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商人与商业的变化

二、盐法、两税之后，情况变得多样

中唐开始，描写商人的诗歌增多。不少中唐诗人能够比较客观地写出商人的辛苦，且对商人充满同情。比如杨凌的《贾客愁》、王建的《调笑令》四首其三、《三台》六首其三、黄滔《贾客》等，都充分描写了商人的风险和艰难。此类诗歌代表人物之一是诗人刘驾。他的《贾客乐》充分描写了经商的凶险：“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岐。”《反贾客乐》更是在题注中写道：“乐府有贾客乐，今反之。”摆明了是要和传统的观点唱反调。全诗是这样的：“无言贾客乐，贾客多无墓。行舟触风浪，尽入鱼腹去。农夫更苦辛，所以羡尔身。”^[57]诗人是要为商人平反，因为原来诗歌中表达的商人都是快乐幸福的，所以诗人要告诉世人，商人有艰险困苦的一面。但是，遇到和农民作对比的时候，诗人认为“农夫更苦辛”，由此更加凸显农民的艰难和不幸。

更多的诗歌将主要篇幅用于商人和农民的比较，或者将主要篇幅体现商人享受了优惠政策而迅速膨胀，并且以农民的困境作为反衬。顾况的《上古一章》、张籍的《野老歌》、《贾客乐》、王建的《送于丹移家洺州》、刘禹锡的《贾客词》、白居易的《盐商妇》、元稹的《估客乐》、姚合的《庄居野行》等，率皆如此。本文以刘禹锡《贾客词并引》为例：

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或曰：贾雄则农伤。予感之，作是词。

贾客无定游，所游惟利并。眩俗杂良苦，乘时知重轻。心计析秋毫，摇钩侔悬衡。锥刀既无弃，转化日已盈。邀福祷波神，施财游化城。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趋时鸷鸟思，藏镪盘龙形。大艑浮通川，高楼次旗亭。行止皆有乐，关梁自无征。农夫何为者，辛苦事寒耕。^[58]

诗歌的主题在序言中说得非常清楚：“贾雄则农伤。”商业的发展一定会带来对农业的伤害，商人的“乐”总是建立在农夫的“苦”之上，整首诗歌基调就是如此。

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是可以互相促进的，“贾雄并不一定农伤”。郑学檬先生认为，中唐商业发展，说明“农副产品、水产品、手工业产品交换深入民间，出现了‘农商景（影）从’^[59]而不是弃农从商的情况，这是一种历史进步”。^[60]但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诗人们认为出现了“贾雄则农伤”的局面。为什么贾雄一定农伤？这在诗人看来，和商人“行止皆有乐，关梁自无征”有密切的关系。

事实如何？

1．商税客观存在。

刘禹锡《贾客词》诗歌中提到的“关梁自无征”，元稹《估客乐》中提到的“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等类似的描写，重点突出的是没有“关梁之征”，或者没有州县等地方商业税收，不少唐诗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唐代对商人的商税征收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但是，税一直都存在。初盛唐时期，商人需要支付租庸调、需要支付地税和户税，这在上面已经论及。玄宗时，商人还需要支付“关梁之征”：

天宝九载二月十四日敕。自今以后，面皆以三斤四两为斗，盐并勒斗量，其车轴长七尺二寸，除陌钱每贯二十文，余面等同。^[61]

除陌钱主要是道路的税费，是针对商人而言才有的，是商人的“买路钱”。这一记载，说明除陌钱至少在天宝九载就开始存在。到了德宗时期，除陌钱的比率又提高了：“赵赞复请税间架，算除陌……除陌法：公私贸易，千钱旧算二十，加为五十；物两相易者，约直为率。”^[62]

安史之乱以后，各地方的军政首长在自己的地方范围内开征商税，唐政府明令开征地域广泛的关津之税：

自天宝末年，盗贼奔突，克复之后，府库一空。又所在屯师，用度不足，于是遣御史康云闲出江淮，陶锐往蜀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贸畜产，或五分纳一，谓之‘率贷’，所收巨万计。盖权时之宜。其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闲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数税之。自是商旅无利，多失业矣。上元中，敕江淮堰埭商旅牵船过处，准斛斗纳钱，谓之埭程。^[63]

无论是“率贷”还是“埭程”，主要搜刮的对象是商人。

2．专卖商人上控政府、下控价格，支付了税收，享受了制度型垄断红利。

盐法出，一是商人取得盐籍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所谓“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二是需要交纳榷盐钱：“然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64]。有了盐籍，并且交纳榷盐钱，商人实际上就控制了上游，也控制了下游。盐商实际控制上游，乃因封建政府对于官员的赋税业绩考核，使官员有赖于盐商：

今之主者，岁考其课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赏罚焉。院场既多，则各虑其商旅之不来也，故羡其盐而多与焉；吏职既众，则各惧其课利之不优也，故慢其货而苟得焉。盐羡则幸生，而无厌之商趋矣；货慢则滥作，而无用之物入矣。所以盐愈费而官愈耗，货愈虚而商愈饶，法虽行而奸缘，课虽存而利失。^[65](www.xing528.com)

因为有上级下达的赋税指标要完成，各盐场之间也存在激烈竞争，盐商因而得以在盐场之间左右逢源，渔翁得利。盐商控制了下游，是因为盐商对于盐的价格有自主能力。从盐的单价来看，“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66]，后来价格还往上涨，“贞元四年，淮西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67]。政府规定了基本的价格以后，商人就有自主权。《资治通鉴》记载：“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馀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68]刘晏“对于盐商的扶植和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简化了对盐商的税收……二是不限市场盐价……三是设立了专门的盐籍”。核心就是“在榷盐法中引入商人与商业机制，改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69]。

当商人操控了上游和下游以后，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个以财富来说话的新兴阶层。在诗人看来，这个新的财富阶层无疑是负面的：上文引用的刘禹锡诗歌所写的“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趋时鸷鸟思，藏镪盘龙形”，白居易的诗歌“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70]，元稹的诗歌“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鲸”^[71]，等等，都属此类表达。诗人们对这些商人的评价，有欠公允。

从国家宏观角度来看，这些商人是有巨大贡献的，他们使自己富裕的同时也对国家的财政增收作出了贡献。韩愈所言“则是天下百姓无贫富贵贱，皆已输钱于官矣”^[72]，说的就是这种政策的结果使政府受益。“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73]后世对刘晏的评价不一。确实有不少对他评价甚高者，“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74]王夫之认为：“晏之理财于兵兴之日，非宇文融、王、元载之额外苛求以困农也，察诸道之丰凶，丰则贵，凶则贱粜，使自有余息以供国，而又以蠲免救助济民之馁瘠，其所取盈者，奸商豪民之居赢，与墨吏之妄滥而已。仁民也，非以殃民也。榷盐之利，得之奸商，非得之食盐之民也；漕运之羡，得之徒劳之费，非得之输挽之民也。上不在官，下不在民，晏乃居中而使租、庸不加，军食以足。晏死两年，而括富商、增税钱、减陌钱、税闲架，重剥余民之政兴，晏为小人，则彼且为君子乎？”^[75]刘晏的功劳其实也有这些商人的参与。王夫之对商人抱有极其深刻的成见，这种成见大量反映于他的作品中，本段引文也凸显了这种成见。即使这段引文的本意在肯定刘晏，我们却能够从反面看到商人的成绩。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阶层商人的出现也有其特殊的意义。盐商是中唐社会富民阶层的主力之一。对于这一商品经济主导、“‘富人’阶层的出现”，林文勋先生详有论述，指出了其多重意义，笔者录其两点：一、“门阀士族的衰亡并不是唐宋旧有等级制度崩溃的全部，因为它仅是社会最上层的变动。士、农、工、商等级制的打破无疑才是社会的整体性流变，对整个社会变迁的影响更大。”二、“唐代，部分进步思想家已公开言利……就功利主义思想而言，大谈言利是表，商品经济的发展才是里……言利思想与传统价值观念的斗争，是当时一场持久的思想大解放。而思想的大解放必然带来人们观念和行为的变化。”^[76]

3．普通的商人和农民相比，并没有税收上的优势。

上文先论述了专卖的商人，这些商人的“榷盐钱”实际上来源于食盐的民众，当然是享受了国家的优惠政策。但是，笔者同时也论述了能够享受这些政策的，其实是少数的商人。大多数的小商人，情况远非如此。尤其是盐商的主体——大量的中小盐商。“小本经营盐的买卖，既很劳累，也多风险……真可以说是辛苦备尝。杜甫记载夔州四五十岁头发半白的老处女，十有八九负薪归，‘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77]。”^[78]不能享受专卖的商人，意味着要执行国家其他的税收政策。让我们来看两税的相关情况。

两税的设计者和首先执行者是杨炎，建中元年（780）推广执行。因为规定夏秋两次征税，所以称为两税。两税法的主要征税项目是户税、地税、商税。户税是两税中的大者，标准是“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79]。地税仍然是按照田亩多少征收；商税主要针对行商：“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80]“使无侥利”四个字值得特别关注，说明政策制订者的初衷就是不让商人的税负比一般的百姓轻。对于“坐贾的征税，史无明文，应当是与其他居民一样，按两税征收。在户税征收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沿用大历四年（769）的办法，在现有户等的基础上再加二等征收”^[81]。

王晓骊博士在论述“重农抑商是保证封建统治的基本国策”时说：“唐代政府对商人课以重税，实行盐铁酒等重要产品的专卖，设平淮制度，限制商人的消费等政策都极大地阻碍了商业的发展。”^[82]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从两税本身来看，商人的税负并不比农民轻。

4．盐法和两税是对等级制度的大突破，是历史的大跨越。

唐代诗歌有的作品具体地抨击盐法，有的作品笼统地抨击新的税收政策，也有的作品具体地抨击两税：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83]

另外，白居易还对于税收的交纳方式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84]应该说：盐法和两税，本身有不完善的地方，征收的过程也多有问题。

但是，在当时的土地兼并非常迅猛的情况下，租庸调制已经无法实行。并且，与人口的逃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员数量膨胀，不课口人数不断增加。早在天宝年间，“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无课口者为不课户。诸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应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应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85]另外，已经逃亡的大量人口当然也是没有税收的，尚且没有统计在内。即使按照国家的造册统计，不课口居然已经达到总口数的百分之八十四点四。国家已经很难正常运转。当时国家的税收严重依赖盐税，而白居易等人认为政府放弃垄断、依赖农业税就可以维持整个国家运转的思想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陈寅恪先生在笺证白居易的《盐商妇》一诗时，详细列出了白居易的策论关于盐政的相关观点，指出诗歌和策林的观点“殊无差异”，乃是“儒生之腐论”。^[86]这一方面说明盐税的重要，因为新的盐税成了支撑国家运转的重要经济支柱；另外一方面说明，新的盐税乃是历史必然。陈寅恪先生就认为：“至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渐超越北朝旧日之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时之历程时，则国家财政制度亦不能不随之以演进。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视之为当时政府一二人创制，实则本为南朝之旧制。”^[87]

从历史发展看，盐法和两税也是进步的，所以，对于诗歌中反对新的税收方式的表达，需要辩证分析，不能简单的认同。盐法和两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财产”为核心，体现了赋税的平等性，食盐多的交税多，财产多的交税多。每个人都需要食盐，而食盐必须从商人处购买，实际上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交了盐税。两税中的户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88]，地税按照田亩的多少来征税。此前的租庸调制度，是以“人口”为核心，“国计军防，并仰丁口”^[89]。所谓“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下、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90]。“男年二十以下、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体现了对弱者的扶持，而对九品和九品以上的官员不课户，则又显示社会的等级。在显示等级的同时，形成了国家赋税政策上的“掠贫济富”，对此，马端临有精妙论述：

必欲复租庸调之法，必先复口分世业之法，均天一之田，使贫富等而后可。若不能均田，则两税乃不可易之法矣。又历代口赋，皆视丁中以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今有幼成丁，而承袭世业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居处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91]

官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比较高，是资源的控制者，也是大量财富的拥有者，对于他们的免税，实际上是对于一个有很好的纳税能力的阶层的免税，这样，“马太效应”显著，穷的更穷，富的更富，显然不是治理社会的良策。

尽管盐法和两税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