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盆地生命记忆：巴蜀文化与原始歌谣

第三节　原始歌谣

巴蜀大盆地虽然有久远的生命史，曾以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使农耕文明达到极度辉煌的成就，也正是高度发达的农耕经济为广汉三星堆文化的煌煌成就提供着坚实的基础。与之相适应的，应该还有一种更辉煌的文学形态，如像巴蜀神话所呈现的那样。“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的原始先民生活方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情感宣泄方式，应该是童年时期人类共通的表现，巴蜀何以独缺？

但是，由于秦始皇的文化集权政策和焚书，巴蜀地区的文字消亡了，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只是巴剑蜀戈和一些印鉴上残存的被称为“巴蜀图语”的符号线条。而春秋战国以来巴蜀地区偏安一隅，极少参加北方中原地区的政治角逐而常被忽略。也由于地理阻隔和交通落后，尤其是中原正统及中心意识的偏颇，孔子等人在搜集整理《诗》时有意无意地忽略巴蜀地区的诗歌。我们认为，巴蜀大盆地久远的生命史，上古时期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都广、三星堆等颇具规模的城市文明，尤其是博大丰富、浪漫奇幻的巴蜀神话系统以及三星堆青铜文化的赫赫成就，都说明巴蜀上古语言形态的文学应该而且可以有一种辉煌。但我们现在却只能从零散的资料断片去梳理了。

巴蜀原始歌谣，仅见于清人沈德潜编《古诗源·河图引蜀谣》一首，其曰：“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它描述了从西部高原流下来的岷江之水，灌溉着成都平原，吟咏着杜宇与朱利的婚配而人丁兴旺；开明受禅于望帝，兴水利而农业兴盛，造福人民的伟业，其中洋溢着对巴蜀大地的赞美之情和对自己美好生活的喜爱。与之相类的“先民之诗”也在尽情歌唱着生活的美好：“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为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9]。巴蜀先民对得天独厚的大自然恩赐及物产丰足的自豪，耽于物质享乐的现世人生态度，乃至于用优质粮食酿酒的记载，“养父”、“养母”的世俗亲情和浓郁的家庭生活氛围，都呈现着其地域特征。应该说，相如、文君大胆相爱及“当垆”壮举，李白诗中不离仙、酒、女人的自然性情流露，苏轼对烹饪技术的考究，还有被誉为“天底下至情文字”的李密的《陈情表》，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巴蜀人文精神对人生现世的关注态度。

如果说，北方中原由于严酷的自然条件和物产的匮乏，北方氏族常常为寻求一个更适宜自己生存繁衍的“乐园”而迁徙、征战，在他们的眼中，客观自然“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公刘》、《生民》等史诗就流露着对“载燔载烈”严酷自然的无可奈何，《七月》等诗述说“流火”般的生存艰辛。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北方中原先民力图构建规范理性，以协调人与人和群体间的关系，以沉重的鼎和狰狞的怪兽造型去镇魇敌人和自慰。而自我体认为“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盖天下之中”的巴蜀先民，眼前的天地万物都是如此美好：“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10]，这与北方先民重功利轻审美的“实发实秀”价值标准，形成何等差异？而与之同时，南方荆楚先民尚在“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中开创着与动物相别的人生内容。(www.xing528.com)

原始诗歌实为歌唱的词，其盛行状况，我们可以从史载巴蜀军队助周伐殷的史影中略见一斑，即《华阳国志》所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载歌载舞地冲锋陷阵，正是巴蜀先民长期养成习惯的自然表现。鸿门宴后被赶往西僻之地的刘邦，一旦领略到巴蜀歌舞的魅力之后终生难舍，其身边常伴的是一支“巴渝”歌舞队，甚至在其晚年大裁宫廷冗员时，仍保持着“巴俞鼓员三十六人”^[11]。上之所好，下必效焉，整个西汉时期，王公大臣盛宴聚娱，巴渝歌舞都是必演节目。直到魏晋，因巴渝歌“其辞甚古，莫能晓其句度”^[12]，而由王粲记录为四章：《矛渝本歌曲》、《安渝本歌曲》、《安石本歌曲》、《行辞本歌曲》，从而为巴蜀古代歌舞唱词留下一份资料，见载于《王粲集》中。

我们还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中国南方文学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个代表，屈原的成就主要建立在整理、改编流行于江汉流域的民歌，并根据民歌的自由体式创建了抒情自由、长短随意的杂言体，其“美人芳草”之譬喻，正是民歌的基本艺术手法。屈原的艺术成就，离不开巴蜀文学的影响。因为，如果屈原故里确在秭归，他就应该是巴人，秭归属巴地；他长时期生活于郢都，而郢都盛行流传着“下里巴人”歌舞，成百上千个人同声传唱的“巴人歌”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他后来被流放于巴人聚居甚众的湘沅流域，其搜集的民间歌辞中肯定有不少的巴人歌词。他的作品中充盈着大量的巴地景物、地名和人物及传说故事，如“巫山”、“高唐”、“王乔”、“彭祖”等，其《天问》中关于“灵蛇吞象，厥大何如？”的思考，正是“巴蛇吞象”神话原型和巴地民间文学的直接摹本。巴人歌舞在楚地流行盛况，我们还是借用一段史料来说明：

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千人。引商到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虽然，宋玉是想通过歌舞应和者多寡区别去说明自己声誉不佳原因，强调“圣人瑰意琦形、超然独处”而难被世俗庸众所理解，但他却为我们证实了巴人歌谣在楚国都城盛行，受到广大民众喜爱的盛况。可以想见，巴人歌舞因其悦耳的音律和较好的节奏感而易于传唱，成为流行的大众艺术，也必然因其自由热情的抒情性而令人喜爱引起共鸣，或许还有那灵气飞动的浪漫和奇瑰斑斓的想像艺术博得楚地民众的神往。结合后来刘邦及其王公大臣对巴渝舞曲的偏爱，王粲对巴渝歌词的记录，以及刘禹锡对巴渝竹枝词的迷恋，我们的这种推想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初唐四杰的入蜀所留下大量名蜀物证蜀事的名篇，杜甫入蜀而诗风大变臻于炉火纯青，陆游对蜀中人文风物终生难忘和有“终焉之志”等的实例，都说明着大盆地风貌和人文景观对文学创作的诱引激发效应。也正是基于此，郭沫若曾劝告访华的泰戈尔“不要久在北京或上海作傀儡”，而应该“泛大江、游洞庭，经巫峡，以登峨眉青城诸山”去接受大自然的馈赠而获得创作的灵感^[13]，这可谓一代文豪的经验之谈。从以上诸多实例，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南方文学的源头，屈原的产生，有着巴蜀文化的哺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