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拓展中的期待
“商人·商业·唐诗”，是一个有很大拓展空间的题目。本文的结束语理解为另外一个开端也许更加合适。
即以“商人·唐诗”而言，就有很大的论述空间。邵毅平先生认为：“在文学与商人的关系方面，其实同时存在着两个侧面，一个是文学如何表现商人的问题，一个是商人如何影响文学的问题。”[1]而仅仅是文学如何表现商人，邵先生就选择了七个角度：一是对于商人的态度，二是关于商人的精神世界，三是关于商人的社会处境，四是关于商人的内心愿望，五是关于商人的性爱生活，六是关于商妇的表现，七是关于士商关系。[2]每一个角度又衍生很多的细部。可以说，邵先生的分析和考虑是比较周详的。但是，亦如邵先生所言：“以上只是几个我们所认为的主要的方面，而并不是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特点的所有方面。”比如，还可以涉及文学如何表现商人子女，涉及文学如何表现商农关系，等等。
在唐诗与商人的关系方面的两个侧面是：唐诗如何表现商人，商人如何影响唐诗。不过问题又不仅止于斯。商人与唐诗关系的另外一面就是：商人和唐诗共同组合形成某种关系，因为组合而形成的这种关系，超越了“表现”论与“影响”论两个范畴。
组合本身又可以产生很多侧面。比如：唐代商人刘损和他所留下的诗歌。这里，刘损本人就是商人，而他创作的诗歌与他作为商人本身的组合超越了“表现”论与“影响”论的范畴，成为后世观照当时历史的多棱镜。在《琵琶行》里，商人作为不在诗歌描写现场的第三者被表现为“重利轻别离”，千年而下，“重利轻别离”成为表现行商情感的重要范式。马致远借题发挥，在《青衫泪》中虚构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的悲欢离合，中间插入商人与鸨母的欺骗破坏而造成戏剧冲突。在士人、商人、妓女构成的三角关系中，商人是失败者，妓女终究是爱士人而不爱商人。这更是白居易、商人、妓女与《琵琶行》多重组合的产物。[3]注还有的诗歌本身就有商人作为描写对象出场，商人和诗歌组合又出现另外的情况。本文中《唐诗中商人和农民对比题材论析——以中唐为例》，其实就是通过对唐诗、商人、农民等几个方面的组合分析，得出相关结论。这些结论中我们固然指陈诗人在“表现”商人方面存在偏颇，也发现商阶层的兴起“影响”了文学向通俗方向转移。但是，很多的结论又同时超越了“表现”论和“影响”论的范畴，比如因为二者的组合研究而得出的当时税收的相关情况。今天的商人与唐诗的组合更是一个令人兴味盎然的课题。目前，整个文化成为消费的文化。“消费文化中的趋势就是将文化推至社会的中心”。[4]唐诗作为优质文化在今天“社会的中心”将扮演什么样角色？
真是令人期待！
“商人·商业·唐诗”的范畴则又远远超出“商人·唐诗”范畴。仅仅以人员而论，商业人员不但包括纯商人，还包括与商业有关的从业人员。这些人员是纯粹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的很多倍，研究的范畴和视野也因此扩大很多。
笔者力图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研究这个课题，力图突破一元思维、二元思维；力图突破一个维度、两个维度；期望用多元思维、多维视角思考这个论题。现在看来，还很不理想。
对于这样开放性论题的综合研究难度首先在于：以唐诗为落脚点研究唐代的商业和唐代的商人，其资料毕竟有限，并且角度也有限。要集中力量研究一个问题也就很有一些难度。所以，只有采取散点透视的方法。
这种开放性论题综合研究的难度还在于商人和商业在唐代社会，不是被人重视的群体和行业。“文人们的眼睛和灵感也‘势利’得很，他们只会关注那些被社会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5]而这些材料，在诗人表达的时候，不是作为正式的甚至积极的材料，而是作为一种贬损或者陪衬。
综合研究的难度还在于笔者综合学养不够。
但是，对这样开放性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还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本文主要从这样两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其一，唐代文学是被研究得非常充分的文学，但是，从商业文学的视角探索，仍然有较大的探索空间，本文的《绪论》对此进行了重点论述。
其二，在认识的落差中发现研究的生长点。商业和商人在古代的地位非常低下，人们普遍对交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6]
班固的观点，到了唐代还非常适用，唐代士大夫的主流观点其实也是这样。我国历来是农业社会，因此我们的古人没有认识到交易的重要性。而实际上，“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发展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7]交易是人类财富增长的最可行方式，使每一个人的长处最大化。交易的实际重要和交易在当时被认为不重要之间的研究，就会形成很多和唐人不同的结论：本文关于唐诗中农商对比的研究、商人传播唐诗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样认识落差的基础上的。这样的认识落差，其实更加集中体现在商业观念和商业思想层面，从唐诗看唐代商人的信仰、从唐诗看唐代诗人的商业思想，还非常的表面和肤浅，并且，有许多角度没有涉及，期待着研究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辩证对待这样的认识落差，还有助于我们建立正确的文化自信。(www.xing528.com)
上述这些努力还有待继续，在“商人·商业·唐诗”的联动研究中，笔者试图进行整体的研究，不仅仅是着眼于商业也不仅仅是着眼于文学。因为商人和诗人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点，商业和文学也就有立足研究的支撑。商人和诗人，对于利益的追求是一致的。按照经济学的解释，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所谓“经济人”，就是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被假设为是合乎自身利益的，即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商人以营利为目的自不待言，每一位诗人，自然也都是“经济人”，“文学的无功利性是为着实现强烈的功利目的”。[8]
商人是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诗人也是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商业在整个经济环节中是最活跃的因素，整个世界就是在不断频繁的商业活动中加深了交流、互动和融合。商人是商业的主体和核心，商业交易中的商人必须是自由的，有决定商品的成交价格和是否交易等多方面的自主权；商业交易还是在双方或者多方的情况下进行，这就必须有交易的规范或者法律制度。正常的商业交易各方在交易的这个层面必须体现平等，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商业行为。另外，交易必须是具有竞争性质的，完全的垄断就不是商业意义上的交易，而是行政的命令了。所有这些特点，决定了商人追求自由、法制、平等、竞争等方面的特性。商业的这些特点和一千多年前的唐代社会现实充满了矛盾，唐代的宫市更多的是政府掠夺而不是商业交易。本文的着眼点就是在这矛盾中考察唐诗的发展状态。文学是古代的显学，唐诗是我们的国粹，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我国古代诗歌是全世界最发达的，而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有个性的诗人才会创作有个性的诗歌，追求自由、平等是诗人的天性。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生存状况与统治者的统治方式、统治者的构成甚至与统治者本人的爱好与素质密切相关。唐代“身为宰相的诗人”有一百六十一位，“身为朝廷重臣的诗人”有一百七十六位，“身为地方官吏的诗人”有一百零六位。由此说明，“唐代诗人队伍的政治色彩极为浓烈，几乎遍布朝廷的各个层面。”[9]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商业又是经济中最活跃的行业。商人、商业与唐诗的关系，能够体现商业经济对于诗歌的决定作用，能够体现商人对诗歌发展的直接的和间接的贡献，尤其能够体现诗歌对于商业经济的能动影响。
商业和文学、商人和诗人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点。唐代商业以物质产品交换为主，而唐诗交流的是情感和志向，二者的分别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文学艺术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同时也是一种实际的生活方式，是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生产活动，是人的基本的历史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在于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物质需要，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精神——审美需要。”[10]一个人的物质消费是有限度的，而精神消费是无止境的。
笔者曾长期从事商业经济工作，并且发表了一些出版营销方面的文章，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在经济工作中的特殊重要性有深刻的体会，所以，试图通过唐诗打通文学和商业经济，试图从整体的角度把握商人、商业、唐诗，现在看来，还有很多研究面有待进一步拓展。
【注释】
[1]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第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同上书，第7—8页。
[3]注参看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第145—14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5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5]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第1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汉］班固《汉书》卷24，中华书局1977年版。
[7]［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6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9]孙琴安《唐诗与政治》第5—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应必诚《论艺术生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复旦学报》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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