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高尚与高妙：论析极高明与中庸的作品

“高尚而又高妙”的陶渊明

“极高明”而“道中庸”使陶渊明的一生既“高尚而又高妙”。

有人说，不只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写桃花源，事实上，他的许多诗文都在“写桃花源”生活。而当我们读了陶渊明的全部诗文后，我们更发现，陶渊明的许多诗文也都在说“不”，并且是心平气和、从容自在地以极优雅的、极艺术的方式说“不”。如“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等，充分体现的是“高尚而又高妙”的行事与行文风格。让我们在这里主要以他的千古奇文《五柳先生传》为例来说明这种“高尚而又高妙”的人生境界：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¹⁾

《五柳先生传》行文仿照正史纪传体的形式，但又超越了一般性的、比较“靠实”的生平事迹的常规叙述法，而重在表现较为“空灵”的传主的胸襟情趣，这是陶渊明的首创。文中“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蕴含着一个极有意义的中国古代安贫乐道的典故：黔娄及其妻与鲁子的故事。黔娄，曾是春秋时鲁国贤者，一生不求仕进，安贫乐道以终。汉代《列女传·黔娄妻》载，黔娄死后，鲁子往吊，当问及黔娄的“谥”时，回答谥“康”（安宁、安乐），当鲁子觉得一生穷愁潦倒的黔娄何来“安宁、安乐”时，其妻对鲁子发表了一番不愧为黔娄之妻的“觉悟”极高的真正高论：“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²⁾的确，人生还能有比达到这几种精神状态更“康乐、安宁”的吗？

据《列女传·黔娄妻》载，鲁子往吊黔娄时，上堂。发现黔娄先生之尸停在窗下，“枕墼席稿，縕袍不表”，头枕土坯，身下铺着草席，没有穿罩衣。最狼狈的是“复以布被，首足不尽敛，复头则足见，复足则头见”。看到这种景象，于是鲁子给黔娄的妻子出了一个绝对的“馊主意”：“邪引其被，则敛矣。”鲁子的意思是，既然被子短得遮头不遮脚，那就干脆把被子“邪”（斜）着盖。而黔娄之妻正色道：“邪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邪之故，能至于此。”⁽³⁾黔娄的一生就这样证明了儒家《论语·里仁》“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的人生观。陶渊明《扇上画赞》曾指出“形逐物迁，心无常准”是“三五道邈，淳风日尽”后人们的普遍存在状态。而能如“仁者”黔娄“安贫”者，则正是“乐道”者“心有常准”的表现。

《五柳先生传》中提及的“无怀氏”、“葛天氏”，都是传说中上古淳朴之世的帝王。“无怀氏”之民类似老子“小国寡民”那样“甘其食，乐其俗，……老死不相往来”。而“葛天氏”之治则是“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陶渊明在这里借“无怀氏”、“葛天氏”表达自己高浑纯朴的“天民”之意趣！

钱钟书先生指出：“陶潜《五柳先生传》。按‘不’字为一篇眼目。”⁽⁴⁾意思是这个“不”字是理解《五柳先生传》的锁钥关键。钱先生还极深刻地点出了这个“不”字被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反复使用的高妙旨趣所在：

“不”之言，若无得而称，而其意，则有为而发；老子所谓“当其无，有有之用”，王夫之所谓“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如“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⁵⁾

应该指出的是，《五柳先生传》中“不”字的使用有“显性的不”与“隐性的不”两种方式。如“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家贫不能常得”、“曾不吝情去留”、“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等等是“显性的‘不’”。而“闲静少言”、“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环堵萧然”、“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及“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等等则属于“隐性的‘不’”。字面上虽无“不”字，但实际上表达了“不”的意趣。如“闲静少言”是对那些不能“闲静少言”而好夸夸其谈者的批判。“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是对那些著文只是为了沽名钓誉而非抒发真实情怀以自娱、且斤斤计较人生得失者的批判。当代诗人流沙河曾说“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其意趣正类此。

袁行霈先生在其《陶渊明集笺注·五柳先生传》“析义”中也认为：

文中关键乃在“不慕荣利”、“不求甚解”、“曾不吝情去留”、“忘怀得失”等语。全是不求身外之物，唯以自然自足自适为是，最能见渊明之人生态度。文曰：“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又可见渊明之创作态度，著文乃自娱，非为娱人，亦非祈誉。为人为文如此，非常人所及也。⁽⁶⁾

所以陶渊明此文“不”言而喻其真。以“不”字贯通始终，大量使用否定词，意在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拘执，只是洒脱自由、任情率真地生活，以示狷者有所不为。酒之“不能常得”，宅之“不蔽风日”，正由于为乐道而“不慕荣利”而致“家贫”，此亦其《咏贫士》中“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之“不屑不洁”所致也。后世皆以此文为陶渊明自传，且后人仿效之作虽甚多，却于那种高浑超妙总无一似：“林西仲曰：昭明作陶公传，以此传叙入，则此传乃陶公实录也。看来此老胸中，浩浩落落，总无一点粘着。即好读书亦不知有章句，嗜饮酒亦不知有主客。无论富贵贫贱，非得孔颜乐处，岂易语此乎？赞末无怀葛天二句，即夷齐神农虞夏之思，暗寓不仕宋意。然以当身，即是上古人物，无采薇忽没之叹，更觉高浑也。后人效作甚多，总无一似。”⁽⁷⁾

我们一直所习惯并擅长的“批判”方式，都是表现为剑拔弩张、声色俱厉、面红耳赤乃至咄咄逼人式的。然而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却高妙地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极抒情、极优雅同时又极艺术地对世俗社会中那些专好“卖声名、夸门地者”们的批判。全篇以“不”字为眼目，从容平和而又幽默地在行文中以退却的姿态、以否定的用词这种典型的富有道家以退为进精神的方式，一方面表现自己的处事为人那种为“乐道”而“安贫”的超然趣味，另一方面又能够极微妙地、不温不火、从容淡定地针砭时弊。令人深深折服其中那几多悠然、几多平和的中国君子优雅的“高尚而又高妙”的素养。这种优雅的素养，其高妙的表现将是在生活中进退裕如，无论“独善”、“兼济”均可优游其间，两不相碍。清代毛庆蕃评选《古文学余》对陶渊明此文的评语是：“萧然静逸，不愧天民，惟其不患得不患失，不怨天不尤人也。能如是，然后退可独善其身，达可兼善天下。”⁽⁸⁾《五柳先生传》天怀旷逸，一片神行之文！做人与作文趣味皆臻纯正之境，那种“充实而有光辉”的中和之美于此至极矣！

清代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⁹⁾这是着眼于最高境界对艺术家的最高要求。当代作家林斤澜曾说：“鲁迅先生论‘白描’，说出12个字：‘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岂止‘白描’，是为文之道，其实也是为人的格言吧。”⁽¹⁰⁾陶渊明的诗文恰恰最擅胜于这种“白描”的“第一等真诗”，因其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

对于陶渊明人生的中庸品格，朱光潜指出：“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达。陶渊明和杜子美庶几乎算得恰到好处。”⁽¹¹⁾“恰到好处”的人生是中庸的人生，也就是最自然的人生。于人生该严肃时严肃，该豁达时豁达，两不相害，两不相妨，岂不是最自然的状态？当然更是“高妙的人生”！

《五柳先生传》中“好读书，不求甚解”一句也典型地体现了陶渊明的“高妙”人生姿态。这也是在温雅悠然地说“不”，是对那些如汉儒之末流者们读书专好穿凿附会的“过度解释”习气的批判。对于“好读书，不求甚解”，记得当代作家王蒙先生曾指出其有三个潇洒义涵：“安于不知，囫囵吞枣，得意忘言。”这就是“不求甚解”的高妙洒脱处。但我们一定要指出的是“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的陶渊明并非一生读书全都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从其作品及个人文化素质的修养境界来看，他实际上是先经过了一个对古代圣贤的经典之作进行认真地潜心涵泳、仔细玩味的阶段。这在其诗文中运用大量出自儒道经典的典故时那种纯熟、到位的化境可以看出。“实际上，渊明思维缜密，对于经史诗文之意义及训诂通达而精到。”⁽¹²⁾而身值“魏晋风度”时代，生性又潇洒超然的陶渊明却并未使自己死于古人的句下，他并未泥执于此。当他吮吸了经典的“汁浆”后，他自可很自然地“安于不知”、“囫囵吞枣”乃至“得意忘言”了。“读书不求甚解”，所谓有“甚”者，以穿凿附会失其本旨之谓。杜甫《漫成》诗曰“读书难字过”，这不也是一种洒然的读书之乐？有时“不知为不知”，正乃智耳。

曾记得清代有位老者，一生阅书多矣，读文章却只读其中的虚字“之乎者也矣焉哉”于篇末，谓之读“气”也。因为文章中“实字其体骨也，虚字其性情也”。实字代表着文章的体格，而虚字所传达的是文章作者的性情气韵。由此看来，“好读书，不求甚解”之读书法，正可类于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这正是“魏晋风度”的“任心观书，不为章句之学”那种务存大纲，不拘细目的超级潇洒。陶诗有言：“真想初在襟，谁为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陶渊明超然于世俗“形迹”之外，外在的一切行止皆呈现宽舒裕如的气象，读书当然亦绝不会效仿汉儒死于句下。

对于“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们可以有许多言说，后世有一些达道之士也在践履着这种高妙，比如当代诗人姚振函先生就为我们提供了大学者俞平伯先生的相关故事：

关于俞平伯先生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给学生讲唐宋诗词，我知道的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说，他在课堂上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而朗诵之，有时闭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于诗词的境界中，遗世而独立。然后他蓦地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在等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了。

第二种说法虽然简略，却更令人惊讶。俞平伯先生在给学生吟诵诗词之后，也是连声说“好！好！好！”但学生问他怎么个好法时，他居然说：“不知道！”⁽¹³⁾

也只有如俞平伯先生这样的“大家”才敢如此坦然地说“不知道”。姚先生将这种“不知道”与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联系了起来：

由此我想到陶渊明那句广为人知的话：“好读书，不求甚解。”

对这句话，人们都理解为这是陶渊明的谦虚、潇洒、超然甚或放浪。

窃以为这句话是说的读文学作品，特别是读诗的方法。可以说，“不求甚解”这四个字把读文学作品的要诀说到家了，这是真正知道文学为何物的人才能道出的四字真言，这是文学造诣登峰造极的人才敢于说出的看似顽劣不恭实则真诚朴素至极的阅读体验。说到此，我们不得不服膺《古文观止》选注者的内行和高明，他在这四个字下注曰：“是为善于读书者”。⁽¹⁴⁾

也只有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那样的“真大学”才可容忍俞平伯这种“不求甚解”。姚先生将“不求甚解”上升为读文学作品的“要诀”的高度，确是行家只眼，亦是“善读书者”！

“不求甚解”一词在陶渊明那里完全有着一种洒脱的人生意趣，而“不求甚解”一词在今天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值得深思的是，与“不求甚解”命运相同的还有“无中生有”一词。“无中生有”原来是道家哲学的一个命题，很具有形而上的思辨性，但不知从何时起，“无中生有”原来那种超然的哲学品质消失了，完全变成了一种“形而下”的世俗小人的品性。“不求甚解”与“无中生有”都是褒义词逆转为贬义词，我们发现还有一个来自《庄子》的“相濡以沫”则是从贬义词转为褒义词。《庄子·大宗师》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的意思是最好不要出现那种我们需要相互用口水来救助的生存局面，应该像鱼得水那样大家“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在庄子“逍遥游”哲学中不是一件“好事”。从“不求甚解”与“无中生有”及“相濡以沫”词性的这种历史性逆转来看，让人悲慨的是，它们原来那种高妙的质素都已荡然无存了，只剩下了形而下的卑琐或无奈。是不是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这样的词也这样逆转了，这是极需要检索一番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是不是也在佐证着中国人在精神上越走越窄？我们民族“高妙”的精神传统是不是就是这样一块一块地坍塌掉的？

由于如此“高尚而又高妙”，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便成为一篇沾溉后世的杰作，仿作极多：

此文影响后世，王绩有《五斗先生传》，白居易有《醉吟先生传》，陆龟蒙有《甫里先生传》，欧阳修有《六一居士传》等。此外，《晋书·瞿硎传》：“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为名焉。”袁粲有《妙德先生传》，见《宋书·袁粲传》：“愍孙（袁粲初名）清整有风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以自况。”瞿硎与渊明同时，袁粲自称续嵇康《高士传》，亦可供参考。⁽¹⁵⁾

“高尚而又高妙”的陶渊明还在于其所臻至的“静”界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所谓“静”，是一个人自足于内而无待他求的标识，这是最做作不来的。宋代汤汉于其《陶靖节先生诗》中说：“（《时运》三章）静之为言，谓其无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者之心矣。”⁽¹⁶⁾因此，《时运》一诗中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二句最是神异难摹。明代谭元春、钟伯敬《古诗归》的评语是：

（《时运》“有风自南”二句）谭元春曰：温甚，厚甚，“翼”字奇古之极。钟伯敬曰：“翼”字看得细极静极。⁽¹⁷⁾

此“翼”字极工于肖物，新苗因风而舞，若羽翼之状，然又非仅摹物，直写出作者虽遁离官场，但其性情之静逸中有生机而非流于枯寂萧索的高妙意趣，浑朴生动不可言也。陶渊明真可当“静者有深致”一语。

既温且雅，便成就一闲远旷达之中庸人格，而非狂士、驰骤之人。狂行易为，而温雅之性非润之以情深文明则难达矣。闲远旷达者若非具温雅蕴藉气格则只为一粗豪野士，其行将无足道，亦无可道也。因此钟伯敬特别指出：“千古高人旷士，少此一静字不得”“（《时运》‘我爱其静’句）谭元春曰：从来说曾点为狂，不曾道破静字，今始拈出，深心体贴，俗人不知。钟伯敬曰：千古高人旷士，少此一静字不得，渊明自传神。”⁽¹⁸⁾目狂者以静，千古特识。此亦正“悠然见南山”，不悠然者难见南山；唯静者能识静者。

陶渊明的人生是很“自觉”的，这种“自觉”就是它不是一个“天然”的“混沌”，而是一个经过“极高明”修养的“后得混沌”。也就是说陶渊明的“自然”是经高度的文化教养之后，能够深明事理的极复杂、极有内涵的“自然”。因此，同样是写“静”的意境，陶渊明诗高于一般人者在于那是一种得人生“大清明”之人的理性与感性融然为一的“纯静”，而非空摹“静”界，这一点清代钟秀曾在《陶靖节纪事诗品·宁静》中对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一诗的分析中就指出过：

此诗纯是静字意境，而程子诗有句云：“春深昼永簾垂地，庭院无风花自飞。”唐子西有句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亦道得静字，意境亦脱化。明王阳明《龙潭独坐》有句云：“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鸟山空时一鸣。”亦非静者不能见得静中境界。然此犹皆空摹静字意境，乃是既静之后，自然流露而出，究不若靖节之静察物理，似尤为靠实也。⁽¹⁹⁾

“静察物理”是说陶渊明写“静”境是通过理性的思索观察而来，因此更有依据。高怀见物理，和气得天真。实际上，钟秀的“尤为靠实”可以理解为陶渊明的诗因为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他极为“自觉”而成功的人生实践最终体现的就是文化于人生的真正价值。一般人只看到陶渊明是“自然”的，而若将这种“自然”目为丝毫不加“文化”雕饰的“纯天然”，那真是天大的误会。此不可不慎！陶渊明的诗充满感情，在表面的平淡下有着真正的激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越高亢的时候却很少。陶渊明将自己的激情与理性、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一种前所未有且不易达到的清明淡远的意境。陶渊明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被王夫之称为“通首好诗，气和理匀”⁽²⁰⁾。这“前所未有且不易达到”的“气和理匀”美学意境绝不是“天然”而成。

无论读“后得混沌”的陶诗，还是仿习陶诗，亦须有一番“后得混沌”的心神宁静的修养。清代延君寿《老生常谈》感到：“读古人诗本来不许心粗气浮，我于陶尤觉心气要凝炼，方能入得进去。有看古人诗，略一披阅，便云不过尔尔，吾已了然于心口。此无论聪明人、钝汉子，皆自欺欺人也，断不可信。”⁽²¹⁾并且举例说：“如陶公《和郭主簿》云：‘露凝无游氛，天高景物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一样写秋，迥与唐人不同，气味深静故耳。若工部之‘万壑树声满’，虽浅人亦知叫好矣。”⁽²²⁾“气味深静”是陶渊明之大本领，绝不易学。然读陶学陶者又须从此入门，否则将如孟浩然、王维、储光羲诗只得陶诗风味一二：“读陶当从此得力，方能破前人，学陶藩篱。若只模仿其‘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等句，引入孟、王、储太祝一路去，自家便不能出头。”⁽²³⁾同为“怀琼握兰”之深具美好品德之人，禀性澄静旷达的陶渊明其言其行却甚温雅平和于屈原。他们虽皆属怀正志道之士，洁己清操之人，然当面对“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社会颓败时，其所反应的姿态会因禀性修养而大不同也。屈原与陶渊明就代表着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典型。清代蒋薰评《陶渊明诗集》于此指出两人有“静躁之分”：“篇中（指《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澹然恬退，不露怼激，较之《楚骚》，有静躁之分。”⁽²⁴⁾

当代学者高旭东从儒家所讲究的中和之美的境界分析屈原“发愤以抒情”不符合儒家“立于礼”所要求的以理节情、以道制欲。屈原的明志方式因此就不符合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这些儒家对抒发感情的中和要求：

在艺术的审美理想上，屈原与儒家也是迥然不同的。孔子将诗看成是感发志意与宣泄主体情感的形式——“兴于诗”，但是，如果任凭情感无节制的发泄，就会冲毁社会的人伦秩序，因而就应该以理节情，以道制欲——“立于礼”。用《中庸》的话说，诗就是“喜怒哀乐”之发抒，礼就是“发而皆中节”，这样，才能达到儒家中和之美的境界——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群而有序。但是，屈原的极度哀愁和感伤，已经郁结为愤怒的情感，因而其“发愤以抒情”（《惜诵》）的明志方式就打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其对信念的执著从儒家的眼光看也只能用一个“淫”字来加以概括。儒家自然并不排斥对怨情的抒发，但是怨情——尤其是对君主及其统治之下的社会现实的怨情的抒发应该保持一个中和的度，但是屈原却打破了这个度，他大多数辞赋的矛头上指君主昏庸失察，中指那些遮蔽光明而狼狈为奸的“党人”，下指混混沌沌、污浊不清的国人，于是整个社会现实就变成了一张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黑暗图画。屈原辞赋的总体风格，那种上天入地、风驰电掣的想象力，与儒家推为经典的将情感纳入理性务实的框架的《诗经》也是极为不同的。⁽²⁵⁾

屈原大多数辞赋中将上至君王、中至“遮光蔽日”的党人、下至是非不清的国人进行了“一网打尽”式的全面抨击。而同时我们看到的诗人本人形象则是内心高洁无比不说，外在的衣着装扮更是缀香草、佩鲜花，总之外美内美一人独占。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人生态度只能说是“高尚的”而绝难是“高妙的”。清代钟秀对陶渊明的“定位”是“能介而和者”：“秀谓隐逸者流，多以绝物为高，如巢父、许由诸人，心如槁木，毫无生机，吾何取焉。又如老子知我者希，则亦视己太重，视人太轻，以为天壤间无一人能与己匹，是诚何心。今观靖节以上诸诗，情致缠绵，词语委婉，不侪俗，亦不绝俗，不徇人，亦不亵人，古人柳下惠而外，能介而和者，其先生乎。”⁽²⁶⁾这种“不侪俗，亦不绝俗，不徇人，亦不亵人”的“介而和”的精神与本领应是一种永恒的修养。难怪后世正统的儒士会视屈原为一个“异端”，并对其颇多微辞，甚至谴责他“露才扬己”、“轻薄”乃至因过于执着于自己的个性而至于“不忠不孝”：

正因为屈原有这么多与儒家的格格不入，所以尽管后世惊叹屈原文本的壮采，但是正统的儒服之士大都觉得屈原是个异端。像朱熹那样不满于屈原“过于中庸”的正统的儒士，以儒家解诗的“后妃之德”解释屈原，还是比较温和的，而大多数正统儒士则对屈原的言行进行了谴责。班固以为屈赋“露才扬己”不合法度，指责屈原不应该“责数怀王，怨恶椒兰”。颜之推更是斥责屈原“轻薄”，认为他不应该“显暴君过”。孟郊的《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一诗，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全面否定了屈原的言行。他以“死为不吊鬼，生为猜谤徒”来诅咒屈原，认为他不应该身处高位怨谤君主：

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输？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且闻善称君，一何善自殊？且闻过称己，一何过不渝？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忠孝”，而孟郊则以“天问”的形式直斥屈原执著于自己的个性而殉国是“不忠不孝”！⁽²⁷⁾

屈原露才扬己，不合中庸之道，没能表现为中和之美。儒家经典《礼记》讲究“和顺积中，英华发外”。这种“和德”才是中华文化的“至德”之所在。

如果我们的视野再开阔一些，从尼采所曾区分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来看陶渊明极具“文化自觉”性的“高尚而又高妙”的人生，将会使陶渊明的“后得混沌”的高妙价值显得更清晰一些：

美学家朱光潜更心仪尼采的日神精神，认为中国审美传统中也有一个日神存在。“比起发扬蹈厉的酒神精神，朱光潜为何更器重日神精神？因为日神精神所表征的静观心境，和中国传统审美精神，诸如受制于先秦实践理性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内敛、含蓄、蕴藉、冲淡、含英咀华、优游涵泳，沉潜往复……委实契合。”⁽²⁸⁾

显然，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陶渊明的中庸的“高尚而又高妙”的精神意趣与这种“日神精神”也是“委实契合”的。或者说，中国的“日神精神”最典型的代表者非陶渊明莫属。

陶渊明的超绝处还表现在尽管鄙夷世俗官场，但他还是能很自然、很平和地与一些为官者有较深的交谊，并没有极端到以激烈的态度将他们全部拒斥于千里之外，而是表现了清能有容、直不过矫的宽和包容这种唯圣贤才能有的大气、友善风度。这事实上也是一个“自我实现者”的大气风度。马斯洛《动机与人格》中所研究的那些“自我实现者”有一个极重要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都可称为是民主的人”，也就是具有“民主的性格结构”的人。“这些人都具有显著的民主特点。他们可以也的确对于任何性格相投的人表示友好，完全无视该人的阶级背景、教育程度、政治信仰、种族或肤色。实际上，他们甚至好像根本意识不到这些区别，而这些区别对于普通人来说却如此明显而且重要。”⁽²⁹⁾

这种“民主的性格结构”是一种中庸精神的产物，也就是说，“自我实现者”能够一般性地无偏见地以建设性的态度友善待人，但却不会因此而丧失原则，只不过不采取激烈的态度。我们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二十首》（其九）中看到的恰是这样一位具有“民主性格结构”的人。诗中说：“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³⁰⁾对于“田父”来劝自己“出仕”的“好怀”，陶渊明虽并不领情，但他一没有将“田父”骂得“狗血喷头”，二没有将“田父”与其所带来的“壶浆”（酒）一起驱逐，而是表现得既温厚礼貌：“且共欢此饮”（既然你拿来了酒，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喝它），同时又不失原则地坚决而强硬地表示：“吾驾不可回”。这就是“自我实现者”不走极端的人生境界。这种陶渊明式的“高尚而又高妙”姿态同样体现在其《饮酒诗二十首》（其十一）中：

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³¹⁾

此诗以汉代的张长公辞官归隐终身不仕自况，并为汉代的杨仲理一再出仕而感到惋惜：“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既然已经归隐，为什么又有所犹豫？“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意思是既然已经离开官场，那还有什么可说的？陶渊明曾屡次试图为官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每次都有被欺骗的感觉，故说“世俗久相欺”。“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对别人那些不相干的“悠悠之谈”，我会扔到一边，我不会在乎，我会按照我的意愿走我的路。

所以马斯洛说：“自我实现者有一种难以琢磨的最深奥也最模糊的倾向：只要是一个人，就给他一定程度的尊重，甚至对于恶棍，他们似乎也不愿超越某种最低限度去降低、贬损，或侮辱其人格。然而这一点与他们强烈的是非、善恶观是共存的。他们更可能，而不是更不可能挺身抗击邪恶的人和行为。对于邪恶引起的愤怒，他们不会像一般人那样表现得模棱两可，不知所措或者软弱无力。”⁽³²⁾

这种清能有容，直不过矫的气度在陶渊明的《和郭主簿》、《酬丁柴桑》、《和刘柴桑》、《于王抚军座送客》、《与殷晋安别》、《赠羊长史》《岁暮和张常侍》、《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四言答庞参军》、《五言答庞参军》、《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及《五月旦作和戴主簿》等等诗中都有充分的表现。在这些诗中，有些是叙写诗人与为官朋友之间“放欢一遇，既醉还休”。（《酬丁柴桑》）⁽³³⁾“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五言答庞参军》）⁽³⁴⁾“一日不见，如何不思。”（《四言答庞参军》）⁽³⁵⁾那种一见情洽的知己之情。有的写与这些为官朋友“嘉游未斁，誓将离分。送尔于路，衔觞无欣。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之子之远，良话曷闻。”（《四言答庞参军》）⁽³⁶⁾“逝止判殊路，旋驾怅迟迟。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于王抚军座送客》）⁽³⁷⁾的离别怅惘。(www.xing528.com)

在这所有写给为官朋友的诗中，除了抒写与这些朋友的真挚交谊之外，虽然还有相当多的内容是抒发自己人生追求的高远雅怀的，但却没有一首是态度高亢、言辞激烈地表现自己如何高洁不群、多么矫矫脱俗的。陶渊明自己虽不满官场污浊，从官场退了出来，但他却对继续为官的朋友表现了相当的尊重甚至是理解，这种姿态是极不容易做到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所叙写的“深情厚谊”全是真情，无丝毫敷衍或卑亢之态。特别是《四言答庞参军》一诗中“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³⁸⁾。这几句诗更是以极高超的艺术才华化用了《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诗意。陶作风味不仅酷似《诗经》原作，甚至在艺术水准上也达到了与《诗经》比肩的程度，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陶渊明的高妙。

当代陶学研究者龚斌先生认为“平和实际”是陶渊明独特人格的主要特征之一：

平和实际是陶渊明独特人格的第三大特征。渊明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耿介狷洁的品格，是以平和的方式显露出来的。尽管他鄙夷俗世，不愿与“俗中愚”为伍，内心也并未淡忘世事，但他的态度是很平和的。鲁迅说：“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穷，而心里很平静。”又说：“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所以鲁迅称渊明“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³⁹⁾

需要指出的是，这“不容易学”的“平和实际”就是人格高尚、品质高洁的陶渊明所表现出来的“高妙”的精神状态。

陶渊明人生境界那种“高尚而又高妙”的永恒意义与价值正在于他以“超世不绝俗”的姿态真正实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使他能“超世”，而“道中庸”却使他能不走“绝俗”的极端。陶渊明的人生智慧既汲取了古代儒家、道家等思想流派的精华，同时又能以自己的力量将它们发展、升华到一个更加理想也同时更加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新境界，所以“尽管在透彻地体验了人生的空幻这点上，陶渊明和佛学是一致的；在追求理想的人格，傲视世俗的卑污这一点上，他和道家、玄学相同；但在如何求得人生的解脱和自由上，他却采取了一种很为平凡的方法。然而，这恰恰是陶渊明的思想的特异处所在，也是他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原因所在。”⁽⁴⁰⁾李泽厚与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中由此将以“绝俗的超越”为底色的阮籍“大人先生”与以“超世不绝俗”为旨趣的陶渊明“五柳先生”进行了比较：

阮籍从现实获得解脱的理想是“大人先生”，而陶渊明的理想却是“五柳先生”。阮的《大人先生传》和陶的《五柳先生传》可以说是魏晋时代前后相映成趣的两篇奇文。两者都要求解脱，但前者的理想是“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朝餐阳谷，夕饮西海”，“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后者却只消在“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的破房子里读读书，饮饮酒，做点诗文，“便欣然忘食”，觉得自己有如无怀氏、葛天氏之民那样地逍遥自在了。前者对“蓬户士”颇为轻视，“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咏怀诗》第四十二），后者却以做一个“蓬户士”而自得其乐。前者是出身世家大族的赫赫名士近于目空一切的放言高论，后者却是一个穷苦到至于乞食的庶族士人面对现实所能寻求到的自我安慰。前者有一种睥睨宇宙、傲视群俗的闳大气魄，但终究摆脱不了现实的困扰，所以忧愤无端、慷慨任气；后者看来虽然平凡低下，但毕竟又从现实的平凡生活中找到了某种心灵的慰藉，所以有如葛天氏之民般的陶然自得，尽管在这陶然自得的背后，仍然深藏着人生的悲苦。⁽⁴¹⁾

显然终究阮籍的“大人先生”式的解脱超越方式是相当空洞虚幻的，“大人先生”可以有美学上的超越价值，但谁也没有办法在现实人生中去变成这么一个“遗俗而独往”的“大人先生”以求解脱；而在陶渊明时代所盛行的佛教式的解脱也同样存在着不可操作性。因此，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为乐道而安贫的解脱方式就极其值得耐人寻思，“这可以说是当时在玄学、佛学之外的一种新的解脱法，虽然这种解脱法在历史上已有如陶渊明所推崇的黔娄之类的‘高士’实行过，但历史的背景和社会的意义却是大为不同的。陶渊明的解脱法的可取之处和受到后来人们赞赏的地方，在于它既没有玄学的‘大人先生’式的理想那样高不可攀，也没有佛学那样的神秘虚幻，而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实现一种审美的超越。”⁽⁴²⁾这不正是一种超越了骑驴找驴的“高妙”的生活方式？

陶澍《陶渊明集附录诸家评陶汇集》引刘朝笙语说：“靖节非儒非俗，非狂非狷，非风流，非抗执，平淡自得，无事修饰，皆有天然自得之趣；而饥寒困穷，不以累心……千载之下，诵其文，想其人，便爱慕向往不能已已。”⁽⁴³⁾虽然自己是那么地志趣高远，尽管自己已经是超拔脱俗，但却无需表现得剑拔弩张、咄咄逼人。中庸的修养使得陶渊明其气象是高旷的，却超越了疏狂；其趣味是冲淡的，却不至于偏枯；其操守是严明的，却避免了激烈。

【注释】

(1)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175页。

(2)刘向撰、刘晓东校点：《列女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21页。

(3)刘向撰、刘晓东校点：《列女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21页。

(4)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1228页。

(5)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1228页。

(6)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506页。

(7)胡怀琛：《古文笔法百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24页。

(8)《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下册），366页。

(9)沈德潜：《说诗晬语》，清诗话本。

(10)宗璞等著：《太阳下的风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64页。

(11)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536页。

(12)郭维森、包世臣：《陶渊明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308页。

(13)姚振函：《平静之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4)姚振函：《平静之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5)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506页。

(16)《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下册），7页。

(17)《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下册），7页。

(18)《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下册），7页。

(19)《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下册），145页，127页。

(20)《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下册），145页，127页。

(21)《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261页，262页，262页。

(22)《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261页，262页，262页。

(23)《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261页，262页，262页。

(24)《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下册），123页。

(25)高旭东：《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88页。

(26)《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244页。

(27)高旭东：《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89页。

(28)夏中义：《学人本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120页。

(29)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196页。

(30)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91页，94页。

(31)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91页，94页。

(32)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197页。

(33)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21页，51页，22页，23页，62页。

(34)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21页，51页，22页，23页，62页。

(35)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21页，51页，22页，23页，62页。

(36)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21页，51页，22页，23页，62页。

(37)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21页，51页，22页，23页，62页。

(38)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23页。

(39)龚斌：《陶渊明传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3页。

(40)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87页，388页。

(41)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87页，388页。

(42)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89页。

(43)引自李泽厚：《美的历程（附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