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成功与死亡

四、商鞅变法的成功与商鞅之死

商鞅变法总体上说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势，并且抓住了阻碍秦国社会进步的主要矛盾。在经济上打碎了旧生产方式的桎梏，以国家授田制取代了村社份地，培育了自耕农阶层，遏敛了奴隶制的畸形发展，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使生产力获得解放。在政治上动摇了宗法结构下的贵族统治体制，剥夺了旧贵族的传统特权，张扬了新兴地主阶级势力，以二十级爵制为框架构建官吏行政系统，改变了秦国政权的性质。变法是以极大的强度全方位推行的，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经济、政治措施，又产生了共振和互动效应，迅速革新了秦国的社会面貌，使秦国由此步入了民富国强的兴旺之路。

《史记·商君列传》言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又过了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就连对商鞅酷刑残民提出过严厉批判的刘向，也不得不承认：“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故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马法》之励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²³⁾我国古代政治家中能获此佳誉者，实在难以找出第二个人。

商鞅变法的顺利推行，仰仗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一旦失去了国君的支持，商鞅便无力对付旧贵族们的反扑，其个人命运也就只能以悲剧收场。据《商君列传》载，秦孝公于公元前338年死去，太子惠文君立，曾被商鞅施过劓刑的太子之傅公子虔一伙，立即发动了对商鞅的迫害。他们诬告商鞅造反，发吏捕拿。商鞅逃亡至魏，未能立足，又返秦回到自己的封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以作困兽之斗，最后兵败于郑地黾池。惠文君对商鞅施以酷刑，“车裂以徇”，并族灭其家。

旧势力的反扑只能造成一时的逆流，并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商鞅虽死，其法未败，是时改革前后已推行了20多年，秦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体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封建制度已基本形成。

【注释】

(1)《后汉书·西羌传》。

(2)《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46页。

(3)战国后期至秦汉，我国的奴隶制的确已走出公役劳作和家内服侍的范围，而较多地进入了农业生产领域。但奴隶制仍不是经济生活的主导因素，因为奴隶还远非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仍是处在不断分化中的自耕农阶层。有些学者过分夸大了秦国使用奴隶的现象，视秦国社会为奴隶社会，实有“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之嫌。而且，私家用奴隶于田作的现象，很快便被淹没在封建性庄园制和租佃制的大潮中，始终未曾显示出走向古罗马那种决定社会命运的奴隶制的迹象。

(4)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6～128页。

(5)《盐铁论·散不足》。

(6)《史记·秦本纪》。以下引文凡未注出处者，皆见《秦本纪》。

(7)《史记·商君列传》。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皆见《商君列传》。

(8)《史记·高帝纪》。

(9)《汉书·百官公卿表》。高敏先生曾指出，秦的二十等爵制度中不少爵名，“是在商鞅变法过程中及其死后逐步出现的”，“二十等爵，是逐步演变、发展中形成的，并非商鞅之制。”（《秦汉史探讨·商鞅的赐爵制非二十等爵制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4页。）我们认为，一套完整的爵制体系，须经历逐步变动、完善的过程，这是很合理的；某些爵级，确也存在过不同的名称，最初也不一定就是二十级。但这都不能改变商鞅变法推行新军功爵制的事实，二十等爵制的基本框架，是由商鞅制定的。(www.xing528.com)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23页。

(11)《史记·商君列传》谓秦筑宫廷于咸阳，“自雍徙都之”。此说可能有误，因为《秦本纪》明言献公时已徙都于栎阳。

(12)《汉书·地理志》。

(13)《咸阳县志》。

(14)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杂录》，三秦出版社，1995年。

(15)《汉书·地理志》。《秦本纪》则言：“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县数说法不同。鉴于《六国年表》亦言孝公十二年“初聚小邑为三十一县”，当以三十一为是。31个县，当为商鞅变法时的数字。随着秦国地域的扩拓，县的数量肯定会增加，41个县可能是后来的统计数字。

(16)《汉书·百官公卿表》。

(17)马非百：《秦集史·郡县志》（下），中华书局，1982年。

(18)《左传》的记载显示，春秋时期的“赋”，主要是指军赋，传文常以“赋”指代军事力量。如成公二年传文载之战前鲁乞师于晋，“晋侯许之七百乘。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昭公十三年传文载王室卿士刘献公对叔向语：“天子之老请帅王赋，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哀公七年传文亦有“鲁赋八百乘”、“邾赋六百乘”等语。郑玄注《周礼·大司马》亦云：“赋，给军用者也。”

(19)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2页。

(20)《史记·商君列传》。

(21)《商君列传集解》引《新序》文。

(22)《商君书·赏刑》。

(23)《商君列传集解》引《新序》文。