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巴蜀文化与大盆地生命

第一节　天府“大盆地”

巴、蜀二字，本身就是一个谜。

巴，或被释为“蛇”的象形，如许慎《说文》解释为：“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或被解为因其族群集居地嘉陵江的弯曲之状而被赋之为族属名称，再衍为地名，魏晋时谯周的《巴记》就持此说。前说透射着原始图腾崇拜的暗影，后者呈现着文化地理学的色彩，还有解为“坝”、芭（花-华-花苞）等，至今尚难有定论。蜀，或解为“蚕”虫象形，或诠为“纵目”的图式，或说为“竹”的谐音和“竹虫”的合体……《说文》曰：“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失形，中象其身”，《诗》曰：“如蜀”。扬雄却另辟蹊径地提出：“蜀”即“独”，“不与外方同”也，特别强调了大盆地封闭的特点和地域文化和人文风习的独特性。嫘祖养蚕神话，“纵目人”传说，遍布巴蜀的“竹王庙”等，都为这些解释提供着多种证明材料。或许，待更多的地下文物出土和解读“巴蜀图语”原始文字之后，历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将会为我们给出一个较准确的解释。不过，巴、蜀二字，是由大盆地原始先民的“长虫”图腾崇拜之“象”演变而来，则已被多数学者认可。

巴蜀地区，早在《尚书·禹贡》“天下分九州”时被界划为“梁州”，是谓“华阳黑水唯梁州”，以成都平原和重庆、涪陵、巴中三角区为两大中心，后逐渐形成巴、蜀两个方国。秦统一时置巴、蜀二郡，汉代分设巴、蜀、广汉、犍为、越西、益州、牂牁等七郡，至宋真宗时（1102年）改置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总称“川陕四路”——“四川”之名逐渐演变而来，其域曾一度包括滇、黔、鄂西、湘西、陕西（宝鸡地区）等地，甚至远至甘南，这已经被地下出土文物所确证。明代基本成型于“北之广元与陕西界，东至巫山与湖广界，南至乌撒、东川与贵州、云南界，西至威、茂与西番界”^[1]。1955年划定的“四川省”行政疆域，较准确地界定着巴蜀文化区域。有人还认为：“贵州、云南、陕西、湖北等省份，几乎都是接受川文化的辐射、影响，而均非本省主体地域文化反作用于川渝边地。就文化‘版图’而言，‘四川’应当北及秦岭，南抵黔中乌江，东出三峡”，遵义地区“直到乾隆28年之前仍属四川所辖，当地的语言、风土人情等与四川如出一辙”^[2]。1997年大盆地分设“四川省”和“重庆直辖市”两大行政区，新“四川省”的达川、南充、巴中、广安等地市，仍属于古代巴文化区域。此外，生活在同一大盆地并历经千年历史磨合汇溶的巴蜀文化已成为一个整体，它并不会因为行政区划的分治而判然有别，因为历史已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观点，地域文化既有其所在空间的行政疆域界限，更有其历时千年磨合而来的心理认同和归属情结。(www.xing528.com)

因此，我们仍将巴蜀文化的运行空间，界定在巴蜀大盆地中。

巴蜀地区位处于中国腹地，属亚热带气候。它基本上位于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之间，但黄河仅流经其西部的若尔盖草原，是为白河、黑河，面积约10 000平方公里，长江流域则遍及大部分地区，面积约55万平方公里，即巴蜀地区主要属长江流域。从中国地形图上看，巴蜀地区主要在三大阶梯的第一、二级阶梯上，即有西部（青藏）高原和东部平原的两大地理地貌特征，呈西部高原向东部平原过渡、兼具两者特色的自然景观。概言之，巴蜀地区包括着西部高原，和由东部岭谷、川中丘陵、成都平原三者构成的“大盆地”两大部分。这种地域位置，使黄河流域的北方文化，与长江流域的南方文化都在其中交汇、熔铸，青藏高原的游牧文化与东南水乡的渔耕文化互为贯通。北方中原文化的质朴和现实主义、南方文化的浪漫热情，西部游牧文化的粗犷豪气，都在巴蜀大地上运行化合，逐渐积淀成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而四周阻隔的“蜀道难”天险，境内平原、浅丘、岭谷、高原等“第一自然”的多姿多彩尤其是相当于两个法国面积的辽阔疆域，也为巴蜀文化的产生、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极好的生存空间条件。

在中国疆域中，巴蜀地区以四周高山阻隔而形成独特的“大盆地”地理状况而自成单元。“蜀道难”的自然险阻使外界入侵减弱，而境内相当于两个法国的辽阔面积，几大水系纵横交错的良好灌溉状况和温湿宜人的气候，形成了得天独厚的优裕自然生存条件，即世之所谓“天府之国”。而境内平原、浅丘、高山、低谷等各种地貌地形以及褐色、红色、紫色等各种地表裸露，形成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生活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文化形态（如多民族存留、杂合），就在大盆地中自成体系地运行、发展，较少受外部其他文化的冲击影响而表现出自己的独异性。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益州险隘，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险隘”是可以摒强敌于盆地之外的“天然屏障”，“沃野千里”则是“易于安居乐业”和自给自足的“天府之土”。巴蜀文化的独具特色和悠久历史的客观条件及物质基础，就在于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