O₃含量较高的钠钙硅酸盐玻璃。其中，碱的成分来源于植物灰，属高原地区制造的钠（钾）钙硅酸盐玻璃。在中亚地区公元300年以后的古代玻璃中，这种玻璃化学成分较多，但在公元前300年的古代玻璃中发现较少。如果这类玻璃产生于西亚叙利亚地区，经过中亚地区传入中国新疆，那么出土于中亚的这类玻璃时代应该早于新疆。古印度（400B．C．—300B．C．）地区，也有含Al₂O₃较高的钠（钾）钙硅酸盐玻璃，关于这类玻璃的来源还有待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

（1．3）新疆地区出土的镶嵌玻璃珠

世界各地最早出现的玻璃物品为各种型式的玻璃珠，并与天然玉石珠混合组成串珠。古代巴比伦和古代埃及在公元前16世纪—前13世纪已有单色珠，公元前15世纪出现彩色珠，在公元前10世纪—前6世纪已流行镶嵌珠（也称蜻蜓眼珠，eye bead）。中国内地的镶嵌玻璃珠出现于战国初期（400B．C．）。新疆的早期的古代玻璃物品也是单色玻璃珠，镶嵌玻璃珠出现较迟，在东汉以后，大约在唐至宋代。从玻璃成分来看，从西方和东方传入的皆有。从和田地区阿克斯皮里古城出土的同年代的两颗蜻蜓眼玻璃珠，其玻璃基质成分有很大的差别：玻璃样品XJ－42A为含K₂O和Al₂O₃较高的钠钙硅酸盐玻璃（用PIXE方法分析玻璃成分，Na₂O含量是不敏感的），而玻璃样品XJ－42B为铅钡硅酸盐玻璃^［45］，它与中国内地的铅钡硅酸盐玻璃相似，该蜻蜓眼玻璃从中国内地传入。

从以上几例说明，新疆是我国最早能制造玻璃的地方，从玻璃成分的特点可以看到，新疆是东西方技术交流的融合处。

（2）甘肃、青海、宁夏地区的中国古代玻璃

甘肃、青海、宁夏地区出土的古代玻璃的情况，详见文献［35］。这个地区是沙漠丝绸之路与中原贯通的相关重要地区。以往在这个地区的发掘较多，而对玻璃的化学成分分析不多。为了更全面了解这一地区的古代玻璃，今后科技考古和文博界的合作更见重要。

（2．1）甘肃地区

沙漠丝绸之路贯穿甘肃境内，成为东西文化、技术和经济交流的要塞。因为从秦代开始已在甘肃境内设郡，所以中原和楚文化影响较深，这些影响也反映在古代玻璃上，大部分出土的汉代的玻璃物品具有中国特有的型式，如以耳珰、璧等为主，玻璃的化学成分也属有中国特色的铅钡硅酸盐玻璃和高铅硅酸盐玻璃，见表7。

最近分析检验的战国珠属于玻砂，即内部含有未熔化的石英砂，玻璃相部分为铅钡硅酸盐玻璃系统。所以，有可能该玻砂珠在当地制造，因炉温较低未能全部熔化成玻璃。由此可见，甘肃地区受中原的玻璃技术的影响较早。至今尚未发现东汉以前由西传入的钠钙硅酸盐玻璃。汉代以后，玻璃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流通的一部分，西方玻璃制品也一定会流入，特别是玻璃吹制技术的传入，从而形成玻璃器皿制造。

（2．2）青海地区

青海省临近甘肃、新疆和西藏，它是沙漠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的交汇地。汉代开辟青海及设置西海郡，所以中国中原文化影响也明显，特别在青海河湟之间，古称“湟中之地”，为羌人、小月氏和汉人的杂居区。古代玻璃的出土也在此地区。任晓燕详细地介绍了青海发现的汉代玻璃器，见文献［46］。著名的如上孙家寨汉晋墓地出土的古玻璃，其化学成分已经分析［47］。由玻璃的化学成分可知，主要为3类玻璃，即从中国内地传来的铅钡硅酸盐玻璃，以耳珰玻璃为主；化学成分类似古埃及和古罗马的钠钙硅酸盐玻璃以及个别钾硅酸盐玻璃。由此可以看到青海大通地区是丝绸之路的融合地区，出土的玻璃物品具有当时东方汉代和西方古罗马的代表性。

（2．3）宁夏地区的古代玻璃

宁夏地区是沙漠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的辖区之一，也是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交汇之地。在固原地区和宁夏中东部盐池县粟特人墓葬中出土了不少从北朝至隋唐的古代玻璃器物^［48］。早期玻璃以中原特色的珠、耳珰、琮等小型物品为主，从古代玻璃物品的型式和纹饰可以看出，这些古代玻璃是从中原传入。北周田弘墓（575A．D．）出土玻璃珠900颗，送检的90颗玻璃珠用X光荧光光谱法测定，确定为PbO含量不同的高铅硅酸盐玻璃［49］，为中国本地制造。在几座大墓中，如北周大将军李贤墓、田弘墓、隋正议大夫史射勿墓、唐史珂耽墓等，出土了具有萨珊型式的玻璃碗、杯等，明显地表征这些物品从西方传入^［50］。

宁夏地区的古玻璃的科技考古研究还是不够充分的，待进一步组织合作研究。

表7　甘肃省出土的早期玻璃样品的化学成分（wt．%）

（3）内蒙古地区的古代玻璃

内蒙古地处我国的正北方，占有大片的草原，是草原丝绸之路南下必经之地，也是中原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相汇之处。黄雪寅对散落于内蒙古草原上的古代玻璃物品作了详细的分析研究，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分析各时期玻璃制品的来源［51］。但是，从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古代玻璃至今还未有化学成分方面的数据和资料，近年来我们对内蒙古几个主要时期的玻璃样品，应用PIXE无损物理分析方法作了化学成分的全分析［33］。最早属于西周时期的样品为釉砂，包含了很多石英砂，以氧化钾（K₂O）和氧化钙（CaO）为主要熔剂。由于PIXE法不能测定氧化钠（Na₂O）的含量，由此不能确定K₂O／Na₂O的含量比值，釉砂的来源尚难说清。但是玻璃样品出土于额济纳旗，该地区临古代居延海，属黑水流域地区，为古代北方丝绸之路的草原道或称居延海道的要地，由此南下可能直接进入中原，据称西周穆天子西归经此道。以后，该地区为匈奴民族控制。早期匈奴民族在西周时期已有可能与中原来往，釉砂有可能来自我国中原地区。到西汉时期，匈奴与中原文化交流不断加强，通过战争、贸易及联姻等多种形式，中原当时流行的各色玻璃珠流入内蒙地区，作为匈奴贵族们的奢侈品，常与金饰片、玛瑙等饰品串联一起。该地区玻璃的化学成分属高铅硅酸盐系统。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的主要民族是鲜卑族，其势力范围从草原到中原洛阳。当时也是中原地区在汉通西域后与西方交往的活跃时期。带到内蒙古地区的玻璃珠饰有可能来自波斯，因此北魏时期的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应属钠钙硅酸盐系统，具体的出处要从玻璃珠的纹饰和造型来进一步判断。

至辽代，辽国成为强大的国度占据着中国的北方，中亚诸国先后朝贡于辽，所以有像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玻璃器皿，其玻璃成分属钠钙硅酸盐系统。

到金朝和蒙古汗国，其势力已扩展至全中国和深入到地中海地区，但毕竟和中国内地比较接近，所以，元上都出土的各种珠饰与发簪的玻璃化学成分为中国内地有特色的钾钙硅酸盐系统。

以上对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古代玻璃器物的研究分析表明，由于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国内地各朝代的来往密切，该地区的古代玻璃物品来源于内地，受中原文化和技术影响较深。至今尚未发现经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从北方（外蒙古和俄国西伯利亚）带来的玻璃物品。

二、古代丝绸之路和古代玻璃的交流

目前中国还缺乏在汉通西域、建立丝绸之路前的史料，以说明史前的中外交往。国家和民族间的文化传播往往早于文字记载，而考古资料和以后的古代传说又往往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穆天子传》和《山海经》虽是古代神话传说，但其中有可供考证的史地材料。周穆王西行发生在公元前989年，到了葱岭以西的中亚伊朗高原地区，有人认为所达到的“旷原”就是现在的吉尔吉斯大草原，行程35 000里。丝绸是中国的独特的创造，至今已有5 000年的历史。根据国外文献报道，精美的丝绸制品，早在3 000年前便在天山北麓的中亚草原上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雕刻和陶器彩绘人像中，人物所穿衣服细薄透明，可推测那时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服装。因此，可以认为公元前6世纪以前，已有明显的中西来往，近代考古发掘出在新疆米兰遗址的希腊人头像和西域妇女的塑像（皆藏于大英博物馆）^［52］，以及车、马、兵器皆属于公元前6世纪的文物［53］，证明了这段时间也有西方文化进入。现在，可以比较保守地分析，中西文化交流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时间，大致可以推定在公元前10世纪，即我国商、周之交^［54］。

“丝绸之路”是沟通欧亚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的大动脉的代名词，在古代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考察丝绸之路在古代玻璃物品和技术的交流和传播上的作用是十分有意义的。从上述中国古代玻璃的发展中，已可看到东西文化和贸易的交流来往对古代玻璃物品和制造技术的影响。

张骞“凿空通西域”开拓中西来往，促进中外交流，实属亘古壮举。但张骞西行前相当时间已有中西来往，而张骞西行后又开辟新的中外来往的交通线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法，中外来往的通道约有以下4条：①北方（草原）通道；②西北（沙漠）通道；③西南（佛教）通道；④南方（海上）通道。

图5所示为4条丝绸之路的大致路线。以下分别介绍各条丝绸之路的通道概况以及古代玻璃在这些丝绸之路上的流通状况，重点在于介绍先秦和秦汉时期的中外交流。

1．北方（草原）丝绸之路

欧亚大陆草原地形开阔、平坦，游牧民族的来去倏忽、迁徙无常，对史前人们的往来起了很大作用。在新石器时代后期（4000B．C．）的印欧语系人（Indo－European）于公元前3000年进入中东地区，向西遍达南俄，甚至进入欧洲中部，并于公元前2000年从伊朗地区进入印度次大陆，见图6^［55］。印欧语系人有否向东进入西伯利亚、塔里木盆地和蒙古草原为众所关心。最近考古资料表明，印欧语系人东进是存在的。学术界把早期月氏人、龟兹人、车师人和楼兰人等都统称为吐火罗人（Tocharian），因为他们都讲有特色的印欧语系，属欧罗巴人种，为最早定居于天山南北的古代民族。根据考古发掘，吐火罗人最早的文化产生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称克尔木齐文化，时代在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从出土文物的特色看，认为其受印欧人最早起源于中亚颜那亚（Yannaya）文化（3600B．C．—2200B．C．）的影响，也称石冢墓文化。在公元前1800—前1600年，克尔木齐人南下至塔里木盆地，形成了小河—古墓沟文化。在此期间印欧语系人中的雅利安人（Ariya）向东迁至塔里木盆地，引入安德罗诺沃文化。汉藏语系的羌人东迁至塔里木，把河西文化（四坝文化）引入新疆境内。由此而形成天山北麓文化、新塔拉文化（天山南麓），尼雅北方青铜文化（塔里木盆地），时间在公元前1500年^［56］。这可称最早的中西来往，是早期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雏形。

图5　古代丝绸之路概况图

1．北方（草原）丝绸之路；2．西北（沙漠）丝绸之路

3．西南（佛教）丝绸之路；4．南方（海上）丝绸之路

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与我国西北和北方、阿尔泰地区、蒙古地区和外西伯利亚地区密切有关。在中国境内主要的游牧部落为塞族、匈奴族和鲜卑族等。

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游牧部落一直在迁徙，所以在公元前1000年很少发现有埋葬比较丰富的墓地。只有当游牧部落定居下来，进行农耕活动时，才有可供后人发掘的遗址和遗物。在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北路上，著名的巴泽雷克（Pazyryk）冰冻古墓，是一座塞族首领的墓，位于俄罗斯阿尔泰省乌拉干区，属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前1世纪，相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后期出土文物中有中国丝绸、玉器、漆器等，但没有出土古代玻璃制品的报道。当时巴泽雷克为东、西贸易中心^［57］。从中国的正北方经蒙古草原，北上至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地区，然后西去南俄草原，南去伊朗，为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北路，在此通道上古代玻璃发现不多，我国内蒙古境内最早的古代玻璃为汉代从中国内地传入的铅钡硅酸盐玻璃。外蒙古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古代玻璃尚待进一步调查了解。

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南路地区是从伊犁河流域和中亚的七河流域（巴尔喀什湖地区）盆地，经额尔齐斯河流域的阿尔泰山南麓，到内蒙古西北草原，进入河套地区。这个地区在先秦时期比较活跃。穆天子西巡回来的道路，据说是从楚河、塔拉斯草原经阿尔泰南部，过额尔齐斯河，经草原道，穿居延海、河套，南下阴山（大青山）进入南郑（陕西华县）。那时南面塔里木盆地还偏僻和封闭。

图6　公元前3500—前1500年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和印欧人的迁移⁽²⁾

在这个地区，如上所述，我国内蒙古西北额济纳旗出土的釉砂，属于西周时期。临近哈萨克地区出土了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的蜻蜓眼纹玻璃项链，阿尔泰山以西、伊犁河流域也陆续出土了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的玻璃珠、首饰等^［35］。上述考古资料可以佐证这一历史时期，东西之间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已开通，流传古代玻璃物品。以后的草原道，即东接沙漠丝绸之路的支道，从哈密，经巴里坤草原、内蒙古草原至河套地区，在从新疆地区运输玉石和玻璃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秦汉以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一直在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控制以下，早期并不畅通，但北宋以后，辽、金打通了东、西的通道，中亚和西亚与我国东北地区的交流是经过蒙古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所以，辽、金及以后在我国东北地区出土了不少伊斯兰玻璃^{［58，59］}。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也是中亚和西亚经过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和日本相连接^［60］。特别在唐、宋之后，中国与朝鲜李朝、陈朝的来往，以及与平安和鎌仓时代的日本联系，通过所谓东北丝绸之路，即经过渤海国从清津、海参崴渡海至日本的“日本道”和经鸭绿江渡海至登州的“鸭绿江通道”^［61］。

2．西北（沙漠）丝绸之路

西北（沙漠）丝绸之路是人们所熟知的汉通西域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沙漠丝绸之路的示意图见图7。中国新疆地区为沙漠丝绸之路的主要通行区域。可分南、北和新道3条路径：南路是从敦煌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东北）、于阗（今新疆和田）、莎车等地，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中部，主要在阿富汗领域内）、安息（波斯，即今伊朗），再往西，达条支（今波斯湾）、大秦（今地中海东部一带，即罗马帝国）等国；北路是从敦煌经车师前王庭（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越葱岭，到大宛（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地区），再往西南，经安息，而西达大秦。以后又开辟了更北面的新道，出了玉门关，折向西北行，经横坑、吐鲁番、车师，沿伊犁河西行，过伊宁出境，到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转至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

沙漠丝绸之路越帕米尔高原出境后，古时候有两个方向可行进。向西经中亚马什哈德，去伊朗和西亚地区；向南有两道路线。

①雪山道：经过塔什库尔干出铁盖山口，沿喷赤河上游西行，至巴尔克南后，东南向越过兴都库什山，经过喀布尔、白沙瓦，进至旁遮普（印度）。

②罽宾道：罽宾（Kasmira）位于喀布河下游今克什米尔一带，经过大雪山中的谷道可进入南疆（于阗）。路径为从新疆皮山西南行，经叶尔羌河上游，越过帕米尔高原的县度（今塔什库尔干西南）到罽宾，南行越过乌弋山至印度。

从图7可知，沿沙漠丝绸之路的南路和北路以及河西走廊，古代玻璃的出土地点是连续的而且分布较密的。表8列举了西北出土的古代玻璃，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铅钡硅酸盐玻璃和钾硅酸盐玻璃以及来自西方的钠钙硅酸盐玻璃。铅钡硅酸盐玻璃到汉代已沿沙漠丝绸之路分别东传至新疆西部和田、拜城和温宿地区。至今在中亚尚未发现铅钡硅酸盐玻璃。所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玻璃未能跨越葱岭（帕米尔高原）西传。钾硅酸盐玻璃和高铅硅酸盐玻璃在南俄波哥罗夫卡曾有出土，属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认为是从中国传去的［62］。

从以上介绍的中国古代玻璃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中原地区独特的玻璃系统PbO－BaO－SiO₂、PbO－SiO₂和K₂O－SiO₂的形成和发展，比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埃及地区要晚1 000多年，在这当中，中国和西方在玻璃技术上的交流和来往必然存在。现在发现中国境内最早的古代玻璃出土于新疆地区，早于中原地区的古玻璃近500年，而新疆又是与中亚相邻之处。所以，一般认为中国丝绸的外传代表了最早的中、外文化与技术交流，而玻璃技术的传入也可能成为最早的这种交流的见证。

图7　西北（沙漠）丝绸之路图以及古代玻璃的出土地点

●BaO－PbO－SiO₂；■K₂O－SiO₂；×Na₂O－CaO－SiO₂；▼釉砂

从新疆古代玻璃研究中可以看到，在新疆的古遗址中未发现公元前1000年的古代玻璃遗物，最早的玻璃技术从西方经沙漠丝绸之路传入大约在西周至春秋之际（1100B．C．—800B．C．），如新疆克孜尔出土的玻璃。至秦汉时期传入的西方玻璃物品还不多，包括古埃及和古罗马型的K₂O、MgO、Al₂O₃低含量的钠钙硅酸盐玻璃和两河流域和高原型的K₂O、MgO、Al₂O₃高含量的钠钙硅酸盐玻璃。从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的就更少，可以看到当时技术和文化交流还不甚畅通。

西亚玻璃制造技术经沙漠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主要通过游牧部落的迁徙而非通过选点固定生产后，玻璃物品一步步地传播，因为至今很少在中亚各地发现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玻璃物品。从游牧部落和民族的迁徙上可以看到一些更细微的古代玻璃技术传入情况。综上所述，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可能迁徙至新疆。其中一派为胡里安人（Hurrian），他们在西亚于公元前20世纪就知道青铜、铁器和玻璃的制造，于公元前15世纪—前14世纪在西亚建立米坦尼王朝（Mitanni），于公元前13世纪迁徙至目前的亚美尼亚地区（Armenia）^［63］。其中的斯基泰人（Scythian，在古波斯、古印度文献中也把波斯化的斯基泰人称为“萨迦”（Saka）、西叙亚人（Sere））来至中国。波斯化的斯基泰人，汉文史籍称之为塞人，活动的范围在今新疆伊犁地区，以及中亚北部七河地区、阿尔泰地区及蒙古草原等。当时的塞族游牧民扮演了玻璃文化和技术、中外文化传播的开拓者的角色［64］。

我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出土的钠钙硅酸盐玻璃大部分属汉代以后的，那时钠钙硅酸盐玻璃用吹制法制备成玻璃器皿，从沙漠丝绸之路传入，因此沿途就有不少古代玻璃的遗物和遗址，见表8（C）及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收集的玻璃碎片，见布里尔文章中的表2^［65］。

3．西南（佛教）丝绸之路

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提出，据史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向汉武帝报告，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汉朝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这些是由身毒国（今印度）贩来的。于是汉武帝欲开通“西南夷道”，即古称“蜀，身毒国道”，亦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

汉武帝经过11年的努力，未开拓出从西南通印度之路。从四川分4条线开道，皆不成功，而从云、贵开道，很有成效。其实路是人走出来的，中印间滇缅通道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交流，据考古学研究，我国云南的细石器与缅甸和印度北部有很多相似之处；云南滇池的越人有可能南迁至印度的阿萨姆地区（印度东北部），该地区用的翡翠来自云南永昌郡等^{［53，66］}。

将各方面的文史资料归纳，西南丝绸之路（蜀—滇—缅—印）可描述如下：这条古道的川滇段有两途径：一是“古牦牛道”（即汉“零关道”、“西夷道”，唐“清溪关道”），从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邛崃、名山、雅安、荥阳、汉源、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到达会理县境以后，折向西南行，由黎溪的鱼鲊—拉鲊渡口过金沙江，经攀枝花至云南大姚，最后到达大理地区。另一途，从成都出发，沿岷江而下，经彭山、乐山、犍为至宜宾，再沿秦代称“五尺道”（即古楚道，汉代称“南夷道”，隋、唐称“石门道”、“牂柯道”）南行，经高县、筠莲，向西折入横江河谷，经豆沙关、大关、昭通、曲靖而抵昆明地区，再从昆明至大理。从大理，经缅甸，至印度的道路又有3条^［67］，即汉代“博南道”、“永昌道”、唐代称“西洱、天竺道”，如图8所示。

表8　中国西北出土的PbO－BaO－SiO₂、K₂O－SiO₂和Na₂O－CaO－SiO₂系统古代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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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考察西南丝绸之路，还必须注意到从四川成都向北的延伸。蜀人是羌人的一支，是从北方迁来的。古羌族早就活动在青海东部湟水流域地区。公元前2000年以前，“由湟水流域经隆务河流域而往白龙江上游，原有一条新石器晚期居民南北相互从事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53］。所以，从成都北上可以从上述古道，即成都到广元，越岷山，沿白龙江下游北上至西宁，以后经“青海道”，可以与沙漠丝绸之路的南道相连接。另一条北上之路，类似目前的宝成铁路，从蜀道出，至宝鸡向西安。

图8　中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简图及东汉时期沿线出土的古代玻璃分布⁽³⁾

□PbO－BaO－SiO₂；○K₂O－SiO₂

对西南丝绸之路，中外有很多文章描述这条通道，但考古的证据不多。中印之间的贸易交往是间接的。最近我们比较集中地研究了我国南方和西南方面的古代玻璃^［68］，以了解在这条丝绸之路上古代玻璃的分布。从秦汉时期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主要为3大类玻璃，即铅钡硅酸盐玻璃、钾硅酸盐玻璃和钠钙硅酸盐玻璃，并且以前两类为主，其分布表示于图8中。表9列举了这些玻璃物品出土的地点和所属的年代。由此可以看到四川、云南、贵州的古代玻璃制品大都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铅钡硅酸盐玻璃和钾硅酸盐玻璃。西南地区出土的古代玻璃物品，从型式和纹饰上也受中国内地，特别是楚文化和技术影响较深。西方特色的钠钙硅酸盐玻璃的出土数量不多，有可能从印度至缅甸传入，但是西南丝绸之路有翻越崇山峻岭的艰难，不宜运输易碎的玻璃制品，也有可能从沙漠丝绸之路然后沿青海道向南传入。

印度是古老的文明中心，中印之间可能有很早的交往。史料中也有记载从印度传入琉璃、颇瓈和璧琉璃等，而且名称还是梵文的音译。但是印度与中国的直接来往主要是通过新疆地区，如上述沙漠丝绸之路中雪山道与罽宾道，特别是后者经过塔什库尔干的克什米尔—于阗古道，成为先秦时代中印交通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于阗之地已有印度移民，这也是以后中印佛教文化来往的主要途径。古代玻璃制品应该在这条通道上有所发现，但至今由于考古发掘不够，缺乏资料，这是值得进一步考察研究的。

表9　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K₂O－SiO₂、PbO－BaO－SiO₂和Na₂O－CaO－SiO₂系统古代玻璃

中国西藏地区与印度的交往可能也发生在先秦期间，至今尚未在西藏地区发现古代玻璃，因此也无法考证。但是西藏地区发现很多类似蜻蜓眼式玻璃珠的红玉髓珠，至今还十分流行。蚀花肉红玉髓珠最早制作于公元前1000年的两河流域，它是在以二氧化硅为基质的玉髓（calcedony）珠上用腐蚀刻花^［69］，以后流传至印度而再传入西藏地区。这种珠在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也和玻璃珠一起出土^［70］，可能是沿西南丝绸之路从印度辗转传入的。

4．南方（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海上交通，从南中国海、印度洋、红海经埃及古运河，由尼罗河入地中海，是贯通欧亚非三洲的海上大通道。这条海上的交通线可以分为两段：在西端，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腓尼基、古阿拉伯、古印度等民族在公元前2000年已活跃于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上航行。开始船只只是沿岸航行，以后利用季风漂洋过海。公元1世纪末，一位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写了一本名为《厄立特里亚海周行记》的书，厄立特里亚海即为红海，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和见闻。在东端，主要从南中国海、经印度洋与阿拉伯海连接。这条航线上也与东南亚地区（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连接。中国人开拓这段航线要晚于印度洋以西的诸文明古国。主要的开拓工作在西汉时期。《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粤地条”，具体记述了船舶出海西行的路线。关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古今中外已有不少著作，作了详细论证和叙述，在此主要围绕早期古代玻璃制品和技术的交流作些介绍和讨论。

古代中国发展海上交通，主要始于汉武帝平越南，在南方设九郡（南海、榆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控制了南海沿海地区（现在的广东和广西的南部、海南岛、越南的东北部），利用南海道与西洋诸国进行交通活动。玻璃制品是文化和贸易交流中的主要物品之一。因此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途皆有古玻璃出土，但能制作玻璃的地方不多，主要在印度和中国。

印度地区（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等）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中部，为东、西端交汇之处和集散之地，十分重要，该地区古代玻璃的情况介绍见文献［71］。印度出土最早的玻璃起始于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属于含K₂O和Al₂O₃高含量的钠钙硅酸盐玻璃，与早期两河流域的玻璃成分接近。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间，玻璃的成分为古埃及和罗马型的钠钙硅酸盐玻璃。这些古玻璃，应该是从古代两河地区以及古埃及和罗马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来。印度经历了波斯和马其顿的入侵，罗马帝国与印度间的贸易也十分发达。由此，西亚的大批玻璃器皿及制造技术流入印度。另有一类比较特殊的钾硅酸盐玻璃出土于哈斯蒂娜珀（Hastinapur）、阿里卡梅都（Arikamedu）和乌代盖顿（Udaygi－ri），时代属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出土玻璃的样品很少；到公元1世纪或更迟时代的出土玻璃样品就更多一些。一般认为阿里卡梅都为印度最早的玻璃制造地，从公元前3世纪持续至公元10世纪，所以，可能古代钾硅酸盐玻璃制造于印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流传于各地。后面我们将专门讨论有关钾硅酸盐玻璃的起源和传播问题。

东端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商使最西到达已程不国（即今斯里兰卡）。那里的曼泰（Man－tai）自公元1世纪起也是制造玻璃的中心。途经孟加拉湾的泰国，那里的卡拉比（Kuan Luk Pat），自公元2—6世纪也可能生产玻璃。这些地方生产古代玻璃的技术可能都是从印度传入的。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为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和徐闻县，为汉至六朝的重要出海口。合浦不但是郡治的驻地，而且是繁华的港口，成为我国南疆一大都会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郊遗存着一个有封土的1 056座汉墓葬群。从汉墓葬群中出土了大量的玻璃饰物，玻璃珠数以千计，可见当时已较普遍使用玻璃。主要的出土玻璃物品的化学成分属钾硅酸盐系统，也有个别铅钡硅酸盐玻璃和高铅硅酸盐玻璃。玻璃物品以珠、耳珰、穿坠等小型装饰品为主，都是有中国特色的玻璃物品，常见于中原、楚国和吴越等地。所以合浦、徐闻等地出土的两汉期间的玻璃物品应该属于当地制作和当地应用，以后也可能外销海外。出土的六朝年代的玻璃物品以器皿为主，而且玻璃的化学成分属钠钙硅酸盐系统（包括不同含量的K₂O、MgO和Al₂O₃）；从造型和纹饰也可以看出，大部分属外来进口的，以萨珊王朝造型的玻璃为主，详见文献［68，72］。

东汉以后广州逐渐成为我国南疆的出海口城市。广东地区的出土玻璃物品的分期分类也十分明显。战国和西汉的出土玻璃物品以珠、璧、蜻蜓眼、耳珰为主，具有楚器风格，如南越国墓葬，大部分为铅钡硅酸盐玻璃，少数为钾硅酸盐玻璃。而东汉以后的器皿，如杯、瓶、碗等容器，则以钠钙硅酸盐玻璃为主，带西方国家的风格^［68］。所以，从总体上可以看到，战国和西汉时我国南疆的玻璃是受中原和楚文化与技术的影响，以北方传入的为主，也从两广的出海口，流传海外。而从东汉后，玻璃器皿大都从海外运来，从南方海口城市上岸而向北方传输。玻璃是易碎的物品，陆上丝绸之路上运输困难，因而海上丝绸之路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我国西南丝绸之路虽然在崇山峻岭中，但它仍和海上丝绸之路有联系，滇西的永昌郡为交叉处。“四川等地物品，运抵永昌郡后，即顺伊洛瓦底江而下，再下缅甸转船经孟加拉湾运至南印度诸港或特罗帕尔（Tropal—斯里兰卡）等港口，然后转至大秦国（罗马）内”^［73］。

三、古代丝绸之路促进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和传播

各古代文明中心和各民族的文化和技术交流是相互的。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和传播也是如此。早期对中国玻璃物品的中外交流比较侧重于从造型、纹饰及艺术角度上比较，例如玻璃璧、耳珰、玉瑱等作为仿玉器，具有中国文化特性。对秦汉时期出现的镶嵌玻璃珠的纹饰，中外有不少学者将它与西亚和埃及的古代镶嵌玻璃珠作过对比分析，认为从西方传来的可能性大，也有人持相反意见^{［74，75］}。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玻璃的科学考古日益发展，有可能从古代玻璃的不同的化学成分来考察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图9表示了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对外交流。

图9　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对外交流

1．西方古代玻璃物品和技术的传入

约公元前1000年，中外通过丝绸之路的雏形，即在北方欧亚内陆草原，游牧民族已进行来往，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玻璃已参与了这种交往和交流，如玻璃制造技术和钠钙硅酸盐玻璃传至中国新疆地区（西域），但规模和数量还是很小的。丝绸之路的开辟，还得推崇张骞“凿空”以通西域。主要的发展是在公元1世纪至5世纪，当时世界古典文明时代出现4大帝国，即东方的东汉帝国、西欧和西亚的罗马帝国、中亚的波斯（中国汉朝称安息）帝国和南亚的贵霜帝国，皆处于强盛时期，丝绸之路贯穿于这4个帝国而畅通无阻，促进了中外的交往和交流。

西方古代玻璃制造技术在罗马帝国有了新的飞跃，主要是使玻璃的吹制技术得到流行，同时又发展了雕花玻璃、套色玻璃、绞丝玻璃等技术。罗马玻璃技术闻名于世，技术传至波斯帝国，特别在萨珊王朝时期（公元3—5世纪）发展了切割和磨花技术，形成了非常有波斯文化特色的萨珊玻璃。新兴的玻璃制造技术通过地处中亚和南亚的贵霜帝国向东传播。贵霜帝国是由在西汉初被中国北方匈奴人所驱赶的月氏人，进入中亚和南亚所建。所以，西方玻璃技术的传入是通过大月氏人。东汉以后，从大月氏人带来的物品中琉（玻）璃为产于大秦（罗马）和安息的主要物产之一，这在《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多处记载。这就促使我国古代玻璃器皿制造的发展。从出土的中国古代玻璃器皿中可以看到，用吹制技术和无模成型的最早的中国古代玻璃器皿属于魏晋、南北朝和隋代（公元3—6世纪），这和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密切有关。我国最早的进口玻璃器皿中，如罗马的搅胎玻璃钵（江苏邗江甘泉汉墓出土，公元1世纪），筒形磨花玻璃杯（南京象山琅琊王墓，公元3世纪），南京幕府山玻璃杯（公元4世纪），时代属东汉和南北朝初（公元1—3世纪）。南北朝和隋代（公元3—6世纪）出土的玻璃器皿的来源就比较复杂。有一些是造型上属罗马和萨珊的进口器皿，如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鸭形器（公元5世纪）、西晋鄂城五里墩玻璃碗（公元3世纪）、北周李贤墓玻璃碗（公元6世纪）、西晋北京华芳墓玻璃碗（公元3世纪）等。广东肇庆东晋墓出土的玻璃碗与同时代的南京仙鹤观6号晋墓和山西大同北魏墓出土的玻璃碗比较，其造型同属萨珊玻璃。

盛唐时期（公元7—10世纪）中国与外国的交流更多更广泛，这时正是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出现时期，因此同时兴起了伊斯兰玻璃。有一些大型玻璃器皿从外传入中国。其中最著名的是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皿（公元9世纪）。这些玻璃器皿在制造和装饰工艺以及图案上都体现了伊斯兰玻璃的特色。

文献［1］的第八、九章中对上述从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宋的进口玻璃器皿都有详细的介绍并附有彩色照片。这些进口玻璃的化学成分见文献［76］中的表15．6，皆属于不同K₂O、MgO和Al₂O₃含量的钠钙硅酸盐玻璃，并标志了不同时代进口的不同类型的钠钙硅酸盐玻璃。

在北方出土北宋至辽的一些玻璃器皿属进口的伊斯兰玻璃，著名的如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精美玻璃器皿，成分也属钠钙硅酸盐玻璃系统。

西方制造玻璃器皿的吹制技术和化学稳定性比较高的钠钙硅酸盐玻璃成分的引入，促进了我国自制玻璃技术的提高。先人们采用西方的钠钙硅酸盐玻璃的化学成分，也用吹制法制造出于中国造型特色的玻璃器皿。南北朝和隋代属于刚开始引进罗马和波斯的玻璃制造技术，所以，这类玻璃器皿还不多，质量还不够好，如李静训墓（隋代）出土的绿扁瓶、无颈瓶等（公元6世纪），河北定县北魏塔墓出土的葫芦瓶、玻璃坯等。其他比较突出的是郧县李泰墓出土的细颈玻璃瓶等，其形状是中国式的，但是钠钙硅酸盐玻璃属在中国制造，而同时期中原与南方的玻璃器皿，则大部分为用吹制技术制造的由中国自己开发的铅硅酸盐玻璃。可以看到，当时国人已较好地掌握了外来技术，生产出有中国特色的玻璃器皿。

2．中国古代玻璃和技术的对外传播

与中国最邻近的国家为越南、日本和朝鲜半岛，先秦时期已有来往，主要通过海上交通。新石器晚期（5000B．C．），如浙江河姆渡文化先传至沿海岛屿，如舟山，文化遗物如段石锛、彩陶纹和涂漆陶器在日本绳文前期（800B．C．）遗址已有所发现。可能从中国内地，经沿海岛屿传至日本。在中国南方，中国百越民族中南越人也与东南亚岛屿上居民，如“昆仑”人有所来往，《尚书·大传》和《论衡》中已讲到周成王时已与日本、越南联络^［77］。《汉书·地理志》记载，殷末周初，“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乐、田、蚕、织、作”。到秦汉时期这种来往更多。至汉代，日本和朝鲜已有使节来华，中国也开始在越南设郡（111B．C．—938A．D．）。下面分别讨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玻璃，如铅钡硅酸盐玻璃、钾硅酸盐玻璃、高铅硅酸盐玻璃先后传至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情况。

（1）铅钡硅酸盐玻璃（BaO－PbO－SiO₂）

铅钡硅酸盐玻璃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玻璃。文献［76］表15．3中列举了日本、朝鲜和越南出土的最早的铅钡硅酸盐玻璃的出土地点、时代和化学成分。

日本最古的玻璃发现于弥生时代（2nd Cent．B．C．—3rd Cent．A．D．）的晚期。中国铅钡硅酸盐玻璃的传入是比较早的，日本九州佐贺县吉野ケ里和富冈县春日市须久冈本出土的铅钡硅酸盐玻璃皆为弥生时代中期（100B．C．—100A．D．），墓葬的年代都处于我国西汉晚期（100B．C．—100A．D．）^［78］。日本的玻璃珠饰和化学成分与中国战国长沙和西汉楚墓的玻璃十分相似。

中国古代玻璃主要通过陆路传入朝鲜半岛。现已发现出土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铅钡硅酸盐玻璃珠。在朝鲜出土的玻璃的年代早于日本，可以认为从中国传至朝鲜并经过对马海峡传至日本^［79］。

越南在东山、沙萤、同奈等地出土了不少古代玻璃物，大都为玻璃珠，也有玻璃耳珰、手镯等^［80］。最早的古玻璃的年代推至公元前4世纪—前3世纪，但从光谱分析的结果来看，Al₂O₃的含量很高，Na₂O、K₂O和CaO含量很低（＜3%），可能为玻砂和釉砂。出土的玻璃制品往往属沙萤晚期（100B．C．—100A．D．）。玻璃成分比较多，有含铅、钡的硅酸盐玻璃。所以，此时我国西汉的铅钡硅酸盐玻璃已流入越南。

由以上分析可知，铅钡硅酸盐玻璃在日本、朝鲜和越南都属于这些国家早期的古代玻璃，出现的年代晚于中国，玻璃的型式和化学成分十分相似于中国古代铅钡硅酸盐物品。所以，从中国传入是肯定的。

（2）高铅硅酸盐玻璃和钾铅硅酸盐玻璃（PbO－SiO₂、K₂O－PbO－SiO₂）

中国高铅硅酸盐玻璃出现很早，在战国时代，个别的出土样品属春秋时期。以后逐渐演变为钾铅硅酸盐玻璃，大量生产于六朝和隋代。朝鲜半岛的高铅硅酸盐玻璃出现于四郡、高勾丽时代（100B．C—100A．D．），而钾铅硅酸盐玻璃出现于朝鲜三国（高勾丽、百济、新罗）时代（公元4—6世纪），因为那时已有多次向中国朝贡的来往，使钾铅硅酸盐玻璃制品也传入^［79］。

日本出土的高铅硅酸盐玻璃和钾铅硅酸盐玻璃的年代比较迟，分别为公元6—7世纪和公元12—14世纪。可能由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去^［81］。越南出土的钾铅硅酸盐玻璃年代更迟，于公元16—18世纪。所以，中国出土的高铅硅酸盐玻璃和钾铅硅酸盐玻璃的年代要比邻近国家早得多，从中国流传出去的高铅硅酸盐玻璃和钾铅硅酸盐玻璃是可以理解的。

世界上中国出土的高铅硅酸盐玻璃不是年代最久的。美索不达美亚地区尼姆罗特（Nidmrund）地方出土的高铅硅酸盐玻璃的年代约在公元前6世纪^［82］，产生的年代早于中国，但是以后便很少出现。古印度也有含铅玻璃的发现，年代与中国相当。

含铅玻璃中的铅同位素分析是判断古代玻璃产地的有效方法。根据美国康宁（Cor－ning）玻璃博物馆多年来对各地和各个年代的古代玻璃的铅同位素分析结果，布里尔指出中国古代玻璃的铅同位素比值208Pb／²⁰⁶Pb与207Pb／²⁰⁶Pb的分布区别于其他地区含PbO的玻璃和其他文物，处于分布图的高值和低值两端，见文献［34］中的图2。中国大部分含PbO的古玻璃的²⁰⁸Pb／²⁰⁶Pb值在2．1～2．2间；²⁰⁷Pb／²⁰⁶Pb的值在0．85～0．9间，而日本出土的含PbO硅酸盐玻璃的铅同位素比值也在其中。把中国铅矿和发掘出的中国古代含PbO玻璃的铅同位素比值²⁰⁸Pb／²⁰⁶Pb与²⁰⁷Pb／²⁰⁶Pb的位置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南方铅矿的铅同位素比值比北方的低。我国古代含PbO玻璃的铅同位素比值的位置皆在中国铅矿的区域内，而且集中在中部。我国最早的含PbO玻璃大都出土于中国的中部，这明显地与该地区有丰富的铅矿密切有关^［3］。所以，可以论断，中国的含PbO玻璃，包括铅钡硅酸盐玻璃、高铅硅酸盐玻璃和钾铅硅酸盐玻璃，皆产生于中国内地，以后向邻近地区，如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扩散。

关于古代钾硅酸盐的起源是目前玻璃考古界还有争议的问题。大家公认在古代两河流域以及古埃及和罗马没有生产过K₂O含量很高（＞10%）、Na₂O含量较低（＜1%）的钾硅酸盐玻璃。而在印度出土过属于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的钾硅酸盐玻璃，认为阿里卡梅都（Arikamedu）为玻璃生产地，由此靠海上交通传播至东南亚以及日本、朝鲜［60］。自从20世纪80年代在广西合浦地区出土了大批年代属于汉代（200B．C．—100A．D．）的钾硅酸盐玻璃珠饰后，就注意到钾硅酸盐玻璃在中国的起源^［16］。最近的玻璃科学考古的资料表明，中国出土的最早的钾硅酸盐玻璃珠饰属战国时期（见表3），两汉时期钾硅酸盐玻璃珠饰往往和铅钡硅酸盐玻璃一起墓葬。中国出土的钾硅酸盐玻璃的年代最早，目前出土的古代玻璃文物最多，从广西合浦海上传播至各地的可能性也较大。更清楚地说明古代钾硅酸盐玻璃的起源，还有待科学考古工作的深入。

综上所述，在中国境内从北至南有4条丝绸之路的通道。某一时期的进口玻璃器皿的路线是随当时的政治和地理形势而异。总之，战国和两汉时期北方沙漠丝绸之路为主要进口玻璃的通道，当时以玻璃珠和饰物为主，易于携带。中国长江流域地区的有中国特色的铅钡硅酸盐玻璃珠和高铅硅酸盐玻璃珠饰也由北方沙漠丝绸之路向西传播，至少已达新疆地区的西端。中亚地区有否铅钡硅酸盐玻璃出土是今后值得注意的。

东汉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开通，所以隋、唐、宋及以后，玻璃器皿进口主要通过海上，从南方上岸后运至中原，特别是易碎的大型的玻璃器皿。中国古代的铅钡硅酸盐玻璃、钾硅酸盐玻璃和钾铅硅酸盐玻璃制品也是从海上丝绸之路传至东亚、东南亚和印度的。

西南方丝绸之路早于北方和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中国西南与印度联络的主要通道。汉通西域前已有来往，史料中也有记载从印度传入琉璃、璧琉璃等。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分析，除西南丝绸之路外，从印度至中国可以从西部罽宾道进入新疆和田；从印度北部经我国西藏，沿目前的新藏公路进入青海，到达青海的湟中。更多的对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的了解，需要对印度、西藏、青海、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出土的早期古代玻璃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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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西汉时期全图采自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17～18页。

(2)该地图采自斯塔夫里河诺斯著，吴家斐、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图6。其中东迁的线条是作者添加的。

(3)该地图采自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第二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