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诗中的书信体与商人信使
唐代诗歌高度发达，相当一部分书信是用诗歌写成的。朋友之间、家人之间、同僚之间的书信往来，多用诗歌。不少唐诗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韩偓《同年前虞部李郎中自长沙赴行在，余以紫石砚赠之，赋诗代书》，李贺《潞州张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元稹《凭李忠州寄书乐天》，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晁采给丈夫的《雨中忆夫》、刘慎虚《送韩平兼寄郭微》等，也都是诗体的书信。
唐代的传奇小说中，主人公之间书信往来，也多是采用诗歌形式。比如《柳毅传》中的“庭龙君女，嫁泾川龙君之子。不得于夫，因遭斥辱。路遇儒生柳毅归乡，托其寓书于父”，其中的书信就是用诗歌写成的。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传递书信很多时候就是传递诗歌。“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6]穆宗长庆元年（821），白居易除杭州刺史。长庆三年（823），元稹外放为浙东观察史，与白居易相邻而治，二人多有唱和。这样的背景下，邮递信使，也就是重要的诗歌传播者了。尽管所引诗歌是白居易给好友元稹而写的，实际上却颇具普遍意义。
这样的背景下，重要的信使也即重要的诗歌传播者。
谈到人物对于诗歌的传播作用，不少文章都提到歌伎。还有的提到选人、官吏、使节、骡使、脚力等等。
李德辉先生的研究比较深入，不仅有专文，并且有专著。他指出，“人是文学传播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员来往为文学传播创造了很多机会。”这是非常中肯的。他论述了信使在唐诗传播中的称呼、作用。“担负文书投递的人，唐人称为‘骡吏’‘骡使’‘传使’。”“唐后期，这些人经常奔走于南北道路上，非常活跃，屡见于《资治通鉴》、《太平广记》之中，谓之‘脚力’，也称‘急脚’、‘善走者’、‘捷步’。”在完成托付转达信件任务的人员中，他一一列举了京使、过路的地方官员、赶考的文人、刺史、专员，甚至还列举了《太平广记》中记载的一位送信的仆人。[7]
李德辉先生《唐代交通与文学》一书中，有《水陆交通对于文学传播的影响及成因》一节，内容与文章大致相同。[8]他几乎提到了所有作为信使的人，唯独忘记了经常作为信使的商人。
有的文章提到了商人作为信使的情况：“唐朝虽未建立私人通信的组织，但私人自由通信较前代大大增多，人们之间有时让人捎带书信，达官和军将书信往来可以由官府和边防提供方便；中下级官吏可以通过州县邮驿捎带；一般百姓靠同乡和商旅带信。”[9]但是，该文不是从诗歌的传播角度来探讨商旅行为，并且太过简略。
商人在唐代以前就已经是信使了。我们可以从梁元帝萧绎的诗歌找到证据：
三月桃花含面脂，五月新油好煎泽。莫复临地不寄人，谩道江中无估客。[10]
诗人以女子的口气叮嘱自己的爱人：到时候一定不要忘记捎信回来，不要骗人说没有商人，所以不能捎信。很明显，唐代以前，商人就是信使。唐代的商人作为信使，在很多的唐诗中有明确的表述：
汉水波浪远，巫山云雨飞。东风吹客梦，西落此中时。觉后思白帝，佳人与我违。瞿塘饶贾客，音信莫令稀。[11]
南海春天外，功曹几月程。峡云笼树小，湖日落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轻。幸君因估客，时寄锦官城。[12]
京口情人别久，扬州估客来疏。潮至浔阳回去，相思无处通书。[13](www.xing528.com)
以上三首诗歌都写到了商人的信使作用。第一首李白在诗中提醒朋友：要多联系，往来的商人多着呢。巴东就在瞿塘的下游，在唐代属于山东南道。
第二首是杜甫诗，“估客”一词，有的文本也做“旅客”，显然，后者的含义更加宽泛。我认为是“估客”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诗歌中明确写了“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轻”，希望将这些东西“时寄锦官城”，旅客往往是偶然的，“时寄”的可能性小；而估客是规律性的。并且，估客因为给别人带比较多的东西，收取一定费用也合理，“时寄”的可能性大；二是这条线路，不是士人必走线路，成都不是长安，而唐代普通民众的旅游，是非常少的，商人的可能性相对大一些。由此推论他请商人带东西，也比较符合情理。综上所述，我以为用“估客”更加准确。
第三首张继的诗歌，更是从反面论证了商人是特别重要的信使：扬州的商人很少来了，所以，没有办法书信联系。诗歌的重点是感慨没有办法联系——他们是多么渴望经常联系啊！而没有办法联系的原因，只是估客来得太“疏”。
有的诗歌没有明写商人乃是信使，但是，联系全诗来看，可以得出商人就是信使的结论：
宝刀截流水，无有断绝时。妾意逐君行，缠绵亦如之。别来门前草，秋巷春转碧。扫尽更还生，萋萋满行迹。鸣凤始相得，雄惊雌各飞。游云落何山，一往不见归。估客发大楼，知君在秋浦。[14]
本诗乃李白摹拟妻子而写的诗歌。前面表达了夫妻之间的缠绵和不舍，并且以一系列景物烘托夫君离开家以后妻子的落寞。夫君到底到了哪里？“估客发大楼，知君在秋浦。”妻子完全因为商人才知道自己的夫君乃在“秋浦”，商人之为信使，逻辑很清楚。
商人不只是为人提供邮送，他们东奔西走，因此往往能够无所不至。北魏杨衒之所谓“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15]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正因为商人接触面广，信息也比较多，甚至一些达官贵人乃至皇亲国戚的信息需要找寻，也会由商人来帮助完成，《资治通鉴》记载了太和二年（828）的一件事情：
初，萧太后幼去乡里，有弟一人。上即位，命福建观察使求访，莫知所在。有茶纲役人萧洪，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赵缜引之见太后近亲吕璋之妻，亦不能辨，与之俱见太后。上以为得真舅，甲子，以为太子洗马。[16]
福建观察史也无法办到之事，实际上商人办到了。商人经常走动，熟悉情况，成为信使也是理所当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商人成为信使，不限于依靠自身，还善于使用工具：
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17]
又：《唐语林》卷8指出，“船发海路必养白鸽为信”，《酉阳杂俎》卷16记载，“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使用信鸽也是一种传信方式。
总之，唐代疆域辽阔，信息传播主要靠人力、兽力和水路，尽管邮路空前发达，信息的传递仍然不畅。商人因为职业的原因，总是处于奔波之中。所以商人实际上是邮送的重要力量，也就成了诗歌传播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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