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中心理分析揭示人性

鲁迅杂文的心理分析

心理学在我国一向不大发达，有一段时期，甚至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加以讨伐。结果，不但影响了某些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还助长了对于人的工作的简单化倾向。

其实，以改造旧社会、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应该以活生生的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随时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而不能把原则当作教条看待，拒绝对于人心的研究，更不能以贯彻某种权力意志为终极目的，而不管人的实际情况如何。可惜在我们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礼教的统治，那种抹煞人的存在价值，无视于人的心理状态的做法，倒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庄子·田子方》篇中就记载着楚人温伯雪子对于鲁人的指责：“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经过汉代的“独尊儒术”、宋明的理学熏陶，所谓礼义，不断得到强化，对于人心就愈来愈不了解了。一切行动，都毫无真情实感，行“礼”而已。所以鲁迅在引述了上面这段话之后，便强调地指出：“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¹⁾陋于知人心，不但会使“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而且还会做出许多不切实际的事，取得完全相反的效果。鲁迅说：“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其少。”⁽²⁾这是提倡者始料所不及的。

正因为看到陋于知人心的危害，所以鲁迅是很注意对于各种人物心理状态的分析研究的。他的见解的深刻性，他的杂文的锐利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得益于这种心理分析。

一

一提到鲁迅与心理学的关系，人们马上会想起弗洛伊德。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有两个明显的事实无可否认：一则，鲁迅在一九二二年写过一篇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补天》），作者自述其创作意图是“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³⁾；二则，鲁迅于一九二四年还翻译过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文艺学论著《苦闷的象征》，并把它作为教材，向大学生讲授文艺理论，而这本书是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作为依据来解释文艺的。

弗洛伊德学说侧重于研究变态心理，而把一切行为动机都归结于性欲本能的冲动。不能把这种学说斥之谓完全荒谬的东西，因为它的产生原也有一定的社会历史依据：“在当时的奥地利帝国，尤其是在家长统治式的犹太族社会内，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社会禁忌十分严格，特别是对两性的关系，禁忌最严。因此很多生长在这样一种家庭和社会里的人就在某些形式的两性关系方面遭受到苦难。弗洛伊德的很多患者和弗洛伊德本人从小都受到了这种奥地利——犹太文化气氛的严重影响。”⁽⁴⁾弗洛伊德的错误，不在他对于由性压抑而引起的变态心理的分析，而在于他离开了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特定的命题范围，提出了泛性欲主义。弗洛伊德从生物学的观点，来分析人的本能，而否认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这样，他就走上了歧路。

鲁迅所处的中国社会，也正是封建禁欲主义盛行的地方，随处可以见到因性压抑而引起的变态心理，因而他对弗洛伊德学说产生兴趣，是不无道理的。其实，鲁迅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之处，何止上述二例，翻检鲁迅杂文，分析那种性变态心理的地方多得很。

大家印象较深的，是在《论照相之类》里对于京剧名旦梅兰芳的揶揄。其实这并非对梅兰芳的正论，而是通过艺术鉴赏趣味问题，来分析小市民的某些畸形心理。中国是一个政治化的国度，特别是在首善之区，一切都随着政治风向为转移，连照相馆里的陈列品也不例外：“无非其人阔，则其像放大，其人‘下野’，则其像不见”。而要在北京城内寻求一张不像那些阔人似的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照相，则只有一位梅兰芳君。是不是中国人特别看重艺术家呢？事实并非如此。在中国，无论是画家或作家，也无论是新派或旧派，尽管有些人名气很大，却难得有照相行世。所以鲁迅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原因何在？鲁迅根据精神分析法分析道：“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遮盖着艺术鉴赏花布的市民心中的隐秘，在精神分析的解剖刀下，露出了原形。

接着，在女师大事件中，鲁迅更多地运用精神分析法来揭露压迫者的卑劣心理。当时，女师大的校长杨荫榆是一个留过洋的老处女。她口口声声要用新教育法施行教育，其实处处以封建的老方法来迫害学生。对于敢于反抗的进步学生，她诬蔑她们的“品性”，敦促警厅镇压，还造出了这样的理由：“此次因解决风潮改组各班学生诚恐某校男生来校援助恳请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借资防护。”针对此，鲁迅写了一篇《女校长的男女的梦》，指出入校在八月初，而她已经在七月底做好“男生来帮助女生”的梦，并且将如此梦话，叙入公文，那是脑里有些什么贵恙。虽然鲁迅声称他“并不想心理学者似的来解剖思想”，但对这种以自己设立的梦境来诬人的做法的谴责，已使读者看到了这位女校长的心理的卑劣。进一步分析这种性变态心理的是《寡妇主义》。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社会往往信托独身的老处女来办女子教育，以为她们不与任何男性相关，又无儿女系累，可以专心于神圣的事业，殊不知从此而青年女子之遭灾，就远在于往日在道学先生治下之上。“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他列举了欧洲中世纪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中国历代的宦官为例，认为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

正是从这种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出发，鲁迅看到，青年男女正常的活动之所以受到猜疑、指责，就是因为指责者自己有着不纯洁的性变态心理。他指出，杨荫榆是“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⁵⁾在这种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只有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然而，跨出校门之后，这个以假道学者为正人君子的社会里又哪里能使青年男女过着正常的生活！这些正人君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里却极其卑鄙龌龊。鲁迅在《肥皂》这篇小说里，就揭露过一个假道学四铭的性变态心理：此人一本正经地指责调戏女讨饭的光棍，却又津津有味地复述着光棍的流氓腔：“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其实却正是他自己的内心写照。对于道学家的这种毒淫嫚悖心理，鲁迅在杂文中也时有揭露。比如：一九二七年写的《小杂感》，其中有一则就指出：“一见短袖子，立即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自有它可取的一面，至少，它对性变态心理的分析是深刻的；而且，“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⁶⁾，也是对绅士淑女们极为不利的。而鲁迅正是取了这有用的成分，加以运用，而获得了战斗的效果。鲁迅从来不盲目照搬外国的学说，而总是从本国社会斗争的需要出发，加以吸取，加以扬弃，加以改造。他对于弗洛伊德学说也没有盲目照搬。即使在创作《不周山》时，鲁迅就没有完全按照弗洛伊德的路子走下去。尽管作者的“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但由于“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⁷⁾——现实的讽刺冲淡了性的创造学说。至于《苦闷的象征》这本书，作者厨川白村本来就对弗洛伊德学派作了些改造，认为生命是力的突进和跳跃；而鲁迅之翻译这本书，又有其社会批评的目的：想用这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来刺激何其萎靡锢蔽的中国此时的国民精神。还在翻译这本书的次年，鲁迅在《诗歌之敌》中就指出了精神分析派的偏颇：“奥国的佛罗特一流专一用解剖刀来分割文艺，冷静到入了迷，至于不觉得自己的过度的穿凿附会者，也还是属于这一类。”后来，随着社会斗争经验之丰富，随着思想的发展，鲁迅还进一步对弗洛伊德学说作出了深刻的批判。最集中最明显的是一九三三年写的《听说梦》。那一年，《东方杂志》的新年特大号里发表了许多人对于“新年的梦想”一题的答案，很有些涉及了社会问题，所以遭到资本家的删改。记者在《读后感》里引了弗洛伊德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鲁迅对此表示异议，他说：“弗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接了起来”。“不过，弗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

是的，鲁迅立足于现实斗争，关心的是社会问题。所以，他虽然受过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但他杂文中的心理分析则始终与社会问题相联系，即使直接分析性变态心理也是如此。而当他对弗洛伊德学说作出批判之后，他又不是简单地抛弃这个学说，在现实斗争需要时，仍旧运用其合理的成分来分析社会问题。一九三三年底到一九三四年初，在中国文坛上发生过一场所谓京海之争：京派文人大大地奚落了一顿海派文人，而海派文人也小小地回敬了几手。鲁迅当时写了一篇题为《“京派”与“海派”》的杂文，对眼前的京海之争作了一番社会历史分析：“北京是清明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这种分析，应该说是深刻的。但是一年以后，事态的发展却使鲁迅省悟到原先所说的并不圆满。因为京海两派在斗了一番之后，却携起手来提倡晚明小品，用闲适的文风来冲淡人们的斗志，做成了一碗“京海杂烩”。于是，鲁迅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又写了一篇杂文：《“京派”和“海派”》，对上一篇文章的论点加以发展：“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他还援引了法郎士的小说《泰绮思》为例证，这本书里描写一个在沙漠中苦行的高僧到亚历山大府上去点化名妓泰绮思出家，以免她贻害世道人心；泰绮思出家了，但这位高僧却爱上了她，弄得神魂颠倒，终于跑到泰绮思面前叫道：“我爱你”。鲁迅认为，所谓京海之争，实际上就是这个情景。这里用的当然又是弗洛伊德学说，但无疑有助于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可见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排斥，而是善于吸收其他学派的积极成果来作为自己的补充。

当然，鲁迅杂文中的心理分析，远远超出了弗洛伊德派的范围，而涉及各种社会心理，其实是一种社会心理学。这种心理学的特点，是把人物的心理状况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而通过对人物的心理分析，来阐明某些社会问题。心理特点固然与生理机制有关，但人毕竟不是一般的动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通过社会关系来分析人的心理，才能分析得深刻、准确。

二

鲁迅是一个社会改革家，很长一段时期，他的工作重点放在改造国民性上面，后来，他在注重武装斗争和社会关系变革的同时，仍然没有忽视人民思想意识的改造。要改造国民的思想，必须对国民的心理有一个深入的分析和准确的把握。否则，就无从对症下药。

人们心里面想的东西，不一定直接说出，但“诚于中而形于外”，内心的东西又总是要流露出来的。要了解人的心理，最好是察其言而观其行。鲁迅正是善于从常见的生活现象中把握群众的心理。许多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经过鲁迅一分析，就使我们看到了平时不易于觉察而实际上广泛存在着的某些社会心理。

譬如：书籍的版式，原是琐屑小事，对整个社会无足轻重，但是鲁迅却从中看出了相当重要的社会心理。鲁迅出书，喜欢在书的天地头和每个题目前后留出较多空白，付印时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印出来，却大抵一篇篇挤得很紧。查看别的书，也一样。为什么过去的中国书和较好的西洋书一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新书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应该怎样看待这个现象，能不能以这样为质朴呢？鲁迅认为：“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⁸⁾类似的情况还可从文章的写法中看出。外国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和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兴趣。但中国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它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使花枝的活气都灭尽了。这也是失却余裕心的表现。鲁迅说：“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上述的那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⁹⁾

在上文曾引述过的《论照相之类》中，鲁迅除揭露了性变态心理之外，还即小见大，广泛地分析过其它的社会心理。相传照相术刚传到中国时，人们不大肯照。后来渐有光顾的人了，半身像是大抵避忌的，因为像腰斩。所以他们所照的多是全身，旁边一张大茶几，上有帽架，茶碗，水烟袋，花盆，几下一个痰盂，以表明这人的气管枝中有许多痰，总须陆续吐出。这一切明白地表现出那些人愚昧、落后和呆板的心理。当然也有些雅人不满于这种千篇一律的呆鸟，于是也有在照相上玩花样的。较为通行的是先将自己照下两张，服饰态度各不同，然后合为一张，两个自己或如宾主，或如主仆，名曰：“二我图”。也有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自己卑劣可怜地，向坐着的那一个自己跪着的时候，名色便又两样了：“求己图”。这些人自命风雅，实际上恰恰暴露了自己的奴才心理。鲁迅对这种奴才心理作了深刻的分析。他首先援引了德国心理学家李普斯《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所说的意思道：“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人主，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接着，他又引用史事加以证明：“孙皓，治吴时候，如此骄纵酷虐的暴主，一降晋，却是如此卑劣无耻的奴才。中国常语说，临下骄者事上必谄，也就是看穿了这把戏的话。”但鲁迅认为，对于奴才心理表现得最透彻的却莫如“求己图”。他说：“将来中国如要印《绘图伦理学的根本问题》，这实在是一张极好的插画，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讽刺画家也万万想不到，画不出的。”⁽¹⁰⁾鲁迅是极其痛恨这种奴才心理的，因为不去掉奴才心理，即使被统治者取得了统治地位，他对于别人的迫害也是决不会放松的，因而社会也仍然不能进步。所以鲁迅到后期论述革命文学问题时，还继续分析这种奴才心理：“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¹¹⁾在这里，鲁迅运用心理分析方法，丰富了阶级论的内容，使得理论更符合于生活实际。这是机械论者用贴阶级标签的方法所无法达到的。

现实生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有些表面现象和实际思想并不完全一样，有时甚至恰恰相反。有些人只看表面现象，难免要见事不明，办事错误。而鲁迅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却常常揭露出表面掩盖着的相反的实质来。

鲁迅曾经分析过盛行一时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就是一种表面上勇敢而实际上卑怯的社会心理。鲁迅认为，这种自大者与“个人的自大”不同。后者虽被目为厌世家，甚至被指为“国民公敌”，其实倒是有几分天才的，因为自己觉得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¹²⁾但中国多的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他们党同伐异，对少数天才宣战，而自己又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于是就把本国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大加赞美。这种人往往容易得到爱国者的美称，其实倒是败坏国家的。鲁迅分析其心理状态道：“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鲁迅认为：“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¹³⁾

小市民的言行，也常常具有这种表里不一的虚假性。小市民爱打听别人的丑闻，嘁嘁喳喳，议论不休。你以为他们是在维护正义，指责恶行吧？其实他们是怀着极其自私的心思，借奚落别人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同时使他们扯淡的嘴巴添上一点咸味。新闻记者为了迎合小市民心理，就在报章上大登特登这类消息，最后造成严重的后果。一九三五年，电影明星阮玲玉的自杀事件，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鲁迅写了《论人言可畏》，深刻地分析了隐藏在这些“人言”背后的小市民的心理：“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认识的人，因此她更是给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读者看了这些，有的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却比她正经’；有的想‘我虽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领，却比她出身高’；连自杀了之后，也还可以给人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的技艺，却比她有勇气，因为我没有自杀’。化了几个铜元就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艺为生的人，一遇到公众发生了上述的前两种的感想，她就够走到末路了。”

鲁迅还常常用心理分析法来观测群众的革命情绪，来判定文学作品所反映的革命征候，远比那种单纯凭现象所作的判断来得准确。比如，人们每以为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是革命文学，说它反映了群众的革命情绪，而鲁迅进行心理分析的结果，则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者仍然不理。正如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又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经了结了。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所以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只有当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鲁迅告诫人们道：“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象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¹⁴⁾

三

鲁迅不但用心理分析法来解剖国民精神，而且也用心理分析法去解剖敌人，取得了显著的战绩。

色厉内荏，口蜜腹剑，这是腐朽的中国封建统治者所具有的普遍的心理特点和阴险手段。鲁迅从来不为其势汹汹所吓倒，也不为其甜言蜜语所迷惑，而是冷静地加以解剖，揭示出他们在冠冕堂皇主张背后所潜藏着的虚弱心理，在美丽动听言辞掩盖下的险恶用意。

保存国粹，是封建文人常常鼓吹的口号，据说可以用来发扬国威；崇尚节烈，是达官贵人们所标榜的美德，说是要用以挽救颓风。表面看来，真是义正辞严，为国为民，很有力量，而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先说节烈。提倡节烈不但不是国力强盛的标帜，实际上倒是国力衰弱的表现；不但不能有益于世道人心，反倒反映了一种卑劣的心理，而且将更加助长社会上恶劣的品德。鲁迅剖析提倡者的心理道：“……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¹⁵⁾在这里，鲁迅将人物的心理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分析，就不仅使我们看到人物在想什么，而且使我们看到他是怎样想，和为什么这样想的。经鲁迅这样一分析，提倡节烈这一行为的心理基础和社会作用，都一清二楚了。鲁迅不禁感叹道：“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¹⁶⁾(www.xing528.com)

再说国粹。鲁迅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保古家的心理，认为他们提倡国粹，正是孱弱的表现。当国力强盛的时候，人们是喜欢创新，敢于吸收外来事物的，比如汉人唐人就是如此，因为他们的魄力雄大，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而“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¹⁷⁾所以一到国粹气味熏人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可虑了，外族就要入侵进来了。这是有历史事实可以作证的。鲁迅还用饮食问题作比方：“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¹⁸⁾这种心理状态，有日常生活经验作基础，人人都可以体会到，以之作比，更加令人信服。

但也有人认为我们的国粹的确是好，因为外国人也在那里提倡。的确，以前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嘲骂中国腐败，后来就不大嘲骂了，或者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他在中国住得很舒服，享受到了中国旧文化所提供给他们的好处，所以他们不希望中国变革，不劝中国人吸收外国新文化，反而崇拜孔子，提倡中国文化。鲁迅指出：“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¹⁹⁾；他们要“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²⁰⁾如果不了解这种心理，只听他们表面上讲得好听，那是要受骗上当的。

鲁迅在杂文中广泛运用心理分析方法，不但可以解剖出敌人的卑劣、孱弱的心理，而且还可以避免简单化地看待敌人，以利于更好地斗争。

在我们的社会上，往往流行一种简单化的看法，以为凡是反动分子，一定是从小就是坏人；如果他曾参加过革命阵营，那一定是有意识钻进来搞破坏的，他们的叛变是有预谋的。其实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鲁迅即使在与国民党权力者斗争得最激烈的时候，也常常借助于心理分析方法，指出他们思想的变化。鲁迅说：“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贝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象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²¹⁾在这里，鲁迅既看到了他们反共的必然性，也指出了由于心理错觉而引起的态度的变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当然，心理分析并非万应灵药，而且心理学原就有许多派别。鲁迅的心理分析之所以深刻，是由于他将心理学建筑在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他的心理分析常常同历史的分析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在鲁迅杂文中，往往是各种分析法的综合运用，从而取得显著的效果。

【注释】

(1)《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且介亭杂文·难行和不信》。

(3)《故事新编·序言》。

(4)杨清：《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第341页。

(5)《坟·寡妇主义》。

(6)《华盖集·“碰壁”之余》。

(7)《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8)《华盖集·忽然想到（二）》。

(9)《华盖集·忽然想到（二）》。

(10)《坟·论照相之类》。

(11)《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12)《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13)《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14)《华盖集·杂感》。

(15)《坟·我之节烈观》。

(16)《坟·我之节烈观》。

(17)《坟·看镜有感》。

(18)《坟·看镜有感》。

(19)《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20)《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21)《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