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文化伦理：文学批评教程提供的成果

一、信息时代的文化伦理

信息时代又被称为后工业时代、电子时代，是以电子信息业的突破与迅猛发展为标志的新科技时代。其中，以现代技术作为内在支撑的电子媒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人类几乎不可能轻松地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快捷而又充分地接纳来自全球的各种信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强调:“媒介即是信息”，因为媒介“就是真实的世界，它们为所欲为地重新塑造旧世界遗存的东西”。⁽³⁾而在一系列现代电子媒介中，又尤以互联网、电视、广播等媒介最为突出。它们借助互动性、即时性和大众化等特殊手段，使自身不仅成为一个单纯的信息载体，还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社会活动的交流平台和引导平台，从而使信息真正地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

因此，信息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各种电子媒介以其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方式，贯穿着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观念，犹如托夫勒所描述的那样:“一枚信息炸弹正在我们中间爆炸，这是一枚形象的榴霰弹，像倾盆大雨向我们袭来，急剧地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内心世界据以感觉和行动的方式。在从第二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信息领域转移的同时，我们也在改变自己的心理。”⁽⁴⁾而这种改变的结果，便是一种新型文化生态的逐渐形成。它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导致人类的文化秩序和文化观念产生了诸多耐人寻味的变化。这些变化，促使了传统文化结构中一整套相对稳定的关系，或呈现出某种微妙的博弈状态，或呈现出角色互换的情形，从而形成了一系列信息时代所具有的文化特征。

1．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微妙博弈

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一直将自身视为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主体，并以明确的主体意识参与到社会文明的建构过程之中。所谓人的主体性，就是指作为活动的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根本特性，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包括独立性、自主性、主动性、选择性、创造性、超越性等。它隐含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人类又形成了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并且使这一观念成为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反复强调的核心思想。正是在这种人本主义思想的驱动下，人类社会沿着自由、民主、理性和科学的轨道，经历了以生产力和技术进步为中心的、极为重要的工业革命时代，实现了自身历史向现代文明不断演进的总体目标。

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多媒体、互联网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人类在充分享受这些具有高智能化的技术成果的同时，也越来越依赖这些技术成果，越来越成为一个个“单向度的人”，甚至变成技术的仆役。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减弱，主体性日趋模糊。有人就认为，计算机的出现，“在为人们带来诸多方便的同时，也预示了可怕的前景:人将失去作为主体的自我，变成机器的奴隶。随着生产、经营和国家管理的电脑化和网络化，人们将须臾离不开计算机，自我意志和自由选择必须受制于计算机的网络程序。换句话说，人和机器的界限将日益模糊”⁽⁵⁾。如果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人们就会发现，由强大的理性精神所支撑起来的人类主体意识，正在面临电子技术的巨大挑战——面对不断被完善的、具有高智能化和精确性的电子技术，普通人已很难与之抗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除了被动地接受之外，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发挥的空间上被大大压缩，由此也导致主体与客体之间呈现出某种微妙的博弈状态。

值得注意的并不仅仅是电子技术本身，还有依托于该技术所形成的电子媒介，以及由这些媒介所带来的丰富信息。除了极少数相对偏远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今天的人类大多已生活在信息的包围圈中。信息不仅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一切吃、住、行之中，而且渗透到工作、娱乐和思考之中，使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面对信息做出选择。一方面，我们需要信息，没有信息甚至寸步难行；另一方面，我们又恐惧信息，因为无论自己怎样选择，我们都已被信息成功地牵制。作为主体的人，逐渐成为信息的俘虏；人类一直引以为荣的思考力、创造力、独立性和个体自由，也在受到各种海量信息的潜在规约。“无论是电视或计算机网络，现代电子媒介都共同改变着主体与客体、现实与虚构、外部与内部、真与伪之间的关系，改写着由文字印刷文化建构起来的理性主体，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多元化，使感性和欲望更为肆虐并凌驾于人类精神之上。”⁽⁶⁾或许，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镜像之一。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不自愿，在信息时代，人的主体身份与世界的客体身份显然都受到了冲击，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在微妙的博弈之中变得日益暧昧和模糊。

2．时间与空间之间的不断重组

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现代电子技术有效地突破某些客观上的物理限制，努力实现“人的延伸”，就像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⁷⁾这种个体生命的“感觉比率”与“感知模式”的改变，从本质上说，就意味着人的主观体验和认知方式已经突破了客观世界的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获得了更大的伸展空间。它是一切技术主义的基本目标，更是现代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核心任务。美国学者卡斯特斯曾经指出，“信息主义是建立在随着微电子和基因工程双重革命，人类信息处理能力大大增强的基础上的一种技术范式”，它具有三种重要的特征:一是对容量、复杂性和速度的自我扩展的处理能力；二是重组能力；三是分配的灵活性。⁽⁸⁾应该说，这三种特征都是信息时代为了有效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客观限制而形成的技术优势，体现的是对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角色重组，以便成功地突破物理时空给人类自由带来的束缚。

在第一个特征中，信息技术以高速度和高精确性，极大地降低了人类以往所需要的社会成本，尤其是时间成本，使信息共享在全球范围内走向了“即时性”。无论是电视、广播还是互联网，“即时性”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它使时间本身具有了特殊的魅力——当很多重大信息以“现场发布”的方式实现了全球共享的目标，空间的障碍也就被压缩到最小范围内，甚至被取消，世界各地的社会运转也顺利地实现了高效率化。在第二、第三个特征中，信息技术则极力规避了各种物理空间的障碍。任何信息使用者都可以实时地决定自己的特定目标，并通过“超文本链接”轻松地重组所有现存的信息与通信，使空间的延伸变得无限广阔。特别是互联网，由于其本身就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节点，其重组方式灵活多变，从而在资源分配上拥有无穷的灵活性，彻底改变了任何社会现实制度所引起的时空制约。更重要的是，由信息技术所建构起来的“虚拟空间”，从理论上说具有无限的空间性，其结构的复杂性也远远超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空间概念。

信息时代所拥有的这种“即时性”和空间上的无限性(即“虚拟空间”)，不仅给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感受，还引发了人们对时空观念的改变。卡斯特斯就曾指出:“根植于信息主义的网络逻辑也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念。这种流动的具有网络社会特点的空间，以电子线路和快速传播通道为基础，把有共享功能和意义的遥远地方链接起来，孤立和征服嵌入在这些地方的空间中的经验逻辑。一种新的时间形式，即我所谓的没有时间的时间，从将按年代顺序排列的时间压缩成最小可能的符号(就像在瞬间发生的财务往来一样)和模糊时间顺序的整体趋势中浮现出来，正如在难以远离可预测的组织发展的职业生涯模式的转变中所看到的，男人现在正被机动的女人所取代。”⁽⁹⁾

3．经典与时尚之间的微妙对抗

在追求“即时性”的同时，信息时代的电子媒介还将信息的快速淘汰和更新作为其生存的重要法则，从而促使了“快餐文化”的迅速流行。从客观上说，随着社会本身的飞速发展，个体生存的竞争态势也在日益加剧，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个人的内心空间日趋萎缩，人们迫切需要用轻松、娱乐和消遣的文化形态来作为心灵的减压阀和润滑剂。这也导致了人们在文化消费方式上的重要变化——由以前的“读”和“想”向现代的“看”和“听”转变，理性的审美愉悦逐渐被感官的娱乐满足所取代。而电子媒介则充分利用自身的特殊优势，以图像化的视觉方式不断地展示各种信息，并通过简单的复制和转播，使人们随时随地接收这些信息，非常有效地满足了大众娱乐的审美需要。

与此同时，电子媒介又借助其良好的开放性和互动性，随时把握大众的文化需求，了解大众的文化心理，及时调整信息资源的发布方式，从而与广大的受众群体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共振关系。在这种共振关系中，大众既是信息消费的主体，又是引导电子媒介发展的“文化导师”:为了满足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电子媒介必须通过永不停歇的信息“创新”来吸引大众，必须在短、频、快的理念中适应大众的多元化审美期待。所以，在信息时代，时尚化、新奇性和感官化，已成为所有电子媒介的立身之本。它不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也不需要经受理性的辨析，“一次性消费”是其通用的模式之一。(www.xing528.com)

这种以时尚和新奇为目标的信息文化，直接颠覆了经典文化所需要的时间沉淀和理性思考，使经典的价值变得越来越边缘化，也使经典在人类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受到巨大的冲击。有人就认为:“现代电子媒介空间化传播的特点，取消了经典和文化传统赖以生成的时间性条件；而它敏锐地捕捉新信息，高效地生产新信息，并将其聚焦、放大，以高速度在片刻间大面积覆盖受众，则正足以不断地制造轰动和新潮，不断地更新时尚。在这里，只有当下，只有时尚，没有历史、传统和经典。任何刚刚逝去的存在都被推入遗忘之中，与当下切断了联系。”⁽¹⁰⁾全心全意地追逐当下的生活信息，彰显当下生活的时尚和新奇，并对传统的经典保持特有的对抗姿态，这便是信息时代的又一个十分突出的文化特征。

4．图像与文字之间的不断融合

在传统的文化生态里，文字一直是信息传播的基本符号，图像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文字内部的信息。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主导和从属的关系。文字在接受过程中所具有的思辨性和回味性，是体现人类主体意识的重要特征。然而，为了全力打造信息本身的时尚化和新奇性，现代电子媒介却将视觉化、感性化奉为文化发展的圭臬。利用多媒体技术的特殊优势，现代电子媒介日益成为一个巨大的视觉制造机器:影像、仿真、复制……所有这些信息制造手段，都直接指向视觉文化，直接迎合大众的感官享受，从而使文字所提供的信息魅力逐渐下降，文字在人类文化传递中的核心地位正在削弱。

对此，博德里亚尔认为，这是人类自我导演的一场“完美的罪行”:“大众传媒的‘表现’就导致一种普遍的虚拟，这种虚拟以其不间断的升级使现实终止。这种虚拟的基本概念，就是高清晰度。影像的虚拟，还有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淫画)，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和染色体组)……人工智能不经意落入了一个太高的清晰度、一个对数据和运算的狂热曲解之中，此现象仅仅证明这是已实现的对思维的空想。”⁽¹¹⁾在这种电子媒介所营造的虚拟空间里，复制代替了创造，感受代替了思考，碎片代替了整体，短暂代替了永恒。

尽管图像不可能从根本上取代文字，但是，随着图像文化的大面积蔓延，以及接受群体对视觉文化的普遍追捧，信息时代的文化生态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图像与文字的紧密融合，甚至是图像开始走向主导地位，文字降格到从属地位。这种日益强化视觉功能的文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其负面作用不言而喻。有人就指出:“狂轰滥炸而又瞬息万变的图像文化消费培养了一种文化惰性，使得人们惯于以休闲的消遣性的心态和眼光来对待一切纷至沓来的图像信息。这样，即使是世界性的、社会性的重大事件，也往往在人们的视觉性消费中变质为一种泛审美的娱乐活动，或者一次廉价的煽情表演。”⁽¹²⁾问题不在于这种视觉文化的泛滥究竟有多大的负面作用，而在于它已成为一种不可阻遏的文化趋势，并与广大的受众群体在消费的层面上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形成了一种自觉的循环状态。

5．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地位互置

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一直由精英阶层所控制，是一种精英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生态。所有重要文化体系的建构，文化价值谱系的界定，文化观念的确立与倡导，都是基于精英文化的判断和认同。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的话语权是由精英阶层所把持的，精英文化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扮演了主流文化“立法者”的角色。而大众文化则一直处于民间的从属地位，甚至在很多时候处于遮蔽状态。但是，信息时代凭借其开放性的媒介特征和话语权的平等分配原则，为大众阶层主动参与社会文化建构、积极表达自身的文化诉求打开了方便之门，大众文化开始风起云涌，甚至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迫使精英文化走向边缘。这种地位上的彼此置换，已成为全球学界的共识。

在这种角色互换的过程中，引人瞩目的是，大众文化在不断取代精英文化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以单纯的信息消费主体而出现的，它同样具有信息符号的生产功能和发布功能。也就是说，大众既是电子媒介的主体，又是它的市场依托，因此大众可以有效地利用电子媒介等现代信息资源，不断地推出各种适合自身审美趣味的、虚拟的文化消费符号，甚至建立完全符合自身的文化价值体系。这就是人们常常谈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

这种特殊的文化表征，直接导致了大众与精英之间所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文化格局，逐渐走向彼此的消解。大众文化不仅以其平民化、世俗化的方式，自觉地颠覆了精英文化追求经典化的精神趣味，还以其感官化、娱乐化的手段，倾力打造符合自身审美趣味的消费群体和文化符号。譬如，“红极一时的‘超级女声’现象、‘芙蓉姐姐’、‘菊花姐姐’现象，大量网络文学和网络写手的出现，手机短信文学的面世，文学艺术向广告、时装、家庭装修等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等，都是典型的大众和商业结合的解精英现象/思潮。这些新的文化和文学艺术形态用精英的标准看或许根本就不是文学艺术，甚至也够不上‘文化’的资格，但是它们已经是今天的文学和文化生产的主要形态，其受众数量大大超过精英文化/文学”⁽¹³⁾。对此，很多精英文化的捍卫者颇感怨愤，抵抗者有之，斥驳者有之，讥嘲者有之，但效果寥寥。

在这种大众文化的强力统摄下，作为曾经的精英群体，不得不退到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带，由文化的“立法者”变成了“阐释者”。而且，在消费主义的作用下，精英文化因为自身的价值追求和审美理念，已经无法赢得广泛的市场份额。“现代电子媒介的本性就是大众的。当它凭借现代高科技以压倒优势排斥文字书写和印刷媒介，轻而易举地攫夺了文化主导权，成为生产和传播文化的主渠道的时候，文人、知识精英的文化地位和权威就被颠覆了。”⁽¹⁴⁾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精英文化的边缘化又使大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和批判，从而导致了“去中心、去理性、去整体”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急速膨胀。

精英文化之所以由社会文化的中心走向了边缘，虽然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譬如消费主义等，但关键还是在于现代电子媒介的冲击:一方面，电子媒介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面对大众的文化需求。它竭尽所能地发布大量信息，以便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群体的各种需求，为人们提供最为广泛的自由选择，并在技术上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体系。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它又充分地利用开放性，在互动性中广泛地吸纳不同阶层的群体和不同观念的表达。尤其是互联网，以其特有的开放性和自由度，既表明了对权力意识形态和公共信息的容纳，又显示了对大众群体个人言说和信息发布的尊重，从最早的BBS到博客、播客、晒客等个人平台的出现，都为大众文化的全面展示提供了灵活而又多元的空间。可以说，没有电子媒介的作用，大众文化就不可能迅速取代精英文化而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尽管信息时代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伦理并不仅仅限于上述五种情形，但是，这五种关系的变化是最为明显和最为突出的，也是对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最具影响力的。它从多个角度动摇了人类自启蒙以来所精心构建的种种秩序，也消解了建立于种种传统秩序之上的文化伦理，从而以新的伦理体系规约着人类未来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信息本身的即时性共享、超时空链接，还是现代媒介中所包含的开放、自由和平等，从它们对人类文化的最终影响来看，也基本上隐含在这五种关系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五种关系视为信息时代的新型文化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