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与日本殖民统治

二、日本残暴的殖民统治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日本侵略者通过它一手炮制的汉奸傀儡政权，对东北实行极端残暴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名义下，日本关东军的兵力不断增加，分驻东北铁路沿线大小城镇和军事要地。日军在伪军配合下，经常到各地疯狂地进行“讨伐”，实施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例如1932年9月，日寇对抚顺附近的平顶山村进行疯狂“讨伐”，烧毁房屋800多间，3000多个居民惨遭杀害。日伪宪兵、警察和特务，到处为非作歹，随意逮捕、杀害城乡中国居民。据不完全统计，1932～1934年的两年间，在东北因“反满抗日”的“罪名”而惨遭杀害的就有67000多人。因其他“罪名”被杀害的更是不计其数。日本帝国主义还采用各种狠毒的手段，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他们大搞所谓“治安肃正”运动，进行“大检举”。推行保甲制度，实施连坐法。实行所谓“归屯并户”，用刺刀强迫当地居民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村庄，并小屯为大屯，集中居住。后又“并大屯”，强行建立“集团部落”。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寇为进行细菌战，于1932～1933年，在东北哈尔滨附近建立所谓“石井绝密机关”，丧心病狂地用中国人代替动物进行细菌试验。

除野蛮的军事统治外，日本侵略者还在“日满经济一元化”的口号下，通过各种方法，对东北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最庞大的殖民掠夺公司。九一八事变以后，“满铁”的势力扩展到东北经济的各个领域。它垄断了东北境内的全部铁路，控制了汽车和航运业。它除直接经营东北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制铁所和最大的煤炭企业抚顺煤炭会社外，还拥有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和满洲煤矿株式会社等许多旁系公司。除“满铁”外，还有其他垄断资本组织，如三井、三菱、大仓和东洋拓殖、住友、根津、安田及浅野等财阀的势力也先后伸进东北，进行经济掠夺。“满铁”及这些垄断组织掌握下的企业，操纵着整个东北的经济命脉。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农村的掠夺更为残酷。它凭借暴力进行大规模的“武装移民”，大量霸占中国农民的土地，还直接抢走大量农产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每年将近一半的豆类及其制品，近三分之二的粮食都被日寇抢走。此外，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大面积种植鸦片，用来筹措侵略军费和毒害中国人民。日本侵略者还垄断了整个东北的商业和金融。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对中国人民进行血腥军事镇压和残酷经济掠夺的同时，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摧残中国民族文化，妄图消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当局强令东北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对带有中国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禁绝，禁止中国关内报刊进入东北。据伪文教部记载，1932年3～7月，日本侵略者焚书650余万册，还实施所谓教育的日语化、共荣化和职业化。伪满的学校从小学起，就把日语列为必修课。把中国语文课改称“满语”课，内容均是宣扬“日满亲善”和“王道乐土”之类的胡言乱语。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日本侵略者伪造历史，捏造事实，胡说什么东北不是中国领土，东北人民不属于中华民族。日本侵略者还大力推行封建复古的教育，用“忠君爱国”、“忠孝仁爱”、“王道政治”等谬论，毒害中国人民。为了直接控制东北的各级学校，日本侵略者派出一批日本军国主义爪牙和法西斯文人到学校总揽大权，并对学生进行法西斯军事训练。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满洲帝国协和会”，作为进行反动宣传的总机关。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对东北人民实行残暴的军事镇压、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东北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面对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www.xing528.com)

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对日抗战。9月20日，中共中央和日共中央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着手建立游击队，到1933年在东北的磐石、东满和珠河等地先后建立起10多支抗日游击队。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由杨靖宇和赵尚志等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日联军在广阔的松辽平原上，在大小兴安岭的丛林中，不断袭击敌人的据点，破坏铁路交通，焚烧敌人军火仓库，炸毁敌人飞机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英勇的抗日斗争。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共歼灭日伪军14万余人，抗日游击区扩大到70余县。

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也不断地掀起反日斗争。1931年9月24日，上海爆发了3万多码头工人的反日罢工和10多万学生的反日罢课。12月17日，各地赴南京学生3万多人联合示威，当示威队伍行至珍珠桥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造成“珍珠桥血案”。

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不满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他们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收复东北，开放政治，实行民主，支持和参加抵制日货运动，主张对日“经济绝交”。

在人民群众抗日反蒋斗争的影响下，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1931年10月，东北军将领马占山违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领导其部起来抗日。12月，在江西“围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在董振堂、赵博生的率领下在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1932年1月，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时，国民党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与上海人民一道奋起抗击，打得日本帝国主义三易主帅未能得逞。由于蒋介石政府继续采取妥协的政策，十九路军才被迫退出上海。5月间，蒋介石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议》。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正式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党当局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原则。与此同时，中共临时中央一方面坚决主张抗日，一方面又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政策，而且不切实际地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中间势力、拒绝合法斗争等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和策略，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广泛的抗日反蒋的同盟者，丧失了组织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抗日潮流暂时低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